四十多年前的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可以说改变了中华国运。2018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高考——南京大学1977、1978级考生口述实录》，收录了1977、1978级南京大学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入学的几十位考生的口述历史。时过境迁，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重温那个艰辛而富有朝气的时代。

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黑暗与混乱终于退场。在无数人彷徨的身影中，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中国，无数青年人看到了希望。570万人涌向了高考考场，踏上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征途。第二年春天，27.3万多名大学新生踏入大学校园，在高校停止招生的十年寒冬后，终于等到了春回大地。1978年9月，新一轮的高考再一次拉开帷幕，前后两届共1000多万的考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人生的激情。

昔日少年如今两鬓斑白，但四十年的风雨中，他们始终和社会的进步血脉相连。从1977年到2017年，高考的记忆不断变化，但时代赋予他的特殊意义未曾褪去。我们站在当下，回顾四十年前的风雨，聆听和记录南京大学老一辈学者踏入南大校园的故事，形成了我们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高考1977—1978”口述历史项目。自2016年6月以来，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的师生采访了19位在南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南京大学1977、1978级校友，记录下他们的高考记忆。同时，向10位毕业于南大在各地工作的校友约稿，回忆高考前后的生活。我们从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之中，在当下记录这个中国命运的转折关头，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时代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

一  “十年浩劫”中的学习生活

1977、1978两级高考生的构成，可谓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其中不仅有应届生，更多的是那些文革前、文革中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因为“文革”的缘故，高考于1966年停止，中学毕业生因缺乏足够的升学通道而大规模堆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了下乡知青，虽然部分人通过招工、招干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或干部，但这与他们预期的人生已经大不相同。

童星老师回忆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在1966年，大概是11月份，我也去过一次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之后我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先是种田，当农民，搞了3年；后来到公社的供销社做临时工，……后来正式招工，身份就成了工人。成为工人之后又被县委、县政府借调去——也是中国特色——叫‘以工代干’，就是工人编制当干部，又干了三年。……1977年底考上南大，1978年2月份入学。”知青生活几乎已经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我是做好了在农村呆一辈子的打算的，我和当地人结了婚，在读大学以前就生了3个小孩。”

而文革开始时，龚放老师正在江苏省常州中学读高一。作为1968届毕业生中的一员，龚放老师听从了几位“造反派战友”的意见，前往溧阳汤桥插队落户。龚放老师回忆，自己在公社“学插秧，学挑担，学着在稻田秧行间跪着耘田，撑着小鸭船夹塘泥”，之后又被抽调到汤桥公社广播放大站当线路维修员，每天爬电线杆或者栽茅篙，牵广播线，还有义务帮公社办公室写材料、写通讯稿。饱尝生活的艰辛，他感叹道：“在真切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同时，我们真正想念在学校、在课堂读书学习的难能可贵！我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重新背起书包进了学堂，但上学深造，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了！”

吴稚伟老师是浙江绍兴人，由于父母都是驻守西北的军人，他随父母在西安生活。“在农村我们必须要自立，我们还有地要种，当时公社大队是没有什么供应能力的。我们可以去生产队领粮食，但是副食要靠自己解决。所以那时副食对知青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少能够有知青自己种蔬菜、养牲畜。”

陈谦平老师高中毕业后幸运地留在城里就业，被分到了南京金属工艺厂，就是现在老字号——宝庆银楼。“我们那一批一下子就进了三四百名青工，经过近一周的培训，让每个青工做一个戒指，由十个老师傅每人先挑选一名大徒弟。……我有幸被余松鑫师傅看中，成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这十个人后来成为设计人员或生产车间的班组长。”

如果没有高考，他们将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走向距离学术越来越远的地方。

二  突如其来的喜悦与惶恐

回想起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老师们还会感慨地用“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来形容。左成慈老师道出了许多考生的心声：“大概是在1977年10月，社会上开始流传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高考的说法，但我并不敢相信，因为‘文革’刚刚结束，怎么可能谁都可以高考了呢？”张立新老师说：“我们也不敢相信，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知青下放满两年，才有资格推荐到工厂、军队或者推荐上大学。我们当时两年还没到，也没当回事。”陈仲丹老师回忆：“1977年下半年，我在做民办教师，去邻近的广洋中学参观访问。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个广播，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住了……”

恢复高考固然可喜，但是考生们对于报名资格却又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疑虑，其中也有很多老师担心着自己的出身问题，贺云翱老师因为自己的“成分”曾被迫放弃了很多机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过一些机会，比如进部队……后来我们当地的干部说不行，‘他不能参军’，‘他家成分不好’。之后县里的文化局也来要过我，作为写文字的人去剧团什么的，后来也是说我成分不行不能去。”所以“高考的时候特别担心政审，政审问题就是一道紧箍咒”，而且当时社会对于恢复高考这一消息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最后政府还是顶住了压力，为考生们提供宽松的政审环境，让大部分考生能够顺利报名考试。

在经历了疑惑和挣扎后，考生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报了名，但是距离考试只剩下一到两个月，紧张的复习时间让不少考生心生焦虑，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考生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因为几年劳动许多知识已然忘记，而当时又鲜有复习资料的困难。黄卫华老师回忆说：“虽然我一直当老师，但其实很多知识都忘记了。……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有些东西，像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因式分解，以前学得很简单。例如十字相乘法，还是我当老师的时候，把我姐姐的书拿出来看才学会的。”

当时除了自学，还有大量老师自发开设的补习班，无偿地为考生助力。张捷老师表达了对这些老师的敬意和感激，“那个时候春季，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听课，还有同学不是正式补习班的学生，就在教室外面隔着窗户听，周祥昌老师看到了就说‘那个同学你进来听吧，你进来没关系的’，还有个教化学的胡老师，女儿刚刚不幸意外病逝，仍然按时来帮我们上课补习，大家也是感动和感谢不已。”

对备考生而言，另一大困难就是他们本不充裕的复习时间还要分很大一部分给当时正在做的工作，龚放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是在职职工报考，允许请假半个月复习迎考。但是我在公社广播站工作，那年恰逢大旱，不少地方河沟见底，无水插秧，必须几级电站接力，提水、翻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向领导提出请假，即便提出也根本不会获准。所以要看书复习，只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他们还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最后的冲刺。吴稚伟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复习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农村没有电，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当时我们生产队总共有七个知青，我们4个男知青住在一起，复习的时候有两盏煤油灯。但是有个知青，他考音乐类单簧管，练习乐器的时候非常吵闹，我们3个人就没法好好复习。所以我们3个知青用一盏煤油灯，另外一盏就让他端到厨房去练习单簧管。”

正如贺云翱老师所言，考试主要还是靠平时的积累：“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高中班主任）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因为我1974年毕的业，毕业3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看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

三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经过短暂的复习之后，考生们或自信或忐忑，走向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地方。周沛老师回忆道：“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进入考场前的一些场景。考生有兴高采烈的，有惶恐不安的，也有晕头转向的。我记得还有人忘记带准考证，骑车回去拿。”陈红民老师就讲到自己“忘带准考证”的经历：“考试的第二天下午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有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来得及。但匆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我不知为何做了一个极为冷静的决定，先去办公室找到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那位女老师很爽快地说，没有问题，我认识你，前面三科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看我答卷。这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而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是考地理，我居然考了92.5，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因为监考老师的善良和爱才，成就了一位历史学家，或许四十年前是谁也想不到的。

谈到高考题目，老师们普遍认为不是太难，但是仍然有区分度。除了数学、语文、政治，文科还要考历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学。黄卫华老师说：“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400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它的都可以。我是化学好，化学50分，我那50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90多分，语文大概80多分。”

由于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和招生工作都略显仓促，加上考生对于高校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不了解，其中也有不少“历史的偶然”。谈到填报志愿，陈仲丹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我学历史是很偶然的，那时候志愿是用毛笔抄在公社墙上的，我们文科，就是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我当然不会上外语系了，因为外语要加试；哲学我也不想上，因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历史和中文了。本来我想上中文的，但是抄志愿的人抄错了，本来中文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少抄了两个点，就变成‘汉语言文字’了，我一看学文字，那很无聊，就选了历史系。”肖敏老师回忆：“那一年高考，各单位准备时间很短，就很混乱。录取的时候听说是各个高校在招生办‘抢’档案，对于优秀的考生，谁抢到算谁的。……我当时是被徐州医学院录取了，但我根本就没有申请医学院，它把我的档案拿到了，然后就问我，医学院你愿不愿意来，因为我不想学医，所以就没去。”

人们的境遇，有如此偶然的影响，然而偶然之中，又蕴含着多少必然？

四  新的学生、新的生活，恢复高考招生录取后的南大校园

1978年，南京大学迎来了久违的新鲜血液。1977级新生在2月份报到入学，紧接着1978级新生在同年9月份报到入学，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冒荣老师回忆自己来到南京的艰辛：“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我是坐轮船来南京上学的。长江的航运，现在没有客运了，只有货运，还有旅游的。当时从南通到南京，逆水而行，路上大概要花14个小时，船票两块五角钱。”

1977、1978两级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的文革前高中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岁，甚至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则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小的只有16岁。秦亦强老师就讲到自己作为应届生的心态：“我们应届生和他们老三届，对学习的态度有所不同。我觉得老三届和工作过的人，重新得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很难得，就非常投入，非常认真。而我们这批人，16岁上大学，到学校里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就会迷失自己，觉得学习没有那么迫切，因为没有那么来之不易，所以就不是非常努力。”

进入大学以后，学习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由于“文革”的影响，高中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使得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显得尤为困难，尤其是像英语这样特殊的学科。但是全校学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的学习态度。张红霞老师回忆道，“我们排队打饭的时候，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也是‘低头族’，头低着背英语单词，排到自己了，再抬起头来。我们6点钟起床，早上大喇叭响，必须起来跑步，围着八舍半小时跑完以后，都拿着英语朗读，冬天是在路灯下朗读。”

另外，专业课在学生的课程体系里占比例很大，当时选修课还比较少。陈红民老师说，南大当时是中国最早实行学分制的大学之一。学生的毕业要求是修够125学分，而专业课学分就占到了110分以上。贺云翱老师谈到历史系的学生大一下半学期就进行了专业分流。系里非常重视他们的专业课，当时像蒋赞初这样的知名教授都来为本科生授课。除此之外，还请来了例如宿白、朱伯谦、刘叙杰、姚迁、罗宗真、李蔚然等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来为本科生授课。可以说，对于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空前绝后了。

七八十年代，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硬件设施十分差。宿舍远不能和今日的大学宿舍相比，每间宿舍住的人数从8人到10人不等。丁柏铨老师回忆道：“1978年的夏天特别热，40摄氏度以上，并且这种高温天气持续了很多天。我们晚上就都睡在篮球场上，每人拿一张席子垫在地上当床铺，因为宿舍里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热得无法入睡。”

食堂也是学生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学生8个人一桌，人来齐了开饭。学校对于贫困学生发放了伙食费，张立新老师回忆道，甲级户伙食费是14.7元钱。农村家庭的学生还可以拿到家庭助学金。吴稚伟老师回忆道：“我记得原来在南园门口有一家馄饨店，卖馄饨和面条，偶尔去吃一下，就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除了日常的饮食，学生还要用不多的生活费购买书本。贺云翱老师当时拿的是班上最高的18元奖学金，其中一半的钱都用来买书了。

南京大学的图书馆还是19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时期建设的。周同科老师说：“当时的南大图书馆，条件很糟糕，找书不太方便，基本上就是站在柜台翻卡片柜，翻到一本书，再把书号抄给柜员，柜员帮忙找，找半天才出来说没有，要看的书很难借到。……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学习氛围很好，同学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学习。大家特别热爱图书馆，去图书馆还得抢座位……晚上宿舍楼的厕所里面都有人看书，因为厕所的灯通宵亮着，而宿舍是统一熄灯的。”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没有因硬件设施的落后而减退。

“文革”结束不久，一些社会旧观念还未能完全解放。对于大学生来说，谈恋爱也是大学生活重要的一面，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南京大学，恋爱的氛围却显得颇为拘谨。童星老师回忆道，“校规也没讲允许，也没讲不允许。但当时的人，即使是在热恋中，也不会当着人拥抱、牵手的。”陈红民老师也表示，当时不提倡在大学发展新的恋情，会被看作“陈世美”而遭人白眼，甚至有人因此受到处分。相比之下，张红霞老师与自己的丈夫高抒的自由恋爱显得难能可贵，张老师说：“学校纪律是非常保守、非常严格的。……大多数同学，尤其是我们女同学，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不理解，而且我们女同学大多数悄悄地都有了男朋友，但她们不像我这么公开而已。”

五  四十年后看“恢复高考”——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万事可堪重回首，潘毅老师说：“高考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对国家的发展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我们家在农村，当时除了当兵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出来深造或者工作，所以高考算是我实现当工程师梦想的唯一机会。……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国家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真的发自内心感谢恢复高考。”从农村走出来的潘毅没有成为工程师，而是成为一名化学专家，他后来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道，一场革命成功之后，那么此前所有革命的理由便不复存在。40年后，当高考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青年人生中的必由之路的时候，我们在质疑高考的考试内容、质疑应试教育的教育异化。但是，有识之士不会质疑“高考”这一形式本身，它不是一场普通的选拔考试，它承载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它给无数人以“天道酬勤”的信仰，它让无数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场考试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考试和教育本身。

在改革开放40年到来之际，我们以口述历史和约稿的形式，记录下29位南京大学1977、1978级学生的高考记忆，记录下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献给那些亲身经历了共和国曲折奋斗年代的人们，胜利的鲜花献给你们。

    （本文为《我的高考——南京大学1977、1978级考生口述实录》前言节录/撰稿：武黎嵩、朱笑言，副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