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我揣着南京大学中文系入学通知书，将一只巨大的木箱塞进长途汽车往省城南京而去。车上遇见了鲍大头，他看看我贴在箱子上的条子，问：“也、也去南——京大学啊？”这一刻起，两个泰兴小老乡成了彼此第一位大学同学和掐了半辈子架的好友。
估计鲍榕宁40年前第一眼盯上的是大木箱而不是我，否则不至于每次同学聚会他总要问，“胖子，你那个木、木头箱子果、果还在啊？”听他扯着大嗓门瞎咋呼我就明白，这家伙哪是问我话呢？呵呵！
刷满土红色防锈漆的木箱够大够土，放行李的双人床，床下塞不进、上铺抬不上，占据了下铺三分之一的空间，与旁边精致的行李箱相比很扎眼。即便如此，我依然无视鲍大头的揶揄，在南大八年楞是舍不得扔掉。
这只箱子是我大学前在工厂八年那一段特殊经历的纪念。
1977、1978两个年级的老生，几乎都是带着沉甸甸的故事，甚至心灵伤痕，踏进象牙塔的。我也不例外。
小学五年级，我被裹挟进史无前例的年代，当破四旧、大串联、血腥武斗肆虐的时候，小学生不知所终，在家过了六年级、七年级，眼看快要八年级，1969年复课闹革命，我进了初中。由于历史的畸形，初中课业在红海洋、深挖洞、宣传队……革命洪流冲击下荒废了。
1970年，我和几个16岁初中生被学校选中提前留校，说是筹办校办厂。随着校办厂无疾而终被转入泰兴电子仪器厂，我进了厂政工组，他们下了车间。我在工厂呆了八年，若干年后，他们无一例外下岗了。
工厂这八年是运动天雷滚滚、高层诡谲多变、底层派性斗争的八年，能把你推上巅峰，能让你跌入地狱，人人命运多舛。
20岁前后，身为追求进步的孤儿和背负“台属”黑锅的另类，我经历了从政工组长、团支书、工人理论组组长、工大副校长、民兵排长、县创作班子成员、25岁以下党支书培养对象、两次进党校学习的小县城“人物”，一夜之间跌落到两次被关进学习班遭受派系斗争残酷打击，成为县广播批判的对象，非人折磨让我精神崩溃到求死的边缘。
真实的经历，从来比小说曲折惊心。
那天深夜，我没有从学习班回住地，我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甚至不知道那时站在大河边的我是不是原来那个我。八个月的精神摧残让我失去了生的希望。另一个我向我招手：向前一步，什么苦难都没有了……黎明前夕，副厂长、抗战老战士叶道恒在河边发现了我，一把抱住拽上岸来，老叶在黑暗中吼道：你死了谁给你洗清冤屈？我相信你，全厂大多数人都相信你，你要活着证明你是对的！
二度进学习班是在1977年秋冬，阴霾沉沉，我全然不知恢复高考的惊天大事。待回到工厂发现——春天来了！
不需要组织批准就可以考大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天哪！
濒死的心脏跳动起来！
不能再呆在这个捧我又摔我的小县城，我要搭上高考末班车。
1978年5月，我做了平生第一个重大决定：瞒着工厂上夜校补习班，冲刺迎考。
我是无数个地下“迎考”者之一。我一定是疯了，没少上一天班，没少上一堂课，半夜三四点钟举着煤油灯循着世界地图追逐铁路探求海路清点矿产……
上穷碧落下黄泉，直奔高考一线天。1978年7月20日，全国620万人走进考场，3天奋笔疾书挥汗如雨，其中42万人在这如火的夏日得以涅槃重生，我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
迎考之苦如何苦不堪言，我的入学体检表体重一栏写的“46公斤”是一个旁证，短短60天体重骤减到比班上几个女生还轻，不及我现在体重的一半。
10月初，录取通知书送到厂办，全厂轰动了，用两个月时间以初中学历冲进南京大学，需要多大动力？
弹簧压得越深弹得越高。十年浩劫无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还是对公民生存环境来说都挤压太深，积累了无穷大的反弹力，这种力量一旦爆发不可抵挡。
很快要入学，老叶和工友们一再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开口要一只木箱。在老叶的指挥下，木工班用废弃包装板做了一只箱子，油漆车间喷上防锈漆。工友们觉得箱子大而结实才能表达他们的心意。
进校之后，真理大讨论从母校席卷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被荡涤，拨乱反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勃勃生机。
大一下学期刚开学，家乡来人说县里要开“三干会”，给我和其他挨整的人公开平反，希望我能回去。我没有回去。彼时没给我下结论，现时不影响我上大学，是否平反已无所谓。后来听说在挨整的那批人监督下，整我们的几箱黑材料在三干会上付之一炬。
十年浩劫给我的反弹力不仅作用于我的学生生涯和教师生涯，让我倍加珍惜时间发愤苦读，倍加珍重生命呵护学生的进步甚至一时失误，用我全部的努力改良他们毕业季的人生拐点；而且使我在十九年政府机关生涯和十三年职业经理人生涯中恪守职业操守保持中国文人风骨，即使风刀霜剑让我伤痕累累，我依然挺立不倒，清清白白从容豁达。
毕业之后，我与老鲍、叶江虹和孙燕丽夫妇、姚松等小老乡老同学一直处得很铁，彼此的信任甚至达到在危难时刻无视权势无私相助的程度。如今，我把一只木箱及我的高考故事讲给老同学听，或许有细心的同学会恍然大悟，哦，怪不得鲍大头老是揪住王胖子的大木箱瞎咋呼呢，原来是酱紫的哈！
（文/王慰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