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名师轶闻录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21-09-29浏览次数:447

文史笔记多记轶闻,属野史,总为读史者所忽略。然而其中不无有价值的记录。以下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些教师的往事钩沉,其内容不免失之琐屑,但作为史料,亦或可读。蔡东藩曰:“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诚哉斯言,稗官野史,亦有其镜鉴意义欤!


伍贻业老师是1958级大学生,很有才,志向大,大学期间就有写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的志向。毕业后在社科院搞研究工作。后来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他无端被强迫下放,而他拒绝服从,遂成为无业游民。拉过板车,卖过盐水鸭,生活穷困潦倒。直到我们上学时,他才得以以代课老师身份,登上大学讲台,心情非常激动。

他给我们上“历史文选”课。当时先生面带风霜,远观有石刻感,而一副墨框眼镜,让石刻有了读书人历尽沧桑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给我们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感同身受,将司马迁的满腔冤屈视如自己所受苦楚,讲述中几乎是字字血、声声泪,同时还又胸怀天地、远瞻未来。

古汉语为公共课,当时两个班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平房中,教室很简陋,然而先生的声音一直在那简陋的大教室中回荡,强烈震撼着在座每一个学生的心灵。几十年过去,许多学生犹感慨那是自己听过的最震撼心灵的授课。

先生诵读司马迁《报任安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先生闭目摇首,念出“极……矣”二字,令所有人沉浸在了司马迁所受到的莫大屈辱中,同时也感悟到了当代一代知识分子在遭受过不尽屈辱后的痛苦心声。

伍先生的课,真是直击人心,直到今天,同学们都说那是最震撼我们灵魂的课程。


改革开放之初,拔乱反正,曾长期被当作“臭老九”、被批倒批臭的先生们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视走上讲台如翻身得解放,人人精神焕发。

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刘毓璜先生,当时已年近古稀,还给我们上课。(如今有七十岁教授还给本科生上课的吗?那真是天方夜谭了)刘先生高度近视,戴着一副有无数个圈的眼镜,看书时像用鼻子闻书一样,凑得极近。说话声音不大,且有点含糊不清,但时不时会崩出几声尖嗓音,让人提神。

刘毓璜先生与历史78级同学合影

开课第一讲,自然是要对教育制度的巨变慨叹一番,他当堂赋诗一首,末两句是:“最是令人喷饭处,一张白卷闹辽西。”他用粉笔在黑板上敲了几下,高声(其实更像尖声)说:交白卷居然成为上大学理由,古今奇闻!

这让我联想到电影《决裂》中郭振清主演的男主人公举着一位年轻汉子的手说:这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原来,我们真的经历过一个“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时代。


50年代末倡导百家争鸣时期,重新评价曹操成为热门话题。对于有人认为曹操继承了黄巾起义的“革命志向”以及三十年间曹操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的说法,中国古代史教师吕作燮坚决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对曹操的过度美化。他其实不知道,传统的白脸曹操被重新高度评价,实与高层的意思有关,只要读读“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词,就不难感悟到。不过,吕老师显然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度,因而顶风唱反调,后来当然要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异己,成为挨批的对象了。

而吕先生显然一辈子“不识时务”,老是“逆潮流而动”。尽管他对于明清以来华东地域文化深有研究,乃至于还能用历史观照现实,但1990年代在经济发展大潮勃兴之际,他竟然写论文反对建太仓港,国家据此减少投资几十亿。此事令太仓市有关部门勃然大怒,他们致函南大党委,要求对吕先生的“误导国家”“破坏地方经济建设”的行径予以严肃处分。吕先生则毫不退让,他说根据明清以来长江流域水道变迁的历史,太仓不适合建港,建了寿命长不了。他还宣称,南大要处分没关系,但必须先开个学术讨论会,对这个问题双方一起辩论一番,自己要是输了,甘受处分无怨。

后来,南大对此事不了了之。


张树栋,讲授世界上古史。先生颇有魏晋风度,脖颈搭着深色厚围巾,说话沉稳平静,常常坐着讲课。

我十分惊叹先生超常的记忆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多是理论性和逻辑性强,有大量高度抽象的言词,而他却对那么令人诘屈聱牙的言论滚瓜烂熟,张口就来。

张树栋先生(2002年)

某日上课,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他不动声色地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闻听此语,教室里所有学生屏息静气,无不愕然,心想张先生是不是把自己抬得太高了?您一个大学老师,怎么可以这样把自己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呢?

就在他又说了一堆这个唯物史观、那个决定因素之后,在同学们依然充满狐疑的眼光中,他最后补充说,上面说的是恩格斯语录。顿时全班哄堂大笑,大家心里说,您也太会大喘气了,那句“无论马克思或我,都……”,得让人产生多少联想啊!而张先生却没笑,表情依然如故,翘着二郎腿,坐着纹丝不动。


当年,年轻教师中有一些人口才好,能把课讲得很精彩,但也有年轻教师缺乏讲课经验,难免遭遇尴尬。

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那时人人学习如饥似渴。然而刚上学时,我们的英语教师是一位刚毕业不久、二十三四岁的“大男生”。他长得白白净净,生性腼腆,说话时表情柔和,轻声慢气。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的语言表达不是太好,几堂英语课讲下来,学生们就有意见了,于是有人去教研室反映,要求换人。

终于有一天,这位年轻人带着哭腔抹着眼泪向全班同学道歉,说自己讲得不好,耽误了大家的英语学习,现在学校决定把他换下去。当时情景,让班里所有同学动容,大家心里也不免有些过意不去,而班里几位女生更是有为之流泪者。但那已是无可挽回的结局,“让老师下课”,竟发生在我们这帮上学不久的新生身上。


尊称茅家琦为“茅先生”是有来历的。陈红民同学说,刚考上研究生时,我们仍沿用本科时期的称呼“茅老师”。那时崔之清已从茅先生门下毕业,对师弟师妹们的“不敬”颇有微词,开导说:“在我的家乡,教小学的老师才叫‘老师’,教初中的老师就要喊‘先生’了,你们怎么还能喊茅先生为‘老师’呢?”陈红民等自此领命,均改用“茅先生”尊之。

我们上大学本科时,茅先生50出头的年岁,担任系主任。在一次对全系学生进行有关正确对待男女关系的思想教育大会上,茅先生谆谆教诲,说不要看重女人的年轻漂亮,今天的林黛玉就是明天的贾母!此说引起同学们私下极大的思想反弹。有人说,感觉这个说法是对追求美的梦想的幻灭,20多岁男子如何能对未来的贾母用情?有人说,茅先生此说对女同学打击尤大!

茅先生为人实在,说话很直。南大当年教师的住房很紧张,年轻老师纷纷向学校要求分房,学校让各系多做说服工作。茅先生身为系主任,对系里年轻老师说:闹也不会有房子的,有这闹的时间,还不如好好看书、多写写论文。结果本来对学校有意见的人,转过来对茅先生有意见了。其实能否分房,他真是没有发言权。却给自己惹来一堆烦恼。


洪家义先生学问高深,开选修课“古文字学”,从古文字讲到上古音韵。虽然先生偶尔也讲出些趣语,如把甲骨文中的“牝马”,解释成“结过婚的母马”,令同学们捧腹,但此学问实在高深难学,加之先生不善言词,说到古文词,常嗫嚅不成句,让尚无相关知识储备的考古专业同学们听得云里雾里,莫知所以。

学期将结束,考试成难关。某日何平同学路遇洪先生,遂冒充民意代表建言,称万万不可考试,考下来结果会很惨,于先生面子亦不利云云。洪先生作踌躇状多时,最后决定让同学们临写《古文字学》讲义中所列甲骨文、金文、小篆字体,每字描摹两遍。

时值酷暑,汗流浃背;两通抄毕,耗时数日,令各位叫苦不迭。然而此法隐含功德,抄写过后,大家对古文字的基本部首、构字方式有了一定的认识,日后进一步研读古铭文,研究上古史,获益极大。


张之恒先生是个有趣的人。晚我们六届的一位师弟回忆,有一回张先生上课,讲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考古学理论,提及斯大林。张先生忽然很庄重地环顾大家,问:你们知道斯大林是谁吗?30多年后的今天,对年轻人还真可能成为问题,不过1980年代的我们那一代,哪有不知“马、恩、列、斯”的呢?

张先生当年给我们上课,令我们很敬佩。他能把先秦考古学上那些枯燥乏味的坛坛罐罐,背得滚瓜烂熟。当他双手按着讲台、眼望着窗外,嘴里一一道出那些“侈口束颈斜肩鼓腹圈足”“小口折沿方唇深腹圜底”、“夹砂灰陶饰粗绳纹”之类的东西时,我们由衷地佩服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耐心,记下了那么多单调得怕人的器物器型和纹饰。

这一切,都是令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而有一位同学说,自己是在期末考试之后,告诫自己毕业后可不能干考古了,背这么些器物器型,那个乏味,简直要叫人崩溃。但张先生纯正的为人,敬业的精神,以及做事严谨认真的态度,对于我们日后的工作,影响却是深远的。


世人曾感叹,近十年来,南大历史系有四位杰出教授英年早逝。高华57岁、任东来52岁、计秋枫55岁、陈蕴茜55岁,他们在个人学术的最好年华时,遗憾谢幕。

其实,此前还有一位,更令人慨叹。他就是南大历史系教授、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物质文化研究所所长、已颇具声望的考古学家熊海堂先生。1994年,他年仅43岁便溘然病逝。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当年我们在校读本科,曾参加他的毕业答辩,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精彩答辩,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毕业后留校。1985年起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七年,以极高的天分,忘我的刻苦,超前的观念和广博的学识,拿下了当时极难获得的日本国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几大箱行李全是为学术而添置的书籍、录相带、幻灯片、打印机、计算机、高性能相机,及各种绘图用具,他作好了回国后在学术研究和学校教学方面大干一场的规划。可惜,由于多年来全力投入学习与研究中,透支了身体健康,回国仅两年,竟一病不起。临终前连自己的杰出专著《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也无力再审校,不得不拜托同事去做完。逝前最后断断续续的遗言是:“……我不甘心……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等着我去完成……”逝世时,南大刚分了一套他盼望已久的可以拥有自己单独书房的三居室房子,而他却永远不能拥有那份快乐了。他的逝去,校领导亲临致悼,日本名古屋大学亦发来唁电致哀。他绝对称得上是东亚陶瓷史、六朝考古史领域的顶级专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元史研究名家邱树森先生讲课极有章法,流畅严谨,无一句多余。王虎华回忆,邱先生上课无废话,某日登台,甫一开口,就说:“李自成死了以后……”真如听评书开场一般,一开口就把同学们的注意力牢牢抓住了。他下课也从不延时,总是到点就恰好讲完,令不少后来也成为大学老师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同学啧啧称奇。当然也有人作出歪解,说邱老师烟瘾大,因此下课准时。下课铃一响,他离开讲台,未及出门,香烟就已叼在了嘴上。对这一说法,我们表示坚决反对。

何平同学赞叹:“我听过南大、南开两名校多位名师授课,法度严谨、板书漂亮且语态潇洒者,唯邱公一人而已。”郑会欣回忆,邱先生年富力强,笔头极快,经常发表论文。人或问他写文章诀窍,他笑:我精力旺盛,晚上可通宵写作,哪像别的某些教师,晚上八点钟就睡觉,那还做什么学问?

先生后来曾兼职于宁夏的北方民族大学。有人状告邱先生倒卖羊毛,先生问郑会欣:你信这谣传吗?会欣笑:这事此前没听说,若听说了,肯定信,以您干什么都行的能力,给您一个总理职位,说不定也能干得起来。先生嘿然,未予反驳。


十一

己亥冬(2019年11月20日),邱树森先生仙逝。同学深致哀惋,议以本班名义献挽联。何平书联:“精研蒙元史,劫后桃李劳传习;谈笑魏晋风,漠北烟云佐诗酒。”陈益民亦拟联:“泰山倾圮,浩叹史界失谠论;玉树凋零,长思杏坛振金声。”何联恍见其人,可读,然格律欠工;陈联词语工整,而韵致不足。诸同学共议,终改为:

谈笑魏晋风,漠北烟云佐诗酒,先生去矣;

纵横蒙元史,江南日月传道书,弟子哀哉。

众皆曰善。将呈邱府,周连春后至,左右顾,未语,将首句换位,去句逗:

纵横蒙元史,漠北烟云佐诗酒,先生去矣;

谈笑魏晋风,江南日月传道书,弟子哀哉。

众赞叹,以为点铁成金。或讥连春“抗倭奏凯,下山摘桃”,连春顿首称不敢,自比农夫山泉,曰:吾唯大自然搬运工而已。


    (陈益民,原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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