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徐益棠（1896-1952），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崇福镇）人，中国当代民族学家。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28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深造，师从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马塞尔·莫斯教授。1933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先父通晓英文、法文，1932年法文版博士论文《云南三大民族》在法国出版，现藏Sainte genevieve图书馆。归国后，先父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教授，此后的教学研究生涯，都在金陵大学以及院系调整之后的南京大学渡过；1952年，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等职。
徐益棠的学术成就，突出表现在边疆民族学研究等方面。下面分六个方面来论述。
一 创建学科发展平台，开启民族与边疆研究的序幕
1934年，徐益棠任教育部边疆问题专任讲座，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边疆问题讲座，有研究者称，金陵大学是抗战前国内大学中开设民族学专门课程最多的校系之一。1940年，金大社会学系“为适应建国要求，对边区民族文化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之学术研究”，增设边疆社会研究组及边疆研究室，徐益棠担任边疆社会研究组主任，主要负责实地考察工作。室内与田野并重，开展中国边疆研究资料及论文目录卡片的编制。搜集与整理中国边疆社会研究资料，整理与保管边疆民物标本，绘制边地人文地图等。这一教学特点也体现了徐益棠民族学研究重视民族实地调查的教学特色。
“徐益棠率先开展了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与地理状况的研究，他的到来直接推动了金大边疆民族研究的发展。这是金大最早的系统化的边疆民族研究活动。……而徐益棠正是这先行者的领路人。在以徐益棠为代表的金大研究者的努力之下，金大的民族边疆研究逐渐走向发展的顶峰，在学术界取得了较高的声望和影响力。”“徐益棠作为金大边疆民族研究的创始人，始终是金大边疆民族研究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代表。金大边疆民族研究的学术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徐益棠民族学研究史的写照和解读，金陵大学边疆民族研究和徐益棠的名字是紧紧相连的。”（参考引用刘波儿的南京大学硕士毕业论文《金陵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事业发展考》及《民族学大纲·跋》等文章）
二 注重实地调查，追随赴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的风潮
1935年夏，中国科学社暨中国地理学会在南宁举行年会，徐益棠赴会并参加了其后的大藤峡傜山考察，历时三个月，购置民俗衣饰、用具等标本共9类170余件。陈列于金大图书馆，并根据此次调查所获得的材料，耗时一年撰写并发表了一组涉及傜民经济生活、生死习俗、房屋、村落、法律、婚姻、服饰、饮食和宗教信仰、占卜等方面的文章，以法国民族学派特有的细腻调查的手法对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描述和罗列。在《广西象平间傜民之服饰》中，他对傜民服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描述，对服装款型、纹样、尺寸、穿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细致描述了傜民各分支的不同发式、耳饰、臂饰、胸饰、背饰、腰饰，手镯的种类、材质、尺寸、用法，还配以照片图解，表现出明显的法国民族学社会调查风格。……就其民族调查报告来看，他主要运用了法国民族学派的调查手法，是法国民族学派在我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抗战军兴，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华西坝办学。1938年夏天，金大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出面组织西康社会考察团，这是“我国学术团体赴康之第一次工作”。考察团由柯象峰、徐益棠和经济系、农经系两位学生组成，他们对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汉源、荣经、泸定、雅安等县进行为期两月余的考察，调查西康社会经济、物产、人口、风俗、宗教、教育、文化、交通和民族生活情形，拟定方案以便研究边政者参考。调查所获资料丰富，共收集文物标本52件，照片283张。考察中，徐益棠逐日将考察团的行程、沿途见闻、调查情况，还有自撰与唱和的诗作20首记录下来，是为《西康行记》。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边区施教团，由柯象峰、徐益棠分任正副团长，率张云波等二十余人，赴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古迹名胜、经济物产的调查。此次调查成果编成《雷马屏峨纪略》一书，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参加考察二十余人，最后参与撰写报告的学者仅6人，徐益棠便是其中之一。考察结束后，徐益棠又以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名义考察雷波小凉山地区，收集了数百件民族学文物。现在，南京大学文物馆内，专设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专题展，展览的就是这些文物。说明文字曰：“我校收藏的西南少数民族文物是徐益棠先生于1940年前后调查征集的。主要是彝族和藏族服饰、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具等，包括衣裙、带饰、靴鞋、荷包、钱袋、手托、袖甲、杯、碗、壶、勺、箱、芦笙、佛像、刻经、酥油行灯、念珠、摇铃、喇叭等。这些文物部分地反映了彝族和藏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施教团附设电教队与医疗队，每到一地均要放电影与为彝民看病。在丹坝的一场电影，来观看者竟达千人。在某地，夫妇口角而至互殴，其夫失手而击妇之腰，狂笑不止。抬来请医疗队张烶医师诊治，“一针而愈，全城哄传，号为神医”。
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徐益棠完成了多篇著作，如《雷波小凉山之儸民》、《小凉山儸民政治的组织》、《儸儸道场图说（附图）》、《西康行记》（上、下）、《雷马行记》、《康藏一妻多夫制又一解释》、《打冤家——儸儸氏族间之战争》、《到松潘去》等等。
三 撰写学术论文，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学发展的前沿水平
徐益棠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以民族学方法治历史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故颇注力于搜集国内民族志材料，籍以爬梳其文化融合之迹，所以他还有历史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方面的著述。他编著《台湾高山族开发史料辑要》并发表了《台湾番族研究资料》《台湾高山族之文化》等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发表《中国民族学之发展》《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浙江畲民研究导论》《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外蒙古地理简说》《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民族学上的新疆民族问题》《新疆问题之地理观察》《边疆问题之地理研究之必要》《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唐代的仓储制度》《元代之救济行政与法制》《补元史仓官表》等学术论文，总计七十余篇。从论文的论题可知他涉猎范围的广泛、视野的宽阔，也有相当的学术深度。
笔者保存的未出版著作《民族学大纲》是当年教育部边疆问题讲座及金陵大学“民族学”课程的讲稿，也是在燕京大学社会系（1944～1946年）、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边政系（1947～1949年）、东方语言专科学校（1946～1949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北京大学外语系）等校兼课的讲稿，未印行或公开出版过。《民族学大纲》灵活地运用了“社会学分析法”，明显地继承了法国民族学派细致稳重的调查手法，保存了许多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民族史料，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它对民族学研究方法及原理的阐述，对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的总结，非常具有实用性和前瞻性，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学发展的前沿水平，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对发掘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今昔对比，憧憬未来的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该书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以“大家讲义”的形式出版。
徐益棠还编著了两本书。《清代秘史》最早由铁风出版社1948年出版。1953年、1976年由台北市远东图书公司两次再版。《历代名贤处世家书》，上海市远东图书公司民国三十五年（1946）九月沪一版，16开繁体字竖排版。1991年海口市三环文艺出版社再版。
《台湾高山族开发史料辑要》全为钢笔行楷摘抄，又用毛笔行楷批注补充，是为了解放台湾而提供渡海工作同志了解高山族进化之迹，而便于“抚绥之工作”。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解放台湾暂停，此书也就搁置未能出版。
四 编辑专业杂志，建设学术交流的平台
1941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边疆研究论丛》，徐益棠担任主编，以哈佛燕京社经费印行，自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出版三期。专刊校内外学者关于边疆问题研究著作。除了刊登学术研究文章之外，还在每期后附上金大收藏的民族边疆研究刊物目录，从中可以看出金大学者的研究旨趣和学术视野。经过徐益棠等研究人员的努力，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国内学术界赢得较高声誉。
1942年1月，由时任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主任徐益棠主编的《边疆研究通讯》创刊，逢双月出版。
徐益棠还以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身份主编、参与编辑了《西南边疆》和《民族学研究集刊》，特别是民国三十年徐益棠任《西南边疆》社长兼主编，自费出版该刊以后，该刊成为中国民族学会事实上的机关刊物，使中国民族学会的活动和声气得以延续和发展，为中国民族学会作出了贡献。徐益棠的学术活动为金大树立了良好的学术形象，金大的边疆民族研究领域的实力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徐益棠主编及出版的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的涌现，是他自己研究边疆民族的辉煌时期，也见证了金大边疆民族研究工作走向辉煌。徐益棠的个人命运是和金大边疆民族研究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五 热心学会会务，积极促进学术团体的建设
我国民族学研究兴起的标志是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
1934年夏，由凌纯声、邱长康、徐益棠、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发起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为半年后的中国民族学会正式成立做准备。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在拟定的简章草案中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同时还规定了学会的5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
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1936年，徐益棠被选为理事，金大文学院院长刘国钧被选为监事，柯象峰、吕叔湘为会员，设学会通讯处于金陵大学。同年，中国民族学会推举徐益棠、卫惠林、凌纯声担任内政部礼俗司全国风俗普查委员会委员，拟定了详细的全国风俗普查计划，徐益棠担任“宗教、迷信、巫术、禁忌”组的筹备与训练指导工作，并决定筹办《民族学报》，由徐益棠担任编辑（后由于战乱及经费的问题，始终未能出版）。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学会成员离散，徐益棠在成都办理《西南边疆》月刊（社长兼主编），使得成员间“渐通声气”，于是“本会会员颇有主张重复旧规，继承前业者”。“1941年秋，中国民族学会迁址至成都华西坝，设通信处于金陵大学，由徐益棠任书记一职。由于条件艰苦，中国民族学会通信处甚至设于徐益棠家中。”当时成都寓所的门口挂了两块招牌：“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杂志社”。他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2年1月18日，在蓉会员卫惠林、徐益棠、柯象峰、吕叔湘、林名均等人与凌纯声、芮逸夫、马长寿召开座谈会，商讨中国民族学会复兴一事，但由于战争时期，会员四散，不易召集，遂决定由原有监理事会委托在蓉代表出席学会会议，推动学会复兴。在徐益棠等学者的努力之下，中国民族学会迅速发展壮大，1942年，中国民族学会共有会员33人，据1946年以后的会员录显示，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已经增至91人，几乎囊括了民族学、历史学两学科中所有的知名学者。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中这样评价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后，云集了国内的一流专家，……—些有较多学者参与的活动得以进行，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交流更方便了，会员之间的信息互通使调查研究中能够避免重复，使调查成果能够更快地为人们运用，使研究论著可以更多地面世……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对于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民族学会成立这件事本身，更重要的意义正是在于标志着中国民族学学科的成熟度，说明民族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学在中国由学科的创建发展到学术研究气氛的初步形成。”在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发展过程中，以徐益棠为代表的金陵大学学者作为重要的组织者，始终参与了学会的工作，并对学会产生较多的实际影响，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大提高了金大在边疆民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地位。
六 研究视野开阔，交融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1935年，徐益棠在胡焕庸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地理学会，同年又加入了中国社会学社，随着主要研究人员学术交往圈的扩大，迅速成为学术领域中的活跃分子。
抗战时期，大量高校迁至四川成都、重庆一带，特别“华西坝是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甚至被有些人视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之一”。1941年2月，徐益棠、柯象峰、刘铭恕参与发起了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以“研究边疆文化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实际问题，期以学术地位增进边民福利，协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办理边疆应行兴革事业，解决边疆问题为宗旨”，总会设于成都。陆续出版了《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边疆政教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等一批中国边疆学会丛书。
1941年9月，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该学会隶属于蒙藏委员会，以“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为目的，虽然与官方联系较为密切，但是亦有一部分民族学家参与进来，徐益棠曾任候补理事，在该学会第二次理监事会议后递补为理事。1941年，中国边政学会发行了机关刊物《边政公论》，该刊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民族学刊物，徐益棠在这份刊物上共发表了13篇文章，该刊也因此成为研究徐益棠民族学思想的重要史料。
在边政公论社举办的“边疆自治与文化”座谈会上，他谈到边疆工作的原则应是“在宪法原则下给予自治，在同化原则下施予教育”，“边疆民族自治”这一政治主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无法实现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朝鲜等民族，依照“在宪法原则下给予自治，在同化原则下施予教育”的模式，都成立了自治区或自治州县；现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概念，日益深入民心。
先父出生于书香人家。历代中举任官，家庭中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父受升公任本县競志小学校长。姑妈徐自华、徐蕴华是“南社”的两位著名女诗人。徐自华字寄尘，自号忏慧词人，与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为刎颈盟友，事败殉义，自华与吴芝瑛为之营冢于西湖，复偕吴江陈去病结秋社以张之，一时义声震海內外。徐蕴华与秋瑾也有师生之谊。自华姑奶曾有《忏慧词人诗钞》赠与先父，失于“文革”之中。先父在这样的世族大家庭中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幼能诗。1938年8月“金陵大学文学院西康社会考察团”赴西康作民族调查途中即赋诗20首（见《西康行记》）。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边区施教团，对雷波、马边、等县进行调查，沿途赋诗10首（见《雷马行纪》）。足见其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功力。
王建民先生在《民族学大纲》的《序言》中从创建学科发展平台、推广实地调查方法、开展边疆民族实地研究、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积极促进学术团体的建设等五个方面总结了徐益棠的成就，肯定了他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界法国学术传统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是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早期学科建设中做出过非常重要贡献的学者，应当引起今日学界的关注。”徐益棠先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应该研究它，珍惜它。
（文图/徐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