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旅行家蒋维乔先生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21-09-29浏览次数:203

本文所说的大旅行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角度考量。这样的旅行家要有厚实的文化积淀,对山水景观有深刻的文化感悟,并能将旅行所得发抒成文,写出生动感人的游记。以此标准衡量,明代的徐霞客,当今的余秋雨(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都可算是有成就的旅行家。而位于他们所处时代之间的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大旅行家,他就是蒋维乔。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他并不是专职的旅行家,有自己的本业。蒋维乔的本职是教育家,1922年7月他担任过江苏的教育厅长,在任三年,北伐前后出任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校长。于东南大学任内,他曾开讲“佛学入门”及《百法明门论》,远近各校多有人来参加听讲,这是南方高等学府首开佛学课程的先声,使佛学在高等学府中成为一门新颖的学问。

1926年,蒋维乔与南京各校校长组织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1929年,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教授,后又历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前后执教二十余年。任教期间,还先后兼任过上海正风文学院院长,上海鸿英图书馆馆长,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等职,他的许多佛学和哲学著作,都是完成于这段时间。

蒋维乔的职业与其旅行活动有一定联系,比如赴苏北考察学校,顺道登附近的云台山。清末民初,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过教材,与商务的创办人张元济成了朋友,后去浙江的雁荡山、天台山旅行,就与张元济等人同游。其次,他是佛学家,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曾请谛闲法师北上,开讲《圆觉经》。他则在听讲时笔录,编成《圆觉亲闻记》。他的佛缘对其旅行也有助,天下名山僧占多,游山时少不了与出家人打交道。再次,他是养生家,曾创造过一种静坐法,编有《因是子静坐法》。此静坐法的产生与他养病的经历有关。他曾患有严重的肺病,三十岁那年(1900年)在家养病,静坐了半年,到三四个月时感到腹部的气冲开了后面的尾闾关,所患的病痊愈,此后体力强健,因而有了游山的愿望。在青岛旅游时,他在下榻的饭店遇到一游客。此人读过《因是子静坐法》,书的卷首有他的照片,一见面就熟,于是陪他去登崂山。

因为主要靠工作之余(顺道、假期)旅行,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蒋维乔到的地方并不多。在接受《旅行杂志》采访时,记者称他是当代旅行家,现代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他说:“足迹遍天下,是不敢承认的。我想想看,在国内,我到过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东三省到过奉天(辽宁),还有广东也会去。现在引以为憾的,就是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省不曾游历过。”国外去的地方就更少,仅到过日本、朝鲜、菲律宾。即便如此,他仍以旅行家知名,因为其旅行是有深度的文化旅游,每次出游事先要查阅相关志书,事后要写成游记发表。这些游记先在《旅行杂志》发表,后集成《因是子游记》出版。通过这些游记,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国的文化人是如何纵情山水,克服种种困难,获得精神的无比愉悦。

蒋维乔的文化修养很高,他的游记文笔优美,文字潇洒,处处有着晚明小品文的清新雅致。这一特点可以《八堡观潮记》为例。浙江的钱江大潮以海宁观潮最为有名。1916年,他去看过,“潮头之来,平直如线,高不过三尺余。约五分钟,即拍岸退”,看得不过瘾。后来听说海宁附近八堡的海潮可观,于是前往观看。为这次观潮所见,他留下了这样一段描述,1930年10月10日,“十二时三刻,遥望水天相接处,有白练一条高起,轰轰之声,远震十余里,乡人呼曰:潮来矣!未几,潮益近,轰声益高,恍若军队,列成长蛇,步伐整齐,滚滚而前,向石塘进攻,潮头之高,可及丈余,是曰南潮。南潮未拍岸时,遥望东面,又突起一潮,恰如一纵队,挺进直前,与南潮下交,作丁字形。两潮相激,潮益高,声益大。既而南潮先横拍石塘水石相击,浪花四溅,江面全皱,白沫横飞,余立近塘边,襟袂为湿。斯时东潮直捣南潮后方,高可二丈余,忽起伏,宛似骑兵千余,向前冲锋,斜掠石塘。”这段文字将大潮初起、挺进,到两潮相交,冲击海塘的全过程描绘得栩栩如生,声色俱肖。八堡大潮持续十几分钟,比海宁观潮“仅堪一瞥,盖远过之”。当地乡民对外地人成群结队来看潮,觉得不解,说:“此潮乃日日来,有何足观?”对此不同感受,蒋维乔慨叹:“我辈观潮,乡民观人,彼此相较,同是一痴,世间之事,大抵习见则不鲜,少见则多怪而已!”这就将旅游观感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

民国年间旅游,交通、食宿条件都比较差。就拿交通来说,1932年蒋维乔去陕西旅游,乘陇海线的火车至潼关下车。从潼关至西安换乘汽车,买的是头等票。实际上,“所谓头等者,亦是装货之车,仅多车顶,可以蔽日,两旁空洞无窗,风沙侵入,对面不见人。汽车路极不平,时时有颠覆的危险,车之行动,极尽跳跃之能事,但见旅人前俯后仰,东倒西斜,虽余之老于旅行,亦不堪忍受!坐凳则为木板,上无褥垫,余虽铺以棉衣,及至长安,臀部为之皮破血流矣”。这是行的困难,还有住的窘迫。上五台山,“所住客店是一间泥地的草房,房外就是喂牲口的地方,人和牲口虽然不在一起,其实是相距咫尺,有时骡马探首入房,俨然和我打招呼一样”。这是在北方,就是条件较好的东南地区交通也不便利,比如1916年去浙江的雁荡山、天台山旅游。蒋维乔先由上海乘船去浙江海门港,路上颠簸四十个小时;再雇小船至温岭县大溪乡,行七十里水路,需一夜时间;到大溪后,还得雇简易轿,经三十里山道,才能看见雁荡山。他与同行的张元济、傅增湘(曾任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住在山上的北斗洞中。“洞高而开阔,面南背北,夜间不胜寒。洞内左侧,泉水下滴,汇为深潭。夜静闻水滴声,断续而下,凄清幽远,令人神静!夜半,明月半规,自洞口射入,直照床前,因披衣出外。”傅增湘也悄然起身,对他说:“游山须游名山,正如观大家之画,其中峰峦洞瀑,无一不备;若寻常之山,只一丘一壑耳!”两人于是“凭栏静观,流连久之”。他们都是善于欣赏山水之美的访客,故而会在夜半之时闻声望月,又能譬物相连,悟得山水是立体的画卷。

此次出游,他们先后去了雁荡山和天台山。这两座山的景色各有千秋。天台游毕,蒋维乔做了比较:“大抵天台之宏大,实可称岳。或峰,或瀑,或森林,若移其一在他山,即可得名。而天台到处皆是,虽有而不名。其名者,乃他山所无也。雁荡之奇,譬则仙境,天台之大,譬则佛国。山中无处非大谷,无处非村落,而风景无处不奇。”对雁荡山,蒋维乔认为它的妙处在于“嶂”:“提起嶂,以雁荡山为最多。所谓嶂者,好像大城墙一样,是整块石屏,又高又大,可以有十几里长,并且山顶是整而平的。雁荡的云霞嶂和赤城嶂,石头多半是红的,铁城嶂完全是黑的。我们到了雁荡,方知道嶂字的解释。”说到譬物相连,对绘画与山水的关系,蒋维乔有自己的心得。中国古代的山水画有南派、北派之分,他认为与之相仿,山水也有南北之分。“画山水者有所谓小青绿和大青绿的分别:小青绿的笔法非常淡雅,大青绿是浓绿的。小青绿是南派,大青绿是北派。从前在幼年时代莫名其妙,现在看山方体会到山水的意思。南方的山非常秀丽,北方的山很是雄壮,果然分出了小青绿、大青绿的界限。画山水者有一种笔法是皴法,所谓披麻皴、解纱皴、斧劈皴等皆是。我们看平庸的山,看不出什么皴法,但到了黄山,仔细一看,山上的石纹果然是披麻皴、解纱皴,和画上一样。至于北方的山,大概是斧劈皴居多。”

在蒋维乔的出游经历中,他最难忘的仍是这次雁荡、天台之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行程的险。事后他对人讲述:“天台山的石梁飞瀑,风景极美,但是也极险。上面两支瀑布直冲下来,把石块冲为天然石梁,梁的下面千军万马,浩瀚奔腾,实在骇人心目。石梁的两端四五尺阔,背是拱起的,最狭处不过尺许。从前徐霞客从石梁上走过,也说是毛骨悚然。我们去的时候,刚巧下大雨,穿的是草鞋,瀑布是好看的。我看了这种壮美的风景,非走过石梁不可。我的心非常宁静,背了很重的雨衣,慢慢走过石梁。”在华山他也遇到险境:“要从东峰到棋亭,必须两手抓住奇险奇窄的铁链,面向前,背负峭壁,直下二十余步。然后翻转其身,用两手把住壁腹横悬之铁链,足尖踹进石间所凿之小孔,左脚换右脚,两手也逐渐前移。这铁链长二三丈,横链走完,两壁间又有直垂之铁链,长约四五丈,从此链而下,再过两小山,才到棋亭。”在黄山,他“鼓勇登莲花峰。由石坡斜上,即无路,但由巨石上,凿空以容趾,有时大石当前,高可及肩,即用手仰攀,耸身以上。石旁复多荆棘,刺手足。更有数处,纯是砂砾,滑不能履。至此,则竹杖全失其功效,惟有手足臀三者并用”,终于登临了绝顶。当时这段至莲花峰的山路未修,艰险难行,游山之后蒋维乔与友人有了修路的动议。由当过教育部次长的袁观澜发起,大家募款,修成了登莲花峰的石阶。1931年蒋维乔还受托写了“黄山修治道路记”,以记修路一事本末。旅游者登山还要顾及修路,现在想来简直匪夷所思,由此可见他们对山水的关爱已到何等深切的程度。

另外,读蒋维乔的游记,还能明显感受到其中透露的人文精神,这是众多只是观望山水表象的游客往往会忽略的。对此仅举例一二。浙江绍兴有个叫柯岩的地方,实际是个采石场。采石匠在此劳作数百年,竟使这里成为一个多深潭的景点。蒋维乔的评价是,“绍人之凿山采石,其设计颇具美术思想”。他去柯岩游观时,采石还未停止。“工人皆缘长梯而下,凿成之大石板,则以辘轳绞挽而下,此洞若凿至泉眼,即深潭也。”有人对他介绍,这里“凡开凿一山,预定计划,若应开凿,若应留存,向高山开凿而上者,即在岩壁上规定尺寸,用巨钉钉入石隙,悬绳缒下,连以木板,工人持锥凿坐于板上,凌空动荡,一荡即乘势一凿循石理成方形,然后用水灌入石隙,石即裂开,或横或直,成为板状。开凿一部分,留存一部分,正如庭园中之布置假山,岩壑峰峦洞穴,可随人意,参差错落,成为奇境。以视吾乡之用炸药轰山,使山容顿变丑恶者,其巧拙迥不侔矣!”将柯岩的美化造景与别处的丑陋毁景相比,蒋维乔显然赞赏的是前者。再以浙江桐庐的严子陵钓鱼台为例。这个钓台相传是东汉高士严光(字子陵)的垂钓旧地。严光不受光武帝征召,高义凛然,在此处隐居。据蒋先生游记所言,钓鱼台面对的桐江是交通要道,徽州商人外出经商者,途经钓台时必蜷伏于船中,不敢窥视,因为严光不求名利,若见之,经商必失败。当然经商的成败与是否见钓台应该不相干,但其中表现的对严先生精神的推崇倒是别有意趣。

在蒋维乔看来,旅游有很多好处,休闲游憩,开阔胸襟,山水愉悦,历险求趣,旧友为伴,结识新朋。而且他认为,旅行应有旅行者的道德。他的旅行道德,“就是舍己从人,毫无成见。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始终同游,游得畅快”。当然,意义更大的是还可以此培养深挚的家国情怀,孕育出对乡邦深厚的爱。加之有游必录的写作习惯,给后人留下上乘的文化读物。这些都是他能成为民国时期大旅行家的机缘和条件。


参考资料:

蒋维乔著、文明国编:《蒋维乔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

蒋维乔:《因是子游记》,商务印书馆,1935年。


    (文/陈仲丹,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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