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几年，各行各业都在为贯彻中央“一边倒”的方针而全面向苏联学习。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就是高教系统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当时是气象系在校学生，至今还能回忆起一些当时的情景。
院系调整之前，南京大学是当时全国院系最多，学生最多，校园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七个学院，几十个系科，学生约有三千人，校园分为两大块：一块在成贤街的四牌楼（学生宿舍在对面的文昌桥），还有一块在湖南路的丁家桥，两个校园都很大。
为了迎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务院决定将当时在校的两届学生，即1949和1950年人学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于是1952年暑假就毕业了两届学生。暑期离校的毕业生多，回家的学生也多，学校里比往年暑期要冷清得多。
按规定，我们文理学院的系科与金陵大学合并，搬到汉口路原金陵大学的校址，成立新的南京大学。新的大学不再分文理学院，但原来的文科中的哲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理科增设了一个天文系。另外，还新增了气象和地质两个学制为两年的专科专业。并入新南大的，除了原南大和金大的有关系科外，还有其他一些院校的系科，如并入气象系的就有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齐鲁大学的有关专业和师生，其他有些系也有类似情况。
我是当时新南大学生会筹备组的成员，暑期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协助学校组织安排学生搬家。搬家对学生来说比较简单，暑期回家的学生尽量把行李带走，带不走的打好包，写上名字，给在校学生作好交代。搬家时学校提供了几辆双轮板车，由各系轮流使用，装上行李，连推带拉很快就搬完了，总共就两三天时间，比起长途搬迁的院系我们是最省事的了。二是在汉口路校园建一座有线广播站。原金大的校园十分幽静，没有广播，没有海报和黑板报，俨如世外桃源。我们跟校方商量，由学校出钱买了设备，在北大楼顶、饭厅、大操场安上大喇叭。在同学中物色了几位编辑和播音人员，一开学就开始广播，每天播三次，每次约半小时，既有音乐，又播放新闻，还有校内的信息，活跃了校园的气氛，很受欢迎。三是迎新。这年学校扩大招生，新生总数是在校生的两倍多，学校行政后勤人员很少，学生宿舍不够，临时腾房子。特别是不少新生不是第一志愿录取的，颇不安心，尤其是分配到专科的新生，有许多思想工作要做。迎新还包括欢迎外校转来的同学。
搬家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学校变小了，校园小了，饭厅小了，礼堂小了，宿舍的房间小了，整个活动空间小了。在文昌桥的时候，晚饭后可以去鸡鸣寺、北极阁或九华山散步，但在汉口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出了校门不是小巷就是大街。同学们谈起来，还是怀念文昌桥。
—开学学校就显得很拥挤，尽管当时只有一千多学生，用席棚搭了个大饭厅，又在南园加紧盖了两栋学生宿舍，一个学期后男生都搬到了南园宿舍。
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不少教学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记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取消了选修课，所有规定课程都是必修课，学分制也取消了；原来用英文原版的课本如普通物理和微积分，以及英文习题和英文答题都改用中文，原来一年级的英文必修课也取消了，老师讲课中的大段英语没有了，只偶尔夹一些英语词汇；上课实行6小时一贯制，早上从7点一直上课到中午1点钟。连上6节课学生都叫吃不消，实际上到了第五六节课学生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即便后两节没有课，大家肚子饿了也干不成别的事。这一改革没有多久就被取消了，一切照旧。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学习苏联过程中形式主义的典型。
在行政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学生免交伙食费。原来每月要交伙食费，只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减免，现在全部学生都吃饭不要钱，由国家全包下来。这一改革当然很受欢迎，但持续了几年就不清楚了。原来学生还参与膳食管理，各系每月轮流组成伙食团去帮厨监厨，现在也免去了。
学校成立了政治处，设有学生科、组织科、宣传科等，原来由学生党总支、团委、学生会办的事逐渐交给了政治处。然而作为当时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我仍然感到承担的具体工作很多，甚至影响了我的学习。
院系调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五十年来我国的髙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和栋梁之材。然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教学方法等等，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分开的院校又合并了，有些改掉的制度又恢复了，真让人感慨万千。不论如何，院系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一段抹不去的历史。看来只有让教育专家学者们去研究它，并从中吸取教益。
（骆继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