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礼堂
毕业离开母校已经45年了。每每回校探望师长或校友聚会，我必定会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大礼堂。我会站在礼堂门口仔细地凝视一会，然后绕它一周，再去看看它的两扇后门，那是直通主席台（或称舞台）的通道。看到礼堂，我倍感亲切。因为在读书期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周末我都要来到这里，不是组织放映电影，就是组织文艺演出。它曾经是我幕后工作的场所，它留下了我的青春足迹……
灯 光
南大礼堂舞台的右侧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其功能有两个：既是演员在教工俱乐部化好妆后上场的通道，又是整个礼堂的灯光控制室。除了对礼堂的正常照明控制外，主要是对舞台灯光的控制，例如舞台前的排灯、舞台顶灯和幕后灯（或称背景灯）的控制。因条件限制，当时只有四个闸刀开关和两个调压器可供使用。灯光组的庄元忠、李子发等同学硬是根据演出的需要爬上落下，用彩色玻璃纸罩在排灯或幕后灯灯架上当彩灯使用，并根据场景要求接上调压器，让灯光时明时暗以给演出增加效果。由于当时没有追光灯，因此有些场合是在舞台前用人工来操作高架上的聚光灯作为追光用的。《白毛女》演出时就多次用这种原始的打光方法增加舞台演出效果。当时的业余灯光师为南大的文艺演出尽心服务的奉献精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音 响
礼堂的扩音设备放置在舞台左侧的阁楼上，由当时行政处管理礼堂的王嫂负责。由于是电子管的扩音器，当时还比较宝贝，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使用的。它使用的话筒线有数米长，仅能满足主席台作报告用，不能满足演出需要。所以一般演出时，往往将有线话筒放在大幕外的报幕位置上，供主持人使用。独唱或独奏时可以借助扩音设备给点力，增加演出效果。而《白毛女》、《刘三姐》和《年轻的一代》等演出就没有办法了，只有靠演员的真功夫将声音传递给观众。在没有微型扩音器和无线话筒的年代，舞台上演员的真实嗓音反映了他们的艺术功力，由此而带给观众的艺术享受值得永远铭记。
化 妆
上舞台演出总要化点妆，不管是浓妆还是淡妆。否则演员的素面被灯光一打，就太没有艺术效果了。南大礼堂由于太小，甚至没有后台可言，因此每逢文艺演出，化妆场地必须预先联系解决。一般来讲，演员少，就在团委办公室（原来的校长办公室和教务处对面的楼）或教工俱乐部（大礼堂后门斜对面）化妆。演员人数多时（例如全校文艺会演），就会借东南大楼的教室供演员化妆。逢到在大操场主席台上的演出，则化妆间就要借西南平的大教室才行。寒假文工队回校后的汇报演出，往往是在南园的团委学生会小楼化好妆再集合整队到礼堂演出，结束后再回南园小楼卸妆并进行讲评。
伴 奏
在南大礼堂为演出伴奏，也真难为了管弦乐团和民乐团的乐手。南大礼堂舞台没有侧幕，所以只要是为歌舞或戏曲伴奏，就必须将小乐队安排到观众席的前面加座。而更为烦心的是学生文工团没有像样的谱架，更别说是带灯的谱架，所以伴奏最难的是前奏曲，那时观众灯已经熄灭，而舞台灯还没有打开，乐手们只能凭借着礼堂里安全灯的微弱光线，靠娴熟的背谱能力奏响乐曲。歌剧《白毛女》、《刘三姐》的伴奏和舞蹈《飞夺泸定桥》、《弓舞》、《东海女民兵》等的伴奏都是在观众席的右前方加座完成的。而寒假文工队的伴奏因考虑到乐队人数较少和《请到我们这块来》这个节目的互动效果，将乐队放在了舞台大幕的左前方，乐手一直处于观众的注视下，即使在没有伴奏的节目演出时，他们也要保持着一种宁静，这也是南大乐队的别样风景。在没有伴奏带的当时，乐手们的伴奏对演出艺术效果增色不少，真可谓是锦上添花，“军功章”里有演员的一半，也有伴奏的一半。
夜 宵
有时代的原因，当时还是使用粮票、糕点票等凭票供应时期。但考虑到文艺演出结束时间一般要到晚上九点半左右，再加上拆台、卸妆、讲评，总要等到十点半以后才能回宿舍，所以在专场演出如《白毛女》、《年青的一代》、《杜鹃山》等大戏及寒假文工队的演出后，团委和学生会联手解决一餐夜宵。供应的品种仅有两种；一种是南园小卖部供应的无需糕点票但仍要粮票购买的糕点，这还要经过特殊沟通后才能买到；另一种就是通过学生食堂订购的包子、松糕等。学校解决费用，学生缴纳粮票。演出结束后在团委会议室一边吃着夜宵、一边听着讲评，那种场景历历在目，牢记心头。值得回味的夜宵要算是去军事院校演出后，部队招待的用餐，那真是热情、热心、热汤、热点心，让人温暖如春。
讲 评
寒假文工队的讲评是在团委书记徐福基老师的倡导下最具特色的活动。它最初开展是在下乡前的排练准备阶段以后坚持到每一次演出活动。在每次活动的最后一刻，由导演组评讲当天排练或演出活动的好坏得失，进行表扬与批评，并对下一步排练或下一场演出进行布置，每位队员也可畅所欲言，提意见，出主意，最后由徐老师作总结发言。徐老师是一位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是队员们的良师益友。他的总结发言总是那么富有哲理，总是从肯定成绩、鼓舞斗志为出发点，从一个热情观众的角度提出可改进的意见，又从一个领导者的位置牢牢把握文工队的思想和业务动态，引领全队团结、活泼、积极向上，既演出了一台好戏，又锻炼了一群年轻人。“凡是我经手的事情，一定要做得最好！”这句铿锵有力的至理名言就是徐老师在某次讲评中对文工队员提出的。他自己就是最好的实践者。他是我们心目中的标杆，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领导和长者。
文工队的讲评不是简单的活动小结，而是一堂课，一堂值得回味并能从中获益的辅导课。
我惦记着南大，更惦记着文工队（团）的校友们。我真诚地祝福大家安康、幸福！
陈德之 写于2011年12月
（本文选自徐福基等著《我们曾经年轻——1958年末至1966年初南京大学文工团往事追忆》，2012年4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