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大学执教不到一年，但此后的三十多年来，在南京生活的日日夜夜都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在南京大学执教的经验不但丰富了我的人生，而且或多或少地左右了我此后的人生之路。
首先说一下我是怎样作为外语专家到南京大学执教。当时日中关系良好，日本各地都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并积极与在日本的中国人进行交流。我也加入了我们县的中日友好协会，并参加由协会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有一次，友好协会举办了与中国留学生的交流会，邀请在我县的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在交流会上遇到了一位正在筑波大学大学院学习的，来自吉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叫于长敏。他是东北人，虽身材不高，但肤色白净、五官端庄，看上去显得聪明、诚实。他主修日本近代文学，从事宫泽贤治研究。因我有点这方面的知识，加上我也是筑波大学的毕业生，也算是前辈了，所以彼此谈话很投机。此后，邀请他一起去开车郊游，或是请他到家里来做客，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情，并帮他修改硕士论文稿。一次，他突然对我说：“老师是否想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日语？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的吉林大学的教授现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工作，我可以帮您介绍。”
在此五年之前，我曾参加过某工会组织的访华代表团，第一次去中国访问。尽管很想再次去中国看看，但是从未想过要去中国工作的事，况且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中国学生的日语和日本文学更是不敢想像。我问如何办手续，他说，“向中国大使馆文化教育部提交您的简历即可。那里的唐秘书是我的恩师。”可是，等写好了简历之后，又担心就凭着一份简历只身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人家是否同意见我一个来自地方城市的普通的日本人。好在那时候，我的熟人是某参议院议员的当地秘书，而且我也在以往的日中交流会上见过并认识这位参议员。于是我让熟人请这位参议员陪我一同去中国大使馆。没多久，我的熟人通知我，届时参议员会在东京的议员宿舍里等我，并陪我一同前往。
三月的某一天，我只身来到东京，去议员宿舍与参议员会合，然后一起乘出租车去中国大使馆。在使馆的接待处，议员向工作人员递上他的名片，并说明缘由。意外简单地把我们带到唐秘书的房间里。在房间里我几乎没有说话，只是听议员说了一些介绍和推荐我的话。唐秘书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倾听着，听完后说道：“我明白了。中国的大学仍然需要很多日本的老师去执教。”并拿出一份印有三个空栏的志愿表，让我填写想去哪里教书。我填的第一选择是北京，第二选择是西安，第三选择是上海。写完后与简历一起递交给他。会见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会见时，唐秘书没有官僚的那种冷漠，始终面带着微笑，使整个会见的气氛和谐，温暖。
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中国大使馆的来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国国务院教育部专家局的决定，聘请我为南京大学外文系日语日本文学专业的专家。我很高兴接到如此邀请，只是任教地南京是所填志愿地以外的地方。但觉得只要能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就行，因此对这个通知无所抱怨。
1983年8月，日本的鬼节过后，经上海抵达南京赴任。五年前的冬天，在访华的旅途中来过南京，还记得该城市的大致风貌。但是，这里的严酷的夏天让我不禁生畏，南京不愧被称为长江流域的火炉城市。离新学期开始还有两个星期，无论如何先要对付这里的酷暑。
外籍教师住在叫专家楼的三层楼的公寓里，我的房间在二楼。房间里有卧室、客厅、厨房、浴室和厕所，一个人住还是很宽畅的。南京大学的广阔的校园分为南园和北园，南园是住宅区，北园是教学区。专家楼位于住宅区。此外，住宅区还有学生楼、教师宿舍和留学生楼等楼房，真可谓鳞次栉比。
专家楼是外籍教师的宿舍。在那个时候，房间里没有空调设备，只有一台电风扇。本想要用电风扇来降温，结果只是把房间里的热空气转来转去而已，毫无凉意。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法，将浴缸里接满凉水，每隔一两个小时进去泡一会儿纳凉。我就这样用泡凉水澡的方法，在最炎热的夏日午后来避暑消夏。此外，从专家楼向南走大约十分钟，就是三十六层的现代高层酒店——金陵饭店，有时可以在一楼凉爽的咖啡厅里呆上一个下午。至于用餐，或是在宿舍里自己做饭，或是去食堂吃饭。因为食堂里的饭大多较油腻且口味较重，不太适合我的肠胃和口味，所以几乎每天的饭菜都是自己来做。偶尔也去金陵饭店的餐厅吃饭。做饭所用的材料多是去街上的露天自由市场购买的近郊农民生产的蔬菜、水果、肉类、鸡蛋、豆腐之类。
有很多外出到市区购物的机会。一般的南京市民，既使知道我是日本人，也从未有过排斥、拒绝、令我感到不愉快的地方。在填写任教希望地点时，没有写南京的理由，是因为旧日本军侵略南京时造成的历史问题。然而南京的市民对我表示的友好态度，使我觉得自己有点过虑了。
三十年前的中国，刚从十年文革的动乱中解脱出来，走向正轨仅仅几年时间，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地贫穷。现在，南京市区的道路两旁高楼大厦林立，汽车穿梭往来，并有了数条地铁线。但那个时候，市民的生活并不富裕，自行车或公交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南京市民身上仍可看到古都南京人的那种从容温和的人情风貌，街道上很少见到争吵打斗的场面。
有一次，去上海回来，从南京火车站乘出租车返回南京大学的途中，在夕阳西斜下的人行道上，站着一对老年夫妇，他们不安地挥手招呼停车。出租车司机将车停下，她的丈夫走过来说道：“我的妻子心脏不好，现在想要去医院看病，可是公交车迟迟不来，能不能让我们搭个便车？”司机问我是否愿意让他们搭车去医院，我说可以。于是两个人安心地上了车，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一路上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去往南京大学的途中，有一家大的综合性医院——鼓楼医院（现南京大学附属医院），他们在医院门口下了车。下车后，他们很有礼貌地多次向出租司机和我鞠躬致谢。出租司机的助人之心和气质不凡的老夫妇的默然、温和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还有一次，去市区的小百货商店买笔记本。到了二楼的文具柜台，可能是因为平时下午的原因，那里没有任何顾客。四周的陈列柜台的后面，站着几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在柜台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两位售货员在玻璃柜台上铺开纸，练习书法。本想凑上去看看，她们却把笔递给我说道“你也来写写看。”由于我字写得不好，便婉言谢绝了，并夸她们字写得漂亮。正在此时，在房间中央的两个售货员开始打起了羽毛球，见我在吃惊看着她们，便对我说“你也来打两下吧”，这回我也就不谦让地应付了几下。尽管女售货员们上班时间随随便便，但她们心底的善良令人难忘。那时候，市区的商店都是国营的，售货员们既没有想赚钱，更没有为顾客服务的意识，有的只是售货员自身表现出来的个性。
言归正传，九月份新学期开始了。南京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的一个年级有十五人。当时南京大学已经有一位日本专家在此执教，他教三年级的学生。并且因为有一年没有招生，所以没有四年级的在校学生。我是负责教二年级的学生。这个年级有男生七名，女生八名，学生大多是来自当地江苏省的，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安徽、吉林等地的。
学生们在一年级时已经学习并掌握了基础日语，能理解老师所说日语的70%的内容。我第一次上课是从和十五名学生用日语做自我介绍开始的。当时担任这个年级班主任的中国教师坐在后排靠墙的座位上听课，使我感到像是被人监视似的。学生们都很紧张，忘记了幽默感，在僵硬的气氛中度过了第一节课的时间。但从第二次上课开始，初识的紧张感渐渐消失，教室里的气氛变得轻松活跃起来。这个年级女生较多，学生的气质与其说像日本的大学生，倒不如说是更接近日本的高中生。尤如在日本的女子高中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
当时，南京大学是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名牌大学之一，有许多有才华的学生，教学效果非常好。此外，学生们因为都是第一次跟日本人学习日语，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认真地听，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知欲。
很快两三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相互了解的加深，学生们主动愿意来我的宿舍看我。他们通常在晩饭后，一个人或几人一起到我这里作客。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就有关日语、日本的情况、未来的希望、宿舍生活中的问题及考试成绩等等各种各样的话题认真地讨论着。专家楼院子的入口处有一扇大门，早晚由门卫负责开关大门。一次，有个女学生全神贯注于谈话之中，忘记了专家楼大门的关门时间，被锁在专家楼的院子里，无奈她只好翻墙回到了学生宿舍。就这样，到十月份的时候，全年级的十五个学生都来过我的宿舍。有时，就连班主任老师也来我这里长谈。不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住在同一校园里，所以到专家楼来访问很方便。
除了我所教的学生和他们的中国老师以外，还有三名年轻的日语教师也是我的常客，其中一名男士，两名女士。男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其他两名女士是南京大学的毕业生。三人都已经担任教学工作。他们每星期一次，来我宿舍里学习日语古文。他们没有学过日本的古典文学，我教他们古文语法，讲解《百人一首》诗的含义。他们不愧是大学的日语老师，能够很好地理解古文。三人轮流在南京大学外办组织的会议上，或是旅游的时候为我做翻译。如有必要，还陪我一起去购物，买火车或是订机票。
来访者大都是不约而来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或大学的情况的好的机会，所以尽量做到来者不拒。有时我也让学生们去帮我买点儿鸡肉、蔬菜之类的食材，在专家楼的厨房里擀面条和包饺子。记得有一次全体男生来我这里，他们在厨房里包馄饨，举办了一个馄饨宴会。
那时的学生，上学的时候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保留着纯朴认真的精神风貌。如有的学生的作文题目是“将来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而且毕业后由政府统一分配，没有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因此，学生间的恋爱关系很难发展到婚姻关系，男生或是女生在迎来毕业的同时，也面临着失恋的悲剧。“所以，我们不想在大学时代交男朋友”，某个女学生对我这样说过。尽管当时政府的政策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对眼前学生们的境遇也深表同情。
现在想来，三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仍保留着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风貌，国民的生活虽然简朴，但是没有拜金主义倾向。与物质上的价值相比，人们更重视精神上的价值。虽然当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大力提倡改革开放，但整个社会仍处于朝着没有贫富差距的、平等社会的方向发展的时代。
我在南京大学的任期只有十个月。然而，当我从中国回到日本家中之后，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南京大学执教期间所经历的人和事，足以与至今为止的人生中的十年、二十年期间的经历相媲美。比较在南京大学执教的前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并且感到与没有如此经历的家人、亲戚、朋友和熟人以及周围的日本人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难以沟通的感觉。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差异吧。
在南京大学专家执教期间，通过与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其他外国专家、南京市民等许多非日本人的交流，我所学到和感受到的东西，其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了我所能够传授给学生们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至今仍然深信无疑那是我人生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一段经历。
（作者：小川卓男，原南京大学外文系日本语日本文学专业外语专家，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在南大任教；翻译：阎晓霞，南大外文系日语日本文学专业1982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