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抗战军兴，南京沦陷初期，在南京曾经建立一个“国际安全区”，包括金大校园在内的区域，划为当时南京市民避难所，成为血雨腥风中的“诺亚方舟”。这个安全区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谁最先发起的，未必很多人都知道。
一 金大教授率先发起
著名学者、抗战史研究专家章开沅先生在《发扬金陵之光》一文中说：“南京安全区的成立，完全是金大的一批职员和教授，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杭立武。也有贝德士，也有史迈士。”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金大决定西迁四川。为保护校产，校长陈裕光委任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留守南京，担任守护校产的重任。应变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史迈士（L. C. Smythe）、林查理（C. H. Riggs）、特里默（C. S. Trimmer）、陈嵘、齐兆昌和顾俊人6人。此外，一齐留校的还有另外28名教职工，包括一些志愿者。
杭立武是最初提出成立安全区动议人之一，因为他是金大董事长，又是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与国际交往多；出于责任和便利条件，他邀约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士，包括金大美籍教授等，商议仿照上海饶牧师的经验，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这一动议与一些外国人士想法正好一致，一拍即合。商议结果，请德国人拉贝出任主席，金大教授史迈士任秘书，费吴生（即费奇）为总干事。
杭立武回忆说：
“1937年11月，我（杭立武）在南京看到报纸报导上海有一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容纳很多妇女和小孩。我忽然动脑筋，觉得日本将进攻南京了，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置一个难民区。那时我是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认得金陵大学的许多美国人，同时我也是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和许多英国人、德国人有来往。
“我约集了一二十个外国人，我说我们要设一个难民区，他们都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为人道的事情，应该赞同。我们这个难民区很自然地就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划进去，一直到鼓楼、新街口。划好后，我们就写信给上海饶家驹神父，请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们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以后不要骚扰难民区。
“因为日本军方的人和饶神父有来往，饶神父就把地图给日本司令。后来饶神父回信给我，只讲日本司令说‘我们知道这件事了’，并且收下了地图。后来在进入南京城的日本兵身上发现过这种地图，是有难民区的。”
（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南京保卫战》）
南京国际安全区示意图
杭立武
杭立武（1901-1991），安徽滁州人。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1924年毕业于金大政治系，后赴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主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创办中国政治学会并任总干事，1933年成立中英文化协会，开中外文化交流之先河。此后，他担当多项要职，如代表中国面见英首相邱吉尔商谈重开滇缅公路事，先后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部长等职，后去台湾。
二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年11月17日前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拉贝在11月19日参加了该委员会。22日下午“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拉贝被推选为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外国使领馆和教会学校较为集中的南京市中西部建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和救济战争难民的中立区。占地面积约3.86平方公里，大概是当时市区面积1/8。
南京国际安全区于1937年12月8日正式对难民开放。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拉贝Rabe（主席）德国籍，西门子洋行
史迈士Smythe（秘书）美国籍，金陵大学社会系教授
贝德士Searl Bates美国籍，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
林查理Riggs美国籍，金陵大学农艺系教授
特里默Trimmer美国籍，金陵大学鼓楼医院医生
马吉Magee美国籍，美国圣公会牧师
米尔斯美国籍，美国长老会牧师
史波林德国籍，上海保险公司
乔治·费奇George A.Fitch（总干事）也叫费吴生，美国籍，基督教青年会，后加入委员会。
克勒格尔德国籍，礼和洋行，后来补登在列正式成员。
日军占领南京后，15位安全区成员中，以金陵大学教授为主的8位成员留下。而其他7位则先后离开。他们是：潘廷（德）、利恩（英）、汉森（丹麦）、芒罗·福尔（英）、希尔兹（英）、麦凯（英）、皮克林（美）。
后来还有许传音，作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唯一的中方委员。
南京国际安全区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为委员会主席拉贝，后排左三为秘书、金大史迈士教授，后排左一为费奇（费吴生）
三 国际安全区的艰难运行
11月22日，南京国际安全区正式成立，立即行动起来，先是为难民区储备粮食，将金大礼堂用作堆栈；金大校舍腾出，以供难民栖止。尔后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安全区正式开放。
南京国际安全区开放后，最高时约有25万难民涌入，后来共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其中与金大相关的有金大蚕厂（金银街15号，蚕桑系系址）、金大图书馆、农科作物系、金大宿舍和金大附中五所，由贝德士、陈嵘和金大宿舍收容所所长齐兆昌共同负责，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
1937年12月17日，国际委员会调查时，金大蚕厂难民人数为4000人，图书馆2500，农科作物系1500人，金大（宿舍）1000人。1938年1月初，国际委员会委员米尔斯和福斯特对21座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人数和救济情况进行了检查，其中蚕厂（1月4日）3304人，图书馆（1月5日）约3000人，金陵大学宿舍（1月5日）7000人，大多为妇女和儿童。
收容所内每幢房子均有金大留守职员和选出的难民具体管理，并且收集相关情况反映给国际委员会。除普通难民外，居住在其中的还有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包括各高校留守人员1000多人、南京中小学生5万人中来不及逃走的数千人、上海和沪宁线各校师生尤其是教会学校师生数千人，以及随后由金女大转来的数千名女性难民。
金大校园内的难民
由于难民多而地方有限，金大将学生宿舍和教室、体育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所有的床、桌椅等全部拆除以便容纳更多的人。但难民实在太多，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难民则只能在空地上搭棚子居住。
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供，为了供应难民吃水，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有限。大小便很成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
据记载，贫困难民可以凭收容所发放的白布条免费领取食物，“每人一碗，大人一大碗，小孩一小碗。”这些难民偶尔还可以吃到萝卜干和蚕豆。麦卡伦牧师幽默地创作了难民之歌。其中呼吁早中晚都要吃豆子。因为营养差，补充维生素B，避免脚气糜烂，这是另一个话题。
校园中的难民和儿童
除食物外，国际委员会还提供棉花和布匹给难民做被子。此外，还发放了相当数量的救济基金。同时，金大收容所还雇用了一些难民协助工作，并组织有技能的难民进行生产，如春耕、织布、被褥衣物的缝制等，以此作为工作救济来帮助难民。国际委员会还举办各种工赈，如拨款补助参加营区内的土木项目，又抽调难民百名帮助金大各农场进行春耕。既可维持农场工作，又可提供难民蔬菜、粮食。
金大校园收容所主要收男子难民，与金女大恰恰相反，两校园分工明确。不专门收容妇孺，男性难民背景不同，文化教育不同，时常会打架，吵架，有的还抽鸦片，秩序管理很难，困难尤多。
1938年5月4日，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暨金中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员在干河沿金中小礼堂前合影。前排左3徐淑珍、4徐淑德、6姜正云（金中难民所所长）、7约翰·马吉（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会长，被誉为美国英雄，南京十二中创办人）、9金大教授贝德士、10金大教授史迈士、11徐传音先生
一方面难民生活非常艰苦，而组织募捐筹办救济者绝非易事。还要为伤病员提供治疗，为百姓注射疫苗。这方面鼓楼医院（金陵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做得非常出色。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南京遭受到空前的浩劫。12月至1938年2月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安全区内出现难民收容所（又称难民营）25处，连同区外共37处，其中仅金陵大学就有五处。在日寇屠城最为疯狂的日子里收容所保护了几十万难民。后来由于真相被披露，国际舆论的干涉，日寇重心南下，不许难民住在收容所里。
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本占领军的协迫下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救济机构，安全区随之解散，难民收容所在5月底也被迫关闭。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事爆发，金大校址为日本侵略军占据。卖国投降的汪精卫政府为了装门面，开办伪中央大学（1940-1945），占领了金陵大学校园，还以美丽的北大楼作为号召，模糊视听。贝德士等美籍教授或西迁，或回国，主动请缨的陈嵘教授、齐兆昌工程师等留守人员，处境非常艰难。直至抗战胜利，金陵大学校产乃得接收。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金大校区数万人民群众，他们为抗战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编写/李永泰、赵国方）
参考文献：
1、孙建秋、李永泰编著《金陵大学画传》，2021年3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王勇忠《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