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第一级毕业100周年。100年前，胡焕庸和36位同学在南京高师毕业，成为早年民国教育历史上的新生一代。

地理科学家胡焕庸，字肖堂。出生于晚清的1901年，求学于民国时期的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1928年回国。先后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地理学系主任、教务长，兼任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50年起任政务院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1953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80年后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等，1998年98岁高龄谢世。

胡焕庸教授一生著作甚丰，他于1935年6月提出划分中国人口的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并以瑷珲—腾冲线为界，被称为“胡焕庸线”。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第一级毕业生留影，后排左四胡焕庸（1923）

童年与求学

江苏省宜兴县是人才辈出的“教授之乡”。胡焕庸出生不久，作为宜兴扶风桥的当地秀才、私塾教师的父亲胡际堂就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只得靠母亲依靠缝纫加工为生读书。中学毕业于以要求严格闻名的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提倡中西文化互补，各科系名师济济一堂，群贤荟萃的南京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学生群体。

1919年10月，南京高师地学研究会成立，胡焕庸两度当选总干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顾问、地理科学家I·鲍曼，出版了《The New World，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raphy》。胡焕庸和张其昀等同学在竺可桢、任鸿隽等先生指导下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署名《战后新世界》作为毕业纪念。

1923年夏，胡焕庸从南京高师毕业后即应聘去扬州第八中学担任史地教员和训育主任。1926年春回到南京，补足东南大学学分获理学士学位。即和同学凌纯声一起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国学派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

任教国立中央大学的早年岁月

1928年5月，应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要求，张乃燕校长给在法国留学的胡焕庸发出聘书。8月，胡焕庸回到南京，任职中大地学系副教授。同时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兼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协助竺可桢筹办气象研究所。

1930年2月，中大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分系独立，胡焕庸出任地理学系首任系主任。从此中大地理系自成体系不断发展。地理系成立初期主要教学骨干为胡焕庸、黄国璋、张其昀三位副教授。地理系的创始系主任胡焕庸也是坚持到抗战西迁至复员还都的久任学者，许多在中国地理界和气象界有很大贡献的学者都于这一时期求学。胡焕庸还和张其昀等一起创办了钟山书局，早年许多学者的书籍、教材包括《地理学报》在抗战前的四卷十一期都是在钟山书局出版的。

1931年9月，应江苏省教育厅的要求，胡焕庸到省立苏州中学短期任校长一个月并主持开学。突然爆发的“9·18事变”，校长岗位无人可替。在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严重时刻，胡焕庸“以此间既难摆脱，惟有向中大恳辞”转向中大提出辞职。但是中大地理系的工作也相当重要。朱家骅校长要求“慰留”。地理系同学会也提出“……以胡先生学问人格素为生等所深佩，本系各种事务以及将来发展扩充，端赖擘划维持；一旦去职，使生等顿失良师，地理系前途何堪设想”（按：此段引文标点，系编者所加）。胡焕庸从此开始了南京、苏州两地奔走，每周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和苏州中学各工作三天主持工作。

胡焕庸在苏州中学校长任内，屡次慷慨陈词鼓励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教育学生国难当头更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他推行了“男女同校”，创办化工科、印刷科等职业课程，强调要提倡“全人”的教育，“就是要知德体三育并重，不可缺一”。学生毕业时，胡焕庸亲往送行勉励毕业生发扬“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之精神。1933年江苏省高中会考，苏州中学考生成绩优异，至今依然是苏州中学值得骄傲的历史。

1933年7月，法国公布占领了南海安波岛、南伊岛等南海九岛。中国政府当即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而早已觊觎南海的日本也妄称不仅南海九岛为其所有，西沙群岛也系日本所有。面对法日觊觎、侵占我国诸岛的恶劣行径，胡焕庸明确提出应以“南沙群岛”之名命名此群岛，此后多年，胡焕庸坚持要求政府必须重视保卫南海和西沙、南沙群岛。

193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胡焕庸和柳诒徴、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张其昀等40位知名学者是创始发起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当选理事长，张其昀兼任干事，胡焕庸兼任会计，学会会址就设在中大地理系。自此，中大地理系自然就成为了全国地理学术活动的组织核心和地学研究中心、近代中国地理科学的发源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1937年4月，翁文灏连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胡焕庸任总干事。1944年4月，胡焕庸以最高票当选为理事长，1947年8月连任。

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地理科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而《地理学报》的创刊和可贵坚持，正是中国地理界的仁人志士不懈努力，与其他自然科学界人士一起对早年“科学救国”的具体责任担当，使地理科学在中国开始享有高水平的学术专业窗口。并且对地理科学在战后建设的重要作用打下了基础。

1934年7月，胡焕庸率学生李旭旦、楼桐茂、王慕韩和詹子政等四人，到苏北考察淮河水利以及沿海地区废盐改垦情况，写成《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书中批评了政府的导淮计划，近千册成书中大部分被导淮委员会主委陈果夫私下搜去销毁。

1935年6月，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二卷二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他以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的高度综合思维，确立了以地形、气候为基础条件，断定以黑龙江省瑷珲至云南省腾冲的连线，可以大致反映出中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的基本格局。文中提出将全国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以全国面积之分，东南部和西北部各占约36%和64%；惟总人口之分，则东南部和西北部各占约96%和4%，惊呼“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自此“瑷珲—腾冲线”成为胡焕庸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标志。

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编胡焕庸（1930）

随校西迁重庆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南京也多次受到轰炸。政府在西迁重庆的同时，也决定将尽可能多的学校迁往内地。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准备西迁。9月23日，教育部下发中大准迁令，罗家伦校长当日正式发布迁校通知及交通安排，急电通知立即成立中央大学驻成渝总办事处，由法学院院长马洗繁主持全面负责建校、迁校事宜，并且派遣经济系主任吴干等先行入川。马、吴遂在重庆柴家巷设立了办事处，聘请中大心理系教授王书林为中大汉口通讯处主任，办理师生公物转运事宜。为了医学设备合作便利，中大又聘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另行一路专赴成都，向华西大学接洽中大医学院迁成都事宜。马、吴遂在重庆一面组织人手制订松林坡建校规划，落实施工队伍，购置建筑材料；一面遵罗校长嘱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商洽，支援中大将各种设备经由长江船运入川。由于工期赶得很紧，可供上千学生就读与食宿的校舍，以及教职员工连同眷属的住屋，合计4千多人的教学和生活用房，仅用42天便高速建成。面对南京即将沦陷，中大驻成渝总办事处拼却性命创造了奇迹般的速度，使中央大学能够及时迁离险境，是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贡献。

8月23日起，中大将已经提前赶制完成的近2千只箱内钉上铁皮的坚固木箱和各种包装物，装载上图书仪器和各种西迁物资，分三批运往下关码头搭乘民生公司货轮沿长江向西南进发。10月底，中大师生已经全部到达重庆。地理系主任胡焕庸，也提着一个手提箱带着几位受家长重托的女学生先期到达重庆。

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的沙坪坝以后，虽然教学和生活条件艰苦，学校工作基本没有大的影响。1941年以后，中央大学地理系新开设了与抗战形势相关的五门课程。胡焕庸讲授国际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和四川地理。“内容根据政治地理原则说明现时国际关系与纠纷如日俄在亚洲东北之冲突，日美在太平洋上之争霸，不列颠帝国之经营，法德关系地中海问题、中欧东欧各国际关系。就本国经济情形说明对于抗战之关系”。丁骕、黄厦千、徐近之、朱炳海等也分别讲授苏联讲座、航空气象、康藏地理，高空气象等。这些课程的讲授部分是向学生介绍西南和边疆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另一部分国际政治地理、苏联讲座讲授的主要是人文地理方面并也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解读抗战形势。

《中国人口之分布》发表的中国人口密度图（1935）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中大学生发起的中华自然科学社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仍坚持科学活动。作为中央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理事和社长，胡焕庸积极参加了自然科学社的筹款、科普、演讲、编辑丛书、组织考察交流等活动。胡焕庸要求政府重视科学理论、增加科学家生活补助。号召科学界要加强中小学自然科学教育、增加大学的科学设备、充实现有的科学机构、增进训练研究人才、战后添设研究所、加强国际合作、奖励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积极投身到“抗战建国”的要求中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转向西南省份，因为生活物资短缺，重庆投机严重，物价飞涨，居民生活苦不堪言。

沙坪坝作为文化区，集中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学校。物资匮乏物价高涨，教职员生活影响很大，经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吴朗西先生提议，联合胡焕庸等共同发起，胡焕庸教授又联系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南开大学校长张柏苓、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和部分政府机关要员139人，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中学等中大区教职员为主体，自发创立了股份制合作组织——重庆市沙坪坝消费合作社。理事会推举胡焕庸任主席，中大理学院院长孙光远担任监事主席，吴朗西担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工作。

胡焕庸为合作社制定的宗旨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要求合作社的营业主要“谋其消费上之利益所组织之团体，由此团体批购消费用品或生产消费用品，依市价或比市价低廉之价，以售卖于其团体员”。沙社的经营负责人吴朗西经理，租了两个门面，雇佣34名当地青年，“每晚工作至午夜”，从政府专管的全国合作物品供销处等物资机构批购主要生活用品平价供应会员，后来逐步发展到百货、印刷和信用部，经营范围扩展至整个沙磁区。合作社经营“规模宏大、组织完善、业务甚为发达”。为万余名社员供应了平价米、面、油、煤、布匹等日用消费品，为平抑物价改善社员生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胡焕庸虽然工作极为忙碌，但是对这个改善教职员民生的项目非常重视。“平时督导该社极严”，即使在担任教务长期间，逢星期日照常到社“召集主要职员，查询不稍松懈”。沙坪坝消费合作社是一九四一年重庆市消费合作社中盈余最多，也是重庆市消费合作社竞赛成绩得分最高的。1942年12月，社会部指定沙坪坝消费合作社为消费合作社示范社。

胡焕庸对西部与东部地区差异极大的状况极为不安，多次向政府提出重视边疆、海疆安全与加紧建设西部地区的意见。呼吁读者和民众重视边疆建设，努力加强教育，关注人才训练，厉行廉洁政治，实施经济开发。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口的升旗台（1938）

1942年夏天，四川省政府和中央大学联合组成川西考察团，中大理学院地理系、地质系、生物系和师范学院博物系、农学院森林系、农艺系病虫害组等六个系（组）的教师及研究生同四年级学生一百余人参加川西考察。考察团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和中大校长顾孟余担任名誉团长，胡焕庸担任团长，经泸州、嘉定、成都等地，走进了大凉山彝族人生活区和临近云南的金沙江流域。除了收集到大量矿物和生物标本外，还发现“藏量极丰、品质极佳”的铁矿一处，编制《川西考察报告》送给政府参考。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泱泱大国”，中国一国的面积接近于一个欧洲。省级行政区域面积过大人口过多是现行行政区划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1940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指定胡焕庸主持省制问题设计委员会。胡焕庸组织了20多位专家历时二年，完成了缩小省区研究方案。这份“胡氏分省方案”拟“全国合计共为66省。省长由文官担任。县长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则“操纵割据，势无可能”，这个研究被确定为抗战胜利后重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之一。1947年，国民政府在东北进行分省试点。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我国行宪后的第一件大事，即为缩小省区”。此后内战的扩大政府已无暇再强力推行，这个精心设计多年的治国大计终告夭折。

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也同时成立，地理学部下设地理与气象两个组，专门承担地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胡焕庸兼任地理学部主任，这是民国时期成立的第一个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地理研究机构。中大地理学系是中国最大的地理学教育机构，在地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引领着中国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发展。

1943年3月，胡焕庸在就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之前，辞去已经担任了13年的地理系主任一职，推荐自己的学生李旭旦接任了地理系主任。时年32岁的李旭旦，四年前从英国学成回国，被聘为中大“最年轻的教授”。

1942年，教育部宣布聘请部聘教授。具体条件是“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十年以上；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备特殊贡献者”，名额暂定30人。中央大学有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心理学家艾伟、社会学家孙本文、林学家梁希和生理学家蔡翘等五位知名教授入选。次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部聘教授十五人名单，中大有七位。分别是国文学家胡小石、语言学家楼光来、历史学家柳翼谋、教育学家常道直、法学家戴修瓒、化学家高济宇、艺术家徐悲鸿。部聘教授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规格最高的教授群体，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拥有极高的学术荣誉。

1943年2月，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辞职，蒋中正兼任中大校长，蒋校长聘任朱经农担任教育长代行校长职权，胡焕庸担任教务长。中央大学整建制西迁重庆教职员和学生近六千人，各方名流学者云集于此开具课程近千种，门类之齐全专业之广泛国内无可比拟。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办好这样一个规模的大学，教务长压力之大、困难之多难以想象，足见其出色的行政团队管理能力和高效献身精神。

胡焕庸说明：一九三八年春竺先生因公到重庆我们去珊瑚坝机场欢迎竺先生右侧为胡焕庸左侧为吕炯左外侧为涂长望（和陈忆帆）。

摄影者徐进之（1938）

1945年1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胡焕庸在重庆出版《台湾与琉球》一书，书中大声疾呼：……台湾琉球，一日不能收复，则我海上活动，一日不能越出黄海东海范围之外；台湾琉球，有如我国海上之外篱，南下而向南洋，必须经过台湾海峡，东向而出太平洋，必须经过琉球群岛；未有外户操之于人，而能立国于地球上者！二十世纪，乃为大洋交通之时代，未来新中国之发展，万勿再踏过去重视大陆轻视海洋之覆辙，而应以海陆并重为我国最高之国策，愿我国人，速起图之！此后胡焕庸在许多文章和各种场合中，都大声疾呼要毫不犹豫地收回琉球。遗憾的是胡焕庸的呼吁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中国失去了光复琉球群岛的最好时机，为今天的中日东海争端埋下伏笔。

胡焕庸在中大西迁期间，兼任地理学部主任，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长。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胡焕庸担任了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职务并且成为地理学界的领军人，对当时民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的稳定发展，对中国地理科学研究教学、对中国战时自然科学研究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科技界的重要力量，是有卓越贡献的。

抗战期间，胡焕庸还担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学课程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初中史地应征课本评选委员会委员、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委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为推广抗战期间的国民教育工作，积极参加了教育部的各种活动.

抗战胜利后的三年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教育部委派胡焕庸去美国考察研究，先后生活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

胡焕庸在美国期间，首先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地理学的发展情况，应邀去马里兰大学担任了研究教授讲授远东地理，同时按照中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合作计划，主编《中国气候图集》，考察了一批著名大学。1947年2月，胡焕庸回到南京。通过对美国的考察，胡焕庸深刻认识到西方社会在教育研究和社会进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一再呼吁所有大学都要重视地理教育。

回国后的胡焕庸创办有《社会公论》政治评论杂志，刊登胡焕庸在美国考察后的新见闻新思想，评论日本战后的处置、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战后国际关系和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议等，他多次提出政府应尽快实行土地改革“取消地主阶级的剥削，痛快的实行耕者有其田”。

1949年1月31日，因校长周鸿经离校，中大教授大会自发选举成立了“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负责，常务委员梁希、郑集、胡小石主持校务工作。4月12日，中大教授会召开紧急大会，会议决议接受第一届校维会总辞，并当场票选第二届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会议推选熊子容教授为校维会召集人，胡焕庸被加推为改组后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校维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同日，在中央大学教授会理监事会上推举胡焕庸担任理事会常务理事。

治理淮河的水利专家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新政府华东高教部通知胡焕庸等八位中大教授去北京的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期间除了学习外，更多的是交代反省自己的“反动”历史。胡焕庸从此被限制使用，历次运动无一幸免。学习审查结束后，又遭到阻挠不能回到南京大学执教。这位地理科学唯一的国家级教授，无人敢用几乎失业。

淮河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是中国的主要江河之一，更是中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较早的区域之一。淮河水系受到黄河泛滥长期夺淮的影响遭受到巨大破坏，是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

1950年6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成灾。“淮河平原几成大湖，几百里汪洋遍地嚎哭。其状凄惨至极，被淹田亩超过4千万亩”。政务院将胡焕庸调到华东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工作。胡焕庸不负众望，带领淮委工程部的技术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报请政务院批准，对在淮河上游山区多建山区水库，在淮水的重要地段洪泽湖建设控制水量的三河闸等调水设施，疏浚河南、安徽和江苏的众多淮河中下游河道，修建堤防和二十多处水利设施将部分淮水引入长江入海，同时在苏北开挖入海新水道的治淮方案提出诸多意见。胡焕庸领导了“苏北灌溉总渠”的勘测定线工作，实现了早年提出的治淮重要一步。

在治淮工作中，水利部决定筹办正规学校培养技术干部。胡焕庸担任了“淮河水利专科学校”建校筹备处主任，建校完成后亲任教务长一年。1953年8月，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部将他调动到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回归教育界，任教华东师范大学

1951年组建完成的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班底是竺可桢主持多年的浙江大学地理系，之前可以追溯到中央大学地理系。胡焕庸将家搬到了上海，终身再未踏入南京一步。

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本是胡焕庸最熟悉的专业，时年五十多岁正是科学家最佳工作年龄，只是现在再也不是“教授治校”的年代了。胡焕庸知识储备丰富，他远离禁区另辟蹊径，以研究相对安全的欧洲自然地理甚至古地理学为主。

1957年9月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高校设立18个研究室，其中就包括以胡焕庸为主任的华东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中国高等学校建立的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胡焕庸与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同为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著名学者。随着马寅初遭到批判撤职，已经取得初步成绩的人口研究室难以为继不得不偃旗息鼓。

在胡焕庸的教学生涯里，他在讲课时总是先摆明事实再讲清道理，重点突出版书认真有序，和学生平等交流很受学生欢迎。“没有数据就不是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是地理。”胡焕庸教学的特点是大量应用各种地图。学生回忆，胡焕庸上课教学挂图用的是最多的。他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特别是国外的参考书，他不仅自己熟练掌握了英、法、德、日、俄等语言，也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外语，自行阅读国外原版资料。

1964年，中国和法国恢复外交关系，华东师大地理系成立了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胡焕庸早年在留学法国期间就考察过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担任过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代表。胡焕庸搜集资料编辑了新的《法国地理图志》，对这个首先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西欧国家集中介绍以用于内部研究，并且准备续编德国、英国等其它欧洲主要国家的资料。但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新的社会巨变又一次终止了胡焕庸的工作。年近七旬的胡焕庸除了随时接受批判斗争、写交代外，唯一的工作就是扫马路和清扫厕所，1968年5月起胡焕庸又被“拘留审查”非法关押五年一个月。

胡焕庸和国立中央大学的老学生们在一起（1980)

第三排：单树模 张同铸 程 潞 葛以德 宋家泰 刘振中 景才瑞

第二排：徐成龙 严重敏 吴传钧 金祖孟 陈尔寿 金祖梦 严钦尚 胡豁咸 邓静中 瞿宁淑

第一排：李春芬 鲍觉民 胡焕庸 朱炳海 李旭旦 周淑贞

平反冤案，回归学者生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央高层的直接干预下，上海市公安局宣布对胡焕庸历经13年的“审查”平反结案，1949年以来强加给胡焕庸的所有罪名被完全推翻。学校也补发了工资，配备了助手，调整了他的住房。从此，81岁高龄的胡焕庸在蒙冤33年后完全恢复了自己的名誉。这位著名学者重新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敬仰，在有限的晚年走进了一个学者的新境界。

1980年元旦期间，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胡焕庸也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地理界，和几代地理学者欢聚一堂。劫后余生的胡焕庸和参会的中央大学部分学生留下了“史无前例”的珍贵纪念合影。

1981年2月，第三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时年百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胡焕庸受邀参会并且担任中国人口学会的顾问。胡焕庸是计划生育的长期倡导者，但是他更多的主张既要控制人口数量，还要提高人口质量，要根据人口密度分区研究不同的人口政策。

1981年11月，教育部批准华东师大重建人口研究室，两年后扩编成立人口研究所，胡焕庸出任所长。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在获悉“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有着世界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担任所长；人口研究所是全国唯一重点研究人口地理的重要中心；师大地理系已经具有制图、印图设备，可以配合人口所印制地图”等条件后，破例同意先期给予38万美元的资助，以后又陆续给与了资助。胡焕庸领衔的人口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研究项目《中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重大课题获得了高度评价。胡焕庸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八大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地带和八大人口区，在国家的人口政策中得到重要的贯彻。他恢复工作后在助手的帮助下先后出版了一批经典著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他作为带头人，不仅创造了自己一生中的又一个辉煌，也给社会留下了毕生奉献的精神财富。

晚年的胡焕庸教授在书房（1985）

高龄退休以后

1989年8月，年近九旬的胡焕庸再次申请退休获准，被学校聘为“人口研究所终身名誉所长”。

1990年3月，民政部批复决定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五十年前就从事过缩小省区研究的胡焕庸受聘担任学术顾问，在退休以后又一次贡献了自己的经验、智慧和资源。

1990年10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人文地理学学术大会，会议宣布胡焕庸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创始人。

1994年下半年，《地理学报》刊登了胡焕庸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发扬成绩开拓前进——庆祝《地理学报》创刊六十周年。中国地理学会首届九位理事中唯一健在的胡焕庸在本文最后写到：发扬成绩，开拓前进，这是我对中国地理学界和《地理学报》的殷切期望。

1998年4月30日，胡焕庸在上海华东医院走完了九十八年的生命旅程后安然辞世，中国科学界许多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者和故旧、学生，台湾、香港的部分友人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哀悼。

人民日报称胡焕庸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人口学家、当代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当代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布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这位曾经受到不公正对待30多年的著名学者表达了最后的敬意。

2009年10月，中国地理学会的权威刊物《中国国家地理》出版了中国地理学会成立百年的珍藏版，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推出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专辑”。“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瑷珲）——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被推举为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之一。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多次提到胡焕庸线对中国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李克强提出：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胡焕庸线是个经济地理问题，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怎么打破？请你们帮着研究。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表述被称为“李克强之问”和“总理三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各界对于胡焕庸线在历史和今天的巨大意义的探讨研究。

2015年，黑龙江省黑河市政府和云南省腾冲市政府商定，为了纪念胡焕庸线对国家的贡献，将在胡焕庸线的两端腾冲和黑河分别建设“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各一座。

2020年元旦，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举办揭牌捐赠仪式，将制作的有胡焕庸草书手迹“地理”石安放在地理馆前，以纪念这位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了近40年的著名地理科学家。

胡焕庸教授的人生，正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变革的百年。经历了数千年封建帝制的覆灭、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三个重要阶段。幸运的是，胡焕庸教授的职业生涯历经磨难，晚年方得以恢复名誉重新著书立说培养后人。人生虽然波澜不断但是相当长寿，到了晚年依然站在学术的前沿。他的“呼吸一日不停，工作一日不止”的誓言和实践，至今依然为许多同事和学生记忆犹新。

云南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的胡焕庸铜像（2017）

胡焕庸线的发表80多年过去了，该线两侧人口密度的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条线如此稳定近一个世纪之久，胡焕庸在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口发展和生存环境》里有过表述：

瑷珲——腾冲线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是自然、经济、历史的综合产物，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只是在1935年才被第一次绘图阐明，并加以详细对比研究而已。

胡焕庸1928年在法国期间就说过：今日之地理，已非一种单纯科学，实为若干科学之总名，通常所称曰地理者，今当改称地理科学。他倡导“学业并重”的学风，主张做学问和创事业二者不可偏废。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执教60余年，培养了大批地理科学、气象科学和人口科学的专门人才，为发展中国的地理事业、人口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地理科学界的一代宗师。胡焕庸喜欢的格言是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胡焕庸用他的一生实现了这一点。

    （文、图/胡复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