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国地理、气象学界一代宗师、我校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创始人竺可桢教授（图一）来宁考察，顺访南京大学，目的有二：一是看看他曾长期执教过的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继承者南京大学发展情况如何；二是了解他创建的地学系（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的现状及看望几位他的得意弟子如地理系系主任任美锷教授、气象系系主任徐尔灏教授等。他的光临受到南大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先由高济宇副校长陪同到东南大楼视察地学三个系，随后又由高济宇副校长陪同听取徐尔灏教授作关于他当年夏天率气象系百余名师生在皖南黄山周围布点，实施我国第一次地面暖云人工降雨试验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汇报。最后在东南大楼门前与地理、气象两系教师合影，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出身平民家庭，青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勤奋苦读，熟悉古籍经史，学有根底，又受到同乡秋瑾、鲁迅等革命思想的启迪。191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认为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决定到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1915年，由留美学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成立，他是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1918年，他以优秀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时年28岁，随即怀着以科学报国的激情返回祖国。
竺可桢回国后，先受聘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秋，应校长郭秉文之邀，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理学、气象学学说。竺可桢学识渊博，他编撰的《地学通论》一书，是中国第一本现代地理学著作，内容丰富多彩，加之讲解精辟，又能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并带学生课外实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受学生欢迎。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在竺可桢教授主持下，创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地学系，内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两个专业，他亲任系主任。1928年初，竺先生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并筹建北极阁气象台，所遗课程由刚从法国进修归来的地学系1926届毕业生胡焕庸先生接替。1928年8月，国立东南大学经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属理学院。1930年1月，地学系一分为二，成立了地理系（内含气象专业）和地质学系；直到1944年，气象专业从地理系分出独立成系，竺老当年创建地学学科的意愿，得以全部实现。今天，学科齐全，师资雄厚，人才辈出的南京大学地理、地质、气象三个学院，都是竺老首创，一胎同生的。
竺老自1920年至1928年执教地学系期间，既主持系主任日常行政工作，又教授地学通论、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并注意聘名师，重视教材建设，增添仪器设备，建立地学实验室、标本陈列室、绘图室等；还在学生宿舍前设立气象观测站，定期定时观察温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逐月刊行《南京气象报告》，出版《新地学》一书，阐述近代科学地理学的新内容与新方向，同时为地理系刊物《地理杂志》写文章。竺老还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刊行《地理学报》，会址就设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在这八年期间，竺老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理学、气象学和地质学科的精英，如张其昀、胡焕庸、黄厦千、吕炯、张更、袁见齐等。
1936年4月，竺老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直至1949年，他倡导的“求是”精神为浙江大学的校训，提出三条标准：（1）不盲从，不附和，以理智为依归。如遇逆境，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谦逊，不武断，不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毫不苟且。他这种追求真理、忠于真理的“求是”精神极得人心，久而弥深。
1949年4月29日，杭州解放前夕，他坚决拒绝到台湾去，闭门谢客，上海解放后即应邀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科院计划局局长，他首先在南京组建地理研究所，然后根据有关省市的自然条件作仔细的规划，配置相应的研究所，在招聘各所所长、副所长和研究人员，充实实验设备和图书期刊等方面，大都亲自过问和办理。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1956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亲任主任，选派了地质、地理、林业、土壤、动物、植物、沙漠湖泊、盐湖、南水北调等考察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呼吁要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他特别重视并亲自参与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新疆、青海、河西走廊和内蒙的沙漠治理，以及青藏高原研究的调查考察。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了长达25年之久规模大小不等的科考队，参加工作单位多达100多个，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基本摸清了国家自然资源的家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可靠依据。
竺可桢在地理学领域辛勤耕耘的同时，在气象气候领域同样取得卓越的成就，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1958年又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亚热带的划分标准应当是：“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而冬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次收获。”这个科学论断，解决了我国地学界如何划分亚热带边界的争论，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从而指导了农业生产的正确布局。
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论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2月6日专门约请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三位科学家到中南海面谈，毛对竺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党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在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前后达50年之久，用力最多，成就最大。1961年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他依据北冰洋海水衰减，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平面上升等地理现象，证明二十世纪地球逐步变暖与历史时期世界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相一致，指出这与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密切相关，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而蜚声国际科学界。
竺可桢在气候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物候学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季节性现象与环境周期性变化之间的关系，如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进而了解气候的变化规律。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与天气，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同时还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与宛敏渭合著《物候学》一书，达到很高的水平，影响深远。
1972年，竺老将他尽毕生之力，积累三四十年的深思所写成的名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英文）在《考古学报》上发表，该文指出：历史时期的气候是有变迁的，他根据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的最初两千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右，此后年平均温度有2—3摄氏度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殷末周初）、公元400年（六朝）、公元1200年（南宋）和公元1700年（明末清初）；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他认为，这种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冷是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即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则自西向东行。充分认识历史上气候变迁情况并掌握其规律，“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大有裨益。该文发表后，备受国内外科学界的一致赞扬，《人民日报》等报刊相继转载，之后又出版了英、俄、日、德、西班牙、阿拉伯等文版本，好评如潮；众多学术界重量级人物纷纷表示，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少见，无疑应列于世界名著之林。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好习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竺可桢日记》是由人民出版社（1984，卷Ⅰ、卷Ⅱ）和科学出版社（1988，卷Ⅲ、卷Ⅳ、卷Ⅴ）分别出版的1936—1974年2月6日的竺可桢日记摘编，共计38年37天，总字数约600多万字，日记文字隽永，简洁流畅，页页工整，一笔不苟，令人叹为观止！直到竺老去世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手在日记本上记下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足见他对日记的重视和惊人的毅力。
竺老写日记有一定的格式，不是随心所欲，信手写来，他每日必随身携带一袖珍笔记本，将一日之所见所闻随时速记，到了夜晚或清晨再加整理，工整地写在正式日记中。他每日早起，首先步出户外，观测并记下气象，如晴雨、云量、气温、气压、物候等，然后记中外大事、函电收发、何人来访、往访何人以及读书札记，出席会议或参加晚会并将到会人物尽可能列出；出差或出国，必将所经过的地点、车站、机场的名称、海拔高度、距离、沿途概况、经过时间、何人接送一一列出，还有车船、机票价目以及旅馆宿费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由于日记详尽，38年来无一日间断，因此日记也就成为竺老从事著述时的重要参阅资料。
竺老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循循善诱，子孙辈的成绩一定在日记中列表抄录。他对解放后推行的德、智、体教育方针并不满足，认为应加入美育才算完善。竺老关心同志，对人友爱，对学生亲如子女，书信往来频繁，倾诉往事，眷恋不已。但对坏人坏事则坚持正义，不屈不挠。1947年，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进步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身为浙大校长的他大声疾呼，强烈抗议特务暴行，拒绝在当局认定于子三系自杀的鉴定书上签字。浙大民主教授费巩1945年在重庆被特务绑架，杀害于集中营，解放后，竺可桢上书周总理与公安部长罗瑞卿，催请查清费巩被害经过，直至“文革”结束，终于查清被害事实，沉冤昭雪，费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在“文革”那人妖颠倒、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日子里，他坚强地顶住压力，不随声附和，勇敢地历数中国科学院有目共睹的成就，认为17年就是“红线”为主，严厉斥责所谓“黑线专政”的谬论，真是疾风知劲草。当时，北京红卫兵有命名为“西纠”的，竺老对其无法无天的一系列疯狂作为反感至极，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其行动惨无人道，是迹近希特勒的集中营”。
竺老年轻时瘦小体弱，同班同学胡适打赌竺老活不过20岁，从此，不论寒暑，体育锻炼成为他每日的必修课，即使出差出国，只要有条件，他总要在泳池内畅游一番或在冰上溜上几圈。国内体育比赛，也尽可能去观看，国际比赛如乒乓球、足球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他都在日记中列表抄录，如1956年2月5日，他现场观看南斯拉夫足球队和中国联队比赛，日记中如下记载：上半时为2：0，下半时为1：1，结果3：1，南斯拉夫队胜。竺老早年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办地学系并在中央大学执教多年，培养了地学界众多精英，对南京大学深有感情。1950年9月15日，他应南京大学理学院之请，在南大四牌楼校区科学馆致知堂讲演“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由潘菽校长主持，听众多为学生，也有部分教师，竺老主讲解放后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的总方针，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强调理论与实际一致，不轻视高深理论；次论科学院和高校合作，科研与教学结合，可以更好地出科研成果与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他希望南大早日设立天文系，可以和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互动，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竺老这次讲演内容新颖多彩，听众耳目为之一新，受到南大师生的热烈赞扬。他的教诲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南大人的学风，并由此取得科研教学双丰收。竺老对南大的钟爱与关怀是一贯的，1962年5月20日是我校60周年校庆，气象系学生会致函竺老，请他题词，他欣然以“东南学府，为国之光。男女同校，为此首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学舍乃昌。”词赠学校。2002年5月11日，我校百年校庆前夕，为纪念校史上的杰出人士，饮水思源，学校在东南大楼前树林内两块花岗岩巨石上雕刻了竺可桢、李四光两位杰出的地学大师栩栩如生的雕像，供人瞻仰，由此拉开了“百年南大名人雕像”的帷幕，为我校美丽的校园添上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竺老无比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1972年底，竺老最后一次会见他的高足任美锷院士时，深有感慨地说：“至今还没有一本篇幅适当的中国自然地理著作问世，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你应该写一本！”在竺老的启示下，任先生汇集了大量的最新地理研究成果，结合多年来在地理系的自编教材，完成了《中国自然地理纲要》论著。该书论述了自然区划原则，热带界线、准热带、热带山原等一系列新理论概念，显示了我国区域地理研究的独特风格，并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改造和利用自然条件提出了20多项建议和措施。该书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被译成英、日、西班牙文出版，广受国内外地理学界欢迎和重视，被认为是中国自然地理的经典著作。197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号召与会者要认真阅读。1988年该书第三版荣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圆了竺老在自然地理著述方面的殷切期望。
竺老高瞻远瞩，十分关心地理科学的现代化，多次指出，“地理科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阶段，加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和仪器装备把地理武装起来。”他特别关心我国地图事业的发展，早在1954年在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他提议将全国自然区划和国家大地图集并列为国家重大项目并获准，他亲自为国家大地图集培训班讲课。1973年，他的得意门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陈述彭院士和我校地理系地图教研室主任李海晨教授联合提倡在我国开展制图自动化的研究，并由我校地理系地图学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得到竺老的热情支持，其后，竺老曾两次抱病写信给陈述彭院士和李海晨教授，询问这方面的进展。值得告慰竺老的是，地理系地图学专业有关制图自动化的研究在1977年就用当时先进的计算机自动制图方法研制了我国第一张全要素电子地图，并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自动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专门人才。目前我校地学三系秉承竺老的教诲，在科研、教学战线上都取得可喜的成果，据统计，地学建系以来，三系培养出来的两院院士就有43位，特别是地质系，就培养了29位，这在全国高校是极为少见的。
竺老一生追求真理，1962年6月4日，他已72岁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坚贞不渝，奋斗不懈。1974年，他在北京医院停止了心脏跳动，享年84岁。
竺老从1928年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办地学系起，所遗留下来的“严谨、求是、创新”精神永远是南京大学地学学科的宝贵财富。
（金瑾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