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熙胜，1939年出生于江苏宿迁，1960—1965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德文专业，1965—1966年在教研室工作。原连云港市外经贸委主任，连云港校友会前任会长，现为连云港校友会名誉会长。
如果说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都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那么对于高熙胜老先生来说，南京大学是他人生经历中值得骄傲的一个篇章。今年暑假，我们受外国语学院的委托，采访了一些老校友，高熙胜是我们采访当中印象深刻的一位。
“我为什么这样爱南大”
这是一个与时代同命运，与民族共呼吸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5·20是南京大学的校庆，校庆，那就是学校的光荣历史。1947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这是不亚于北大学生“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啊，这是有学生牺牲的运动啊，这就是南京大学和时代同命运的体现啊！
1978年，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邓小平肯定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亲自组织的，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次的大讨论，就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么民族的命运可能都会因此而改写。它的影响之深刻，只有当时亲身经历的人们才能体会的，你们这一辈的人可能都没办法体会。
“诚朴雄伟”，作为南大人我们应当非常骄傲、非常自豪地喊出：“与时代同命运，与民族共呼吸”。
南大是做学问的地方。我所知道的南大的历史学教授高华，他倾注了十年的心血写出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研究共产党历史的书，没有科研经费，他自费，去研究去调查，这都是一种做学问的精神！现在的南大也非常重视教学质量，“三三制”要打造一流的本科教育，这都是作为南大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就像一个人一样，南京大学的脊梁骨永远都是挺得直的！
“毕业以后的我”
我毕业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是外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毕业分配时参与领导英德俄法等四个专业的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有军代表、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我是组长，是联合分配、毕业生分配的领导小组组长。
1965年那个时候提倡学生自治，我是党支部书记。所以毕业分配，文革当中，我肯定不能像红卫兵那样到处整人，干坏事。所以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家把我推上去了。我的毕业分配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还有翻译队。后来名额取消我才改在留校的，在德文教研室。1972年，外交部又调我去西德大使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没有去成。后来为支援苏北建设，就来到了连云港，一干就是50多年。
80年代末，我国驻西德大使王储来到连云港，时任外经贸委主任的高熙胜参与接待了他。提起这段往事，王大使说，我们早该见面了。
“中文是根本”
学了德文，离开学校之后的路要怎么走，就我的体会来说：中文是根本！因为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什么都离不开中文。
我从德文教研室出来之后，就一直在用中文。对于我来说，外语就是一门工具，关键是要有真才实学。不管以后是做外交官，做翻译，还是做科研都是离不开中文的。
我之后也一直在读中文，用中文，写中文。有一次，南大历史系的教授曾经组织一个团到连云港来，我接待他，我的祝酒词，他都听不懂。
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时，连云港校友会给母校赠送水晶宝鼎，高熙胜老先生为之题了词：“鼎者元吉亨尊，取精用宏，量大容广，寓意深邃，故以赠之。祝愿母校重贤修明、除旧布新、葆其精华、问鼎育英、再创辉煌！”这个设计辞在讨论上获得了赞誉和热烈的掌声，南大党委任利剑副书记在当年的校友代表大会上专门讲到这件事。
数十年来，高熙胜一直传承着中华文化，练就了深厚的中文功底。现在每逢重要场合，高熙胜都会或是信口拈来几句古诗词，或是现场作赋作诗，或是说几句得体幽默的祝酒辞。
“退休后搞好校友会”
连云港校友会成立于2001年，是全省随苏州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市级校友会，高熙胜是法人代表。连云港的校友会工作做得非常好，影响也很大，他们会定期组织校友活动，把连云港的南大人像家人一样团结起来，这与高熙胜老先生和其他南大校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倡导了连云港校友会“为母校服务、为地方服务、为校友服务”的工作宗旨。
连云港原燕尾港气象站站长王同歌校友，在普通岗位不畏艰苦不计名利默默奉献三十几年，被高熙胜推荐给母校，在2012年被评为“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
鼓楼校区匡亚明青铜塑像是连云港校友会在100周年校庆时立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有意义、有创意的举措。
连云港的金镶玉竹很有名，他帮助引进到南大浦口校区，如今翠竹成林，是校园美景之一。
每次南大人到连云港拜访参观，校友会都非常热情地接待。
高老先生作为名誉会长，仍然时刻关心校友会的工作，现在还随身带着校友会的办公电话，还会时常到校友会的办公室去，或是看看南大寄来的书和材料，或是约上退休的老校友们打几局纸牌。即使到如今，南大，依旧充斥着他的生活。“他是到校友会办公室‘办公最多的人’，也是对校友会感情最深的人”，连云港校友会现任会长刘平昌如是说。
（戴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