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笔记多记轶闻，属野史，总为读史者所忽略。然而其中不无有价值的记录。以下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些教师的往事钩沉，其内容不免失之琐屑，但作为史料，亦或可读。蔡东藩曰：“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诚哉斯言，稗官野史，亦有其镜鉴意义欤！
一
伍贻业老师是1958级大学生，很有才，志向大，大学期间就有写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的志向。毕业后在社科院搞研究工作。后来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他无端被强迫下放，而他拒绝服从，遂成为无业游民。拉过板车，卖过盐水鸭，生活穷困潦倒。直到我们上学时，他才得以以代课老师身份，登上大学讲台，心情非常激动。
他给我们上“历史文选”课。当时先生面带风霜，远观有石刻感，而一副墨框眼镜，让石刻有了读书人历尽沧桑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给我们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感同身受，将司马迁的满腔冤屈视如自己所受苦楚，讲述中几乎是字字血、声声泪，同时还又胸怀天地、远瞻未来。
古汉语为公共课，当时两个班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平房中，教室很简陋，然而先生的声音一直在那简陋的大教室中回荡，强烈震撼着在座每一个学生的心灵。几十年过去，许多学生犹感慨那是自己听过的最震撼心灵的授课。
先生诵读司马迁《报任安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先生闭目摇首，念出“极……矣”二字，令所有人沉浸在了司马迁所受到的莫大屈辱中，同时也感悟到了当代一代知识分子在遭受过不尽屈辱后的痛苦心声。
伍先生的课，真是直击人心，直到今天，同学们都说那是最震撼我们灵魂的课程。
二
改革开放之初，拔乱反正，曾长期被当作“臭老九”、被批倒批臭的先生们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视走上讲台如翻身得解放，人人精神焕发。
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刘毓璜先生，当时已年近古稀，还给我们上课。（如今有七十岁教授还给本科生上课的吗？那真是天方夜谭了）刘先生高度近视，戴着一副有无数个圈的眼镜，看书时像用鼻子闻书一样，凑得极近。说话声音不大，且有点含糊不清，但时不时会崩出几声尖嗓音，让人提神。
刘毓璜先生与历史78级同学合影
开课第一讲，自然是要对教育制度的巨变慨叹一番，他当堂赋诗一首，末两句是：“最是令人喷饭处，一张白卷闹辽西。”他用粉笔在黑板上敲了几下，高声（其实更像尖声）说：交白卷居然成为上大学理由，古今奇闻！
这让我联想到电影《决裂》中郭振清主演的男主人公举着一位年轻汉子的手说：这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原来，我们真的经历过一个“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时代。
三
50年代末倡导百家争鸣时期，重新评价曹操成为热门话题。对于有人认为曹操继承了黄巾起义的“革命志向”以及三十年间曹操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的说法，中国古代史教师吕作燮坚决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对曹操的过度美化。他其实不知道，传统的白脸曹操被重新高度评价，实与高层的意思有关，只要读读“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词，就不难感悟到。不过，吕老师显然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度，因而顶风唱反调，后来当然要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异己，成为挨批的对象了。
而吕先生显然一辈子“不识时务”，老是“逆潮流而动”。尽管他对于明清以来华东地域文化深有研究，乃至于还能用历史观照现实，但1990年代在经济发展大潮勃兴之际，他竟然写论文反对建太仓港，国家据此减少投资几十亿。此事令太仓市有关部门勃然大怒，他们致函南大党委，要求对吕先生的“误导国家”“破坏地方经济建设”的行径予以严肃处分。吕先生则毫不退让，他说根据明清以来长江流域水道变迁的历史，太仓不适合建港，建了寿命长不了。他还宣称，南大要处分没关系，但必须先开个学术讨论会，对这个问题双方一起辩论一番，自己要是输了，甘受处分无怨。
后来，南大对此事不了了之。
四
张树栋，讲授世界上古史。先生颇有魏晋风度，脖颈搭着深色厚围巾，说话沉稳平静，常常坐着讲课。
我十分惊叹先生超常的记忆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多是理论性和逻辑性强，有大量高度抽象的言词，而他却对那么令人诘屈聱牙的言论滚瓜烂熟，张口就来。
张树栋先生（2002年）
某日上课，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他不动声色地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闻听此语，教室里所有学生屏息静气，无不愕然，心想张先生是不是把自己抬得太高了？您一个大学老师，怎么可以这样把自己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呢？
就在他又说了一堆这个唯物史观、那个决定因素之后，在同学们依然充满狐疑的眼光中，他最后补充说，上面说的是恩格斯语录。顿时全班哄堂大笑，大家心里说，您也太会大喘气了，那句“无论马克思或我，都……”，得让人产生多少联想啊！而张先生却没笑，表情依然如故，翘着二郎腿，坐着纹丝不动。
五
当年，年轻教师中有一些人口才好，能把课讲得很精彩，但也有年轻教师缺乏讲课经验，难免遭遇尴尬。
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那时人人学习如饥似渴。然而刚上学时，我们的英语教师是一位刚毕业不久、二十三四岁的“大男生”。他长得白白净净，生性腼腆，说话时表情柔和，轻声慢气。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的语言表达不是太好，几堂英语课讲下来，学生们就有意见了，于是有人去教研室反映，要求换人。
终于有一天，这位年轻人带着哭腔抹着眼泪向全班同学道歉，说自己讲得不好，耽误了大家的英语学习，现在学校决定把他换下去。当时情景，让班里所有同学动容，大家心里也不免有些过意不去，而班里几位女生更是有为之流泪者。但那已是无可挽回的结局，“让老师下课”，竟发生在我们这帮上学不久的新生身上。
六
尊称茅家琦为“茅先生”是有来历的。陈红民同学说，刚考上研究生时，我们仍沿用本科时期的称呼“茅老师”。那时崔之清已从茅先生门下毕业，对师弟师妹们的“不敬”颇有微词，开导说：“在我的家乡，教小学的老师才叫‘老师’，教初中的老师就要喊‘先生’了，你们怎么还能喊茅先生为‘老师’呢？”陈红民等自此领命，均改用“茅先生”尊之。
我们上大学本科时，茅先生50出头的年岁，担任系主任。在一次对全系学生进行有关正确对待男女关系的思想教育大会上，茅先生谆谆教诲，说不要看重女人的年轻漂亮，今天的林黛玉就是明天的贾母！此说引起同学们私下极大的思想反弹。有人说，感觉这个说法是对追求美的梦想的幻灭，20多岁男子如何能对未来的贾母用情？有人说，茅先生此说对女同学打击尤大！
茅先生为人实在，说话很直。南大当年教师的住房很紧张，年轻老师纷纷向学校要求分房，学校让各系多做说服工作。茅先生身为系主任，对系里年轻老师说：闹也不会有房子的，有这闹的时间，还不如好好看书、多写写论文。结果本来对学校有意见的人，转过来对茅先生有意见了。其实能否分房，他真是没有发言权。却给自己惹来一堆烦恼。
七
洪家义先生学问高深，开选修课“古文字学”，从古文字讲到上古音韵。虽然先生偶尔也讲出些趣语，如把甲骨文中的“牝马”，解释成“结过婚的母马”，令同学们捧腹，但此学问实在高深难学，加之先生不善言词，说到古文词，常嗫嚅不成句，让尚无相关知识储备的考古专业同学们听得云里雾里，莫知所以。
学期将结束，考试成难关。某日何平同学路遇洪先生，遂冒充民意代表建言，称万万不可考试，考下来结果会很惨，于先生面子亦不利云云。洪先生作踌躇状多时，最后决定让同学们临写《古文字学》讲义中所列甲骨文、金文、小篆字体，每字描摹两遍。
时值酷暑，汗流浃背；两通抄毕，耗时数日，令各位叫苦不迭。然而此法隐含功德，抄写过后，大家对古文字的基本部首、构字方式有了一定的认识，日后进一步研读古铭文，研究上古史，获益极大。
八
张之恒先生是个有趣的人。晚我们六届的一位师弟回忆，有一回张先生上课，讲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考古学理论，提及斯大林。张先生忽然很庄重地环顾大家，问：你们知道斯大林是谁吗？30多年后的今天，对年轻人还真可能成为问题，不过1980年代的我们那一代，哪有不知“马、恩、列、斯”的呢？
张先生当年给我们上课，令我们很敬佩。他能把先秦考古学上那些枯燥乏味的坛坛罐罐，背得滚瓜烂熟。当他双手按着讲台、眼望着窗外，嘴里一一道出那些“侈口束颈斜肩鼓腹圈足”“小口折沿方唇深腹圜底”、“夹砂灰陶饰粗绳纹”之类的东西时，我们由衷地佩服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耐心，记下了那么多单调得怕人的器物器型和纹饰。
这一切，都是令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而有一位同学说，自己是在期末考试之后，告诫自己毕业后可不能干考古了，背这么些器物器型，那个乏味，简直要叫人崩溃。但张先生纯正的为人，敬业的精神，以及做事严谨认真的态度，对于我们日后的工作，影响却是深远的。
九
世人曾感叹，近十年来，南大历史系有四位杰出教授英年早逝。高华57岁、任东来52岁、计秋枫55岁、陈蕴茜55岁，他们在个人学术的最好年华时，遗憾谢幕。
其实，此前还有一位，更令人慨叹。他就是南大历史系教授、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物质文化研究所所长、已颇具声望的考古学家熊海堂先生。1994年，他年仅43岁便溘然病逝。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当年我们在校读本科，曾参加他的毕业答辩，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精彩答辩，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毕业后留校。1985年起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七年，以极高的天分，忘我的刻苦，超前的观念和广博的学识，拿下了当时极难获得的日本国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几大箱行李全是为学术而添置的书籍、录相带、幻灯片、打印机、计算机、高性能相机，及各种绘图用具，他作好了回国后在学术研究和学校教学方面大干一场的规划。可惜，由于多年来全力投入学习与研究中，透支了身体健康，回国仅两年，竟一病不起。临终前连自己的杰出专著《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也无力再审校，不得不拜托同事去做完。逝前最后断断续续的遗言是：“……我不甘心……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等着我去完成……”逝世时，南大刚分了一套他盼望已久的可以拥有自己单独书房的三居室房子，而他却永远不能拥有那份快乐了。他的逝去，校领导亲临致悼，日本名古屋大学亦发来唁电致哀。他绝对称得上是东亚陶瓷史、六朝考古史领域的顶级专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十
元史研究名家邱树森先生讲课极有章法，流畅严谨，无一句多余。王虎华回忆，邱先生上课无废话，某日登台，甫一开口，就说：“李自成死了以后……”真如听评书开场一般，一开口就把同学们的注意力牢牢抓住了。他下课也从不延时，总是到点就恰好讲完，令不少后来也成为大学老师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同学啧啧称奇。当然也有人作出歪解，说邱老师烟瘾大，因此下课准时。下课铃一响，他离开讲台，未及出门，香烟就已叼在了嘴上。对这一说法，我们表示坚决反对。
何平同学赞叹：“我听过南大、南开两名校多位名师授课，法度严谨、板书漂亮且语态潇洒者，唯邱公一人而已。”郑会欣回忆，邱先生年富力强，笔头极快，经常发表论文。人或问他写文章诀窍，他笑：我精力旺盛，晚上可通宵写作，哪像别的某些教师，晚上八点钟就睡觉，那还做什么学问？
先生后来曾兼职于宁夏的北方民族大学。有人状告邱先生倒卖羊毛，先生问郑会欣：你信这谣传吗？会欣笑：这事此前没听说，若听说了，肯定信，以您干什么都行的能力，给您一个总理职位，说不定也能干得起来。先生嘿然，未予反驳。
十一
己亥冬（2019年11月20日），邱树森先生仙逝。同学深致哀惋，议以本班名义献挽联。何平书联：“精研蒙元史，劫后桃李劳传习；谈笑魏晋风，漠北烟云佐诗酒。”陈益民亦拟联：“泰山倾圮，浩叹史界失谠论；玉树凋零，长思杏坛振金声。”何联恍见其人，可读，然格律欠工；陈联词语工整，而韵致不足。诸同学共议，终改为：
谈笑魏晋风，漠北烟云佐诗酒，先生去矣；
纵横蒙元史，江南日月传道书，弟子哀哉。
众皆曰善。将呈邱府，周连春后至，左右顾，未语，将首句换位，去句逗：
纵横蒙元史，漠北烟云佐诗酒，先生去矣；
谈笑魏晋风，江南日月传道书，弟子哀哉。
众赞叹，以为点铁成金。或讥连春“抗倭奏凯，下山摘桃”，连春顿首称不敢，自比农夫山泉，曰：吾唯大自然搬运工而已。
（陈益民，原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