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日子
——杨震
编者按
在迎接12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在“科学楼寻根工程”开展的过程中，环境校友会秘书处收到了杨震校友的鸿篇巨制，在环境校友会公号进行首发和连载，感谢大家的关注。
杨震师兄是南大环境学科1983级硕士生，他用生动的语言，让我们得以瞻仰那一代宗师们厚重而又飘逸的背影，让我们得以回望那一批大牛师兄师姐们鲜活而又泛黄的青春。我们以伟大的南大为荣，南大以杰出的你们为荣……
感谢杨震师兄的投稿，感谢孙成教授的联系、完善和补充。
环境科学系的首届硕士研究生
正常情况下，研究生入学一年后才进入论文研究阶段。但是，我只上了一学期课就开始论文研究。1984年春节后刚开学，许欧泳老师让我到北平房去见章蕙珠老师，讨论参加国家六五攻关项目“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事情。后来我知道，章蕙珠老师是文革前南大首批学部委员李方训先生的研究生。
北平房是八十年代南大人特有的记忆。请看另一位南大校友对北平房的回忆。
教室也同样十分紧张。校长匡亚明惜才心切，1978年扩招了大批南京市区的走读生，为三年大专学制，他们可以不占用学校的宿舍和食堂，但却使得教室更为紧张。学校临时在最北边建造了一批平房教室，称之为“北平房”。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啊！
中文系的一位校友后来这样写道：“绝对的简易房，像工棚。没设计可言，就像农村盖房，图纸也用不着。墙体用的是煤渣混合而成的水泥砖，一块砖有枕头那么大，芦席的顶棚，也不吊天花板，人字的结构一览无遗。还有另外加固的支撑，是碗口粗的毛竹，外面有，里面也斜杵着。往教室后排走，不小心就绊着。地面原本不平，乃是红砖铺就。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房子里固定的桌凳，确切地说，是水泥砖和水泥砌成的长条的台面，高的是桌，低的是凳，各罩一层黄灿灿的漆。时间久了，有些砖缝处开裂，长‘桌’分割成一截一截，‘凳’与地面粘合松动，有些地方坐上去晃动，或者干脆就倒了。北平房都是大教室，隆冬时节，里面积攒的‘人气’愣是一点用没有——我说的是似乎不增加半点暖意，嘴里哈出的气倒是有形有状，只是这视觉效果更让人觉得冷。南京人冬天没取暖的习惯，我这样的土著是冻惯了的，奈何北平房比我中小学的教室在密封方面也更等而下之。且绝的是，坐、伏皆在水泥之上，平日只觉其硬，冬天则怎一个冷字了得。不待久坐，已觉屁股下面寒气冉冉上升，渐渐就周身寒彻，如置身冰窖。不少人裹着棉大衣去上课，仔细点的人则随身带一棉垫。我虑不及此，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书包垫下面。
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了一件事。为什么在北平房上课，常常会有个把女生旷课？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猜想，她们一定是来例假了。想想实在令人怜惜，如此妙龄姑娘，天之骄女，花样年华，竟要坐在如此冰冷彻骨的水泥凳子上听课，岂不冻病？于心何忍？
我们的政治课是在北平房上的。后来学校建了新教学楼，北平房就不再给学生上课了。北平房进行了简易装修，由环境科学研究所使用。1984年底学校批准建设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是在北平房开始挂牌的。北平房的另一部分，是由如今的上市公司，南大光电的前身MO源研究开发中心使用。
1984年3月，我和章蕙珠老师去湖南长沙参加“湘江重金属环境容量研究”的项目论证会。当时从南京到长沙没有直达火车。去长沙或者从上海、杭州中转，或者坐船到武汉再转火车。这个攻关项目的牵头单位是湖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参加单位有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北大、南大、中国环科院水环境研究所、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我参加的部分是湘江重金属形态分布及其生物可利用性研究。1984-1986年间，我到长沙去了7次, 或者去采样, 或者项目开会。1984年夏天，是和章蕙珠老师、吴德军老师一起去采样的。1985年夏天去开会时,已开通南京到长沙的火车。37度高温，坐在没有空调的硬座车厢里,那个滋味可以想象出来的，车到江西鹰潭附近，铁轨出了问题，火车临时停车，在那儿等着修铁轨。更要命的是旁边另一条铁轨上停了一列装载肥猪的车。猪的味道和叫声在高温中飘过来，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湘江攻关项目论证会合影
（前排左五为汤鸿霄院士，前排站立右六为章蕙珠老师，后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生物可利用性的研究，是用鲤鱼和螺蛳做实验。鲤鱼是到南京市水产研究所去买的。每次去买鱼,从校车队叫了货车去拉。为了和司机搞好关系，每次我要给校车队司机两条鱼。以至于课题结束一两年之后，在校园内碰到车队司机，他们还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拉鱼啊？”
螺蛳的研究要选择同一品种的螺蛳，从南京市场上买不到。我就到位于无锡的中国淡水水产研究所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螺蛳给我做实验用,就建议我去附近的河埒口渔业生产大队去看看。我跟着生产大队的小木船泛舟于太湖一天，终于采到了足够实验项目用的螺蛳。
我参加的研究部分“湘江株洲段底泥沉积物中重金属形态分布及其对生物水生生物可利用性的影响”中,重金属形态分布引用的逐级提取方法是由加拿大魁北克大学Tessier教授首先提出的。他的那篇原始文献被引用了几千次(我1996年查的时候是2900次)。国内环境科学界也广泛应用，并简称为泰斯勒方法。我查阅了他的另外一些论文，发现他的名字有时印成Tessler(泰斯勒)，有时印成Tessier(泰索尔)。正好对他论文中的内容有些问题，我就给他本人写了一封信，顺便也问了他名字的问题。他确认是Tessier。出于好奇，我把几篇刊登他文章的杂志放在一起对照，终于发现，当时国内我们看到的刊物是影印的，不是原始期刊。印刷时把i印连起来，变成l了，就帮人家改名了。1989年，我博士毕业以后，Tessier教授给我提供了博士后的位置。可惜当时由于国内政策规定博士毕业后自费出国有年头限制，没有能够成行。
1985年8月湘江项目鉴定会在湖南张家界举行。张家界1980年为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和简又新发现。当时刚开发旅游，接近于原生态，还隶属于大庸县。南大的丁树荣老师作为评委，章蕙珠老师和我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了这次鉴定会。全体代表在长沙报到后，坐大巴去张家界。当时张家界几个旅馆全部接待能力是170人，我们鉴定会代表是60人。
鉴定会之后是旅游。黄狮寨土匪留下的碉堡还在。鉴定会评委之一是北大地理系陈静生教授。他在鉴定会上对我做的那部分工作问了好几个问题，评价也很高。去金鞭溪那天我是和陈教授同行的。直到2016年我阅读我老家江苏省泰兴市志，才发现他是泰兴中学和我母亲同届的毕业生。可惜此时他们两个都已仙逝，我已无法询问这两位老同学是否认识了。
金鞭溪那时有两个瀑布。我们花了三、四个小时，到了第一个瀑布之后已经很疲惫了。走得快的代表已经从第二个瀑布回来，说不太远，只有几百米了，有一百多米高，比第一个瀑布更壮观。当时我觉得很累，想着以后还会有机会再来张家界，就没有去。现在36年过去了，还没有能再回张家界，而且即便再去了，当年的风景也可能已不在。人生中有多少风景没有抓住！后来我1999年在南非登桌山时留下的遗憾，已经写在另一篇公众号文章中 (见美东学苑公众号：桌山上留下的遗憾)。
下午从金鞭溪回旅馆的路上，一片云慢慢地飘在我们的上空。我们走得慢一点，就会淋到雨，快一点就冲出了雨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有趣的记忆。
鉴定会的那几天，正好是中国少年足球队在高丰文带领下，参加世界杯少年足球赛决赛进入八强。晚上大家都聚在旅馆大厅一起看决赛转播。看着谢育新那一拨人的表现，热血沸腾，觉得离中国足球走向世界不远了，没想到现在连进入亚洲12强都变成了举国球迷欢呼的事情了。
在我们离开张家界不久，从报纸上看到，当地的农民把一辆大巴上游客的衣服扒光，钱财抢光，然后把他们“礼送”出境。后来又发生了“火烧水绕四门”事件。当年的张家界和现在真是不一样。
湘江攻关项目完成后出版的学术文集
许鸥泳老师、章蕙珠老师和本文作者都有第一作者论文入选。
项目执行期间，我在长沙还参加过两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1985年的金秋10月，我和章蕙珠老师、地理系高翔老师一起去的。当时参加这些学术研讨会，是自己把提交的论文先打印出来，带到会议上交给组委会。会议结束时，拎着其他代表的论文回来交给系资料室。长沙橘子洲头的橘子鼎鼎大名。我们三个人那次回来时，除了领了一大堆其他代表的论文，还拎了几十斤橘子回来。
另一次会议是1986年和许鸥泳老师一起去的。我和许老师住一个房间。有天晚上，中国环科院水环境研究所一位课题负责人来串门，让许老师推荐毕业生到他们研究所工作。许老师转头就问我：”你愿意去吗？”我随口回答说，“连硕士点都没有，我怎么能去呢？”后来想想，年轻时太张狂了。中国环境科学最早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其实都是别的专业转过来挂名的。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先生(学部委员)是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兼的，物理化学专业的,南大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鸿(学部委员)是分析化学专业的，清华大学陶葆楷教授(二级教授)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华东水利学院环境水利研究所所长张书农教授(一级教授，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是水力学方向的。而最早工作在环境科学研究的第一线科学家，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刘静宜研究员原是无机化学专业，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系主任井文涌教授原是给排水专业，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系主任许鸥泳教授原是物理化学专业，中国第一部环境科学教材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刘培桐教授原是从事化学地理专业。
经过几年的筹备，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终于于1984年11月在北平房挂牌了。许鸥泳老师任系主任，石征禄老师任总支书记。教育部批准的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由丁树荣老师任所长。1985年9月环科系举行了成立后的第一次迎新大会。石征禄老师唱的“采蘑菇的小姑娘”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的完整歌词。
1986年夏季，环科系有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我是环科系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但当时环科系学位委员会还没有成立。我的硕士学位是由化学系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当时还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郎佩珍老师带了她指导的三位硕士研究生来南京大学和我们一起答辩，后来授予南京大学硕士学位，其中赵元慧同学后来成为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第一名博士生，全燮同学后来任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1986年7月，全国第一届环境科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许鸥泳老师指定我作为临时召集人，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去参加这次会议。下图是我们几个人在清华大学的留影。那时圆明园遗址还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从清华走过去很近。我们每天开会之后，就到遗址内一个湖泊内游泳。
刚成立的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因有教育部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支撑，加之多位学术带头人的努力，在国内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我知道的两件事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是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于1987年组织召开了教育部环境科学教学研讨会，并于1990年成为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首届与第二届主任委员。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科技部等管理部门酝酿组建环境科学研究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时，南京大学以自身的优势，与同济大学联合成功申报了“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全国仅有两个环境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另一个是挂靠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 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那几届环科系的研究生中人才济济，在国外工作的较多，如有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周金荣等，在国内工作的也挺有建树，如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余刚、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王吉德、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盛光遥、中科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范成新，深圳房地产界一姐徐宁宁等。王吉德在南大读书时回新疆路途遥远。有一次他回家时他爱人告诉他三岁的儿子，“这是你爸爸”。儿子跑回屋内拿出他的照片，说“这才是爸爸”。范成新也是我大学同学。在选择报考研究生专业时拿不定主意。我建议他报考环境化学专业许鸥泳老师。
后排右四为周金荣同学，左五为范成新同学, 前排右三为王吉德同学，左三为盛光遥同学, 右一为徐宁宁同学， 后排左六为本文作者。
左三为余刚同学，左二为本文作者。
环科系的青年教师中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的王华。王华从南大天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到地理系环境地理专业工作，自称是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专家。
第二排右二为王华，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