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兰生:我的南大记忆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0-07-08浏览次数:612

离开南大几十年了,我时刻没忘记我是南大人。我多次回母校探望,在校门口拍照留念,来到我曾经住过的三舍看看,来到我吃饭的大食堂转转,来到我上课的小教室回忆我们当年上课的情景,来到我们敬爱的匡亚明校长塑像前默哀,来到北大楼,大礼堂、图书馆拍照留念。

我曾多次与校友和朋友们分享我的南大故事,南大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南大校友通讯》执行主编赵国方学弟也多次鼓励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适逢母校迎来建校118周年校庆,我结合自己当年保留下来的老照片,讲讲珍贵的母校记忆。


一  考入南大


我出生在上海,我家兄弟姊妹4个,我是老大,全靠爸爸一人在外打工挣钱(一月53.5元)养活一家6口人。妈妈靠帮别人打扫卫生、倒马桶挣点家用,家庭生活条件很差,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交不起电费,二房东就把我家的电线剪断,我只能在油灯下看书做作业。经常看到妈妈流着眼泪陪我做作业。所以我从小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将来好好报答爸爸妈妈。

我毕业于上海市一所具有270年悠久历史的名校——上海市重点中学敬业中学。初中高中六年都在敬业中学上学,感谢学校照顾我这个贫困学生,中学六年我都享受减免学费待遇,让我能够安安心心地上学读书。

南京大学是我立志要报考的一所名牌大学,这个还得感谢于我的邻居叔叔,他是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在我高三那年,他就告诉我,南京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大学,历史悠久的一所名校,希望我也能成为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二来离上海也不远。所以报考南京大学是我的第一选择。


1965年8月,我终于拿到了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南京大学啦!

当时我们高三年级一共有6个班,300多个学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年级一共只有三个同学考入南京大学。一个在天文系,一个在数学系,我在外语系法语专修科。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的母亲激动万分。我们房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母亲逢人就说,我儿子考上大学啦!而且是学法语,将来肯定是个翻译官!

妈妈拿出多年积蓄,买了布,请人帮我做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照片中的那套),让我穿着去南大报到。

记得那天我爸爸妈妈送我去的上海火车站,在上海北站,爸爸妈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也向爸妈保证,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报效祖国,孝敬爸妈!

火车到了南京火车站,南京大学有专车把我们接到学校。到了学校,只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格外醒目。我看见校门口有照相馆设摊照相,我也花了一毛钱照了一张黑白照片留作纪念。

外语系的师兄、师姐们热情地帮我们登记报到,领取宿舍钥匙,我被安排在三舍一零八宿舍,4张上下铺,一共8个人,中间一条长桌子。

我们年级共有11个班。我在二班。郑寿康老师是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

一切安顿完毕,躺在宿舍的床上,我在想,我梦寐以求的南大,我来啦!

我的南大学习生涯从此开始。


二  南大证件


我们这批学生加上原有的法专二年级,一共有四百多人,足见国家对外语人才是多么的重视!

我们法专一年级共有11个班,200多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学生较多,城里学生不多,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家庭出生都是不错,按今天话来说,都是苗正根红。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上学根本不用交学费,学校还根据我们的家庭情况,每月给予不同数量的助学金。我每月的助学金是11元,加上我妈妈每月寄给我10元生活费,已经是足够的了。

回到教室,班长给我们领回来了我们的学生证,校徽。居然学生证后面还有买火车票优惠证,我也有了我在南大唯一的学号A75466,这个学号是我一辈子的南大标记。还有一张游泳证,可惜我不会游泳,一次也没有用过。

我们二班的班主任是肖瑞芬老师,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上海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由于我是班里唯一的上海人,所以肖老师对我格外照顾,回上海还去我家对我爸妈汇报我的学习情况;放假我回上海,她也让我帮忙稍带东西去她娘家。班里的同学都很羡慕我这个上海学生。


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上学没过几天,我的脸上有一个小鼓包,就去校医务所去看病。医生是个南京人,说的是一口南京话;他检查完了对我说,脸上有炎症。让我回去好好休息。我当时没听懂南京话,把它听成是癌症,回到宿舍就大哭起来。说我活不了了,要死了!同学们赶紧把辅导员郑寿康老师叫来。一问我的情况,立即大笑起来。说你这是什么癌症啊!是炎症,发炎啦!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说我听不懂南京话不要瞎猜。什么要死要活的!我自己也笑了起来,这个笑话立即传遍全年级,以后谁遇到我都会说“癌症好了没有?”这种调侃,一直到毕业我们各自离开才算结束。

我们的外籍老师是一个法国女大学生,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会说几句中文。上课主要是她给我们讲课,没有教材,就学口语,肖老师做课后辅导。

我很幸运,外籍老师听说我是上海学生,她说,她很喜欢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很想有机会去上海玩玩,希望我能陪她一起玩,去外滩,去老城隍庙,去南京路。我当然非常高兴,一口答应有空一定陪她去上海好好玩玩。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说能陪外籍老师一起玩,还有机会跟外籍老师学习法语。

我们整个年级11个班,分为两组,一组采用教材施教法,一组是没有教材采用口语教学法。我们班属于第二组,没有书本,上课即兴教学日常生活用语。那位外籍老师,在课堂上手舞足蹈,外语夹杂中文,从“你好!早上好!吃饭了没有?”一点一点教我们学习法语,说到了二年级开始学语法知识,可惜第二年文革开始,我们的学习生涯从此终止。


三  南大校园

南京大学底蕴丰富,拥有众多的人文遗迹。一百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浸润在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中。古老建筑意境与校园人文气息完美融合,是一种现代与历史的对接。在校园里穿行,处处皆风景。花木总关情。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照相机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奢侈品。所以我在南大三年,并没留下几张照片。这几张在校园拍的照片,还是我们的班长(一位转业军人子弟),从老家带来了一个135照相机。拍的照片是黑白的,洗出来很小的那种照片。校园里就拍了有限的几张,好像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但不管怎样,总算在校园里留下了我的记忆。

南大校园很大,北面主要是教学区紧临鼓楼,南边主要是生活区紧临珠江路。从南走到北,也要花好长时间。我的宿舍在南区3舍108室,我们的教室就在北面教学区的一幢小楼里。一个班仅有20个学生。每天从宿舍到食堂,从食堂到教室,三点成一线,在这个小教室里,我们度过了一年光阴,学到了不少法语的口语。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就彻底离开了小楼教室。


四  “爷爷”来看我

上学刚过了一个月,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宿舍里休息,突然我的同学到我宿舍里叫我,说我的爷爷来看我了。

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怎么南京还会有一个爷爷?我赶紧跑到宿舍门口,只见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站在门口,他看见我就说:“你是上海的房兰生?”我说:“是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爷爷啊!”我说:“我的爷爷在高邮,早就不在了。你怎么会是我爷爷?”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出我的爸爸妈妈的名字,说:“你是没见过我,但是我知道你,我从上海的亲戚那里听说你考上了南京大学,我很高兴,今天特地来看看你!”哦,我这才知道他的话没错,但是还有一点疑问:“你是我的亲戚不假,但是你那么年轻,怎么会是我爷爷?”他笑着说:“按辈分说,我是你的爷爷辈啊!你该叫我爷爷!”可我怎么也叫不出口。接着他说,今天爷爷带你出去吃顿饭,也算是我替你接个风。

我记得那天他带我去了鼓楼一家小饭店,叫了两个菜一个汤。吃好后,又带我去了南京比较有名的公园——玄武湖逛了一圈,让在公园拍照的摄影师帮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之后把我送回学校。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留下个联系地址,只是说有空会来看我的。之后他托人给我送来这张合影照片,就再也没有来过,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放假回上海,我问我爸妈,有没有这个爷爷。他们说,是有这个人,但是属于远房亲戚,说在南京有个亲戚也好有个照应。可是我回南京之后,一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我离开南大去了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这个突如其来的爷爷就再也没有来过。就像风一样,突然飘来,又突然失踪。这张照片也就成为我终生的纪念。但不管怎么样,在南大,我总算有个亲戚来看过我,他也是我的爷爷!


五  宿舍聚餐


南大的学生宿舍很特别,宿舍里都是上下铺,一个宿舍4张床,睡8个学生,中间是一个长条桌子,我们学习看书吃饭都在这张长条桌子上解决,我就睡在靠门口的下铺。记得一开始我是安排在上铺的,班长在我下铺,后来班长看我每天上下很不利落,就主动和我交换了铺位,我就睡了下铺。

这张照片是我的高中同学休息日来看我,中午我们从食堂里把饭菜打来,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情景。正好班长的相机在,就帮我们拍下了这一张难忘的宿舍吃饭照片。左边中间的是我,左边靠窗的男生和右边的男生是我上海一起考进南大的同学,分别在天文系和数学系。还有3位同学是我们班里的同学。

记得很清楚,我们打了几个菜,素菜多,荤菜少。南大食堂饭菜很便宜,好像素菜都是几分钱,一共没花几个钱,但我们大家吃得很开心,边吃边聊。

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又去校园里逛了逛,聊了聊进南大后的学习情况,可惜没有相机,没能多拍几张照片留念,一年后,文革开始,我们几个一起从上海来的同学,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联系,至今也不知去向,从此后,这张照片成为永久的念想。


六  越南朋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和越南可是个亲密兄弟,所以在我国许多大学里,都有越南留学生。我们南大也不例外,也有不少越南留学生,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认识了一个越南留学生。

那是一次我去食堂打饭的路上,由于走路急急忙忙,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同学。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只听他用很不流利的中文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抬头一看,原来不是我们中国学生。他慢慢地对我说,他是越南来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中文。他说,“我们一起吃饭吧!”好啊!一听是外国人,我也很高兴,能和外国学生一起吃饭,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一起打了饭,坐在饭厅里一起吃。他用不流利的中文和我交谈,希望能和我成为朋友,尤其听说我是上海人更加高兴,希望有机会让我陪他一起去上海玩,我们互相留了宿舍号码。

没过几天,他来宿舍找我,给我送来一张照片,照片背后有他的签名——阮范战胜;我也给了他一张我的照片,背后也签上了我的名字。

因为他们是外国留学生,纪律很严,所以我一直未能去他们那里去玩。他也很少来我这里,我们在南大一共就见过几次。

文革开始后,听说他们留学生全部回国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唯一留下的是这张照片,我的唯一的外国朋友——交往过几个月的越南留学生阮范战胜。


七  文艺演出


我在中学时,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参加学校的文工团,唱歌跳舞,多次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

来到南大,文革期间我也参加了外语系艺术团,记得我们排练的是一出话剧——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外语系抽调了几个老师和部分学生,组成外语系话剧团。

我在剧里担任了两个角色,阿尔巴尼亚歌手和美国老水手。上图那张演出照片是我在舞台上演唱,歌名我忘记了,只知道歌词里唱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们拿着剧本,分别揣摩剧中角色的神情语调,因为是扮演世界各国的角色,形象语调举止都有不同,头一回扮演外国人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在军代表的带领下,白天参加革命运动,晚上一起排练,加班加点,终于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胜利完成排练任务。

演出更是相当的艰苦,因为我们扮演的都是外国人,每次演出,我们要化妆很长时间。尤其是几个演黑人的女同学,更是辛苦,脸上涂满了黑色油彩;演出结束又要花很长时间卸妆,但是大家从不叫苦,一次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我永远不会忘记,每当我们演出结束回南大时,我们走在马路上,就跟一帮外国人一样,路上的行人都以为我们是外国人,纷纷向我们招手示意,但是一听我们说话的声音,才知道我们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一群化了妆的中国人!

1968年年底,我们拿到了毕业证书,外语系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我们外语系艺术团也随之解散。


八  文革的我



1965年入学,上了一年大学,没想到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陷入了一片混乱。校园内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整天喊着打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学校分成了两大派,所谓的造反派组织“八·二七”和保皇派组织“红色造反队”。

我因为是工人阶级家庭出生,属于“红五类”,所以早早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我哪派也不参加,所谓的逍遥派吧,但我积极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

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高高挂在汉口路校门口右侧的柱子上。作为红卫兵一员,要为革委会站岗,那天轮到我站岗,我早早就站到了校门口,穿着军装,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站岗!内心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不是谁都可以站岗的,这也是需要选拔的,所以我能够轮到为革委会站岗,当时觉得是无上的荣耀。

还有一张照片,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拍的,当时是一个工厂革委会成立大会。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前去慰问演出,我作为小分队代表,上台对他们新生的革委会表示祝贺。我在台上发言,看到台下有个记者帮我拍了照片。演出结束后,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听到记者的下落;几天后找到他要到了我这张照片,真是来之不易。

文革期间,我也拍了不少照片,由于种种原因仅留存下了这两张照片。


九  毕业合影

1968年年底,文革还在进行之中,学校把我们法语专修科11个班的全体学生集中在大礼堂里,宣布我们法语专修科毕业,和法专二年级一起去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改造旧思想。

真没想到,我们这批未来的外交官,才学了一年,也没学到什么,居然让我们毕业!

在班长的提议下,我们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毕业集体照。

全班19名同学,一起去了城西湖军垦农场,我们分在学六连。两年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不知去向,后经再三打听,我找到了8位同学,班长郭金铭和江波在镇江,谢凤松在上海,强乐荣在天津,丁宗学、李秀英、杨友凤在北京,吴禹文在深圳。其中吴禹文、谢彩妹、朱兰芳3位同学已经去世,其他8位同学至今仍未找到,实在是一大遗憾。

我们的毕业证也是一种奇葩的证书。由于是文革期间颁发的毕业证,所以充满了文革色彩。整个毕业证里面每一页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有“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有表达“忠诚、热爱”的口号,还有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题词。

我们1965年进校,上了一年学,接着是两年文革,居然准予毕业。

毕业证应该有校长签名,我们没有。

公章应该是南京大学,我们的是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照片上的钢印也是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面对这样一张毕业证书,我无语,只能是当做一个纪念品,但也可以算是一件老古董物品。


十  结束语


南大的生活是短暂的,但也是难忘的,1965年进去,1968年离开,一年学习,两年文革;但不管怎样,我是个南大学子,我是南大人。离开南大后的几十年,无论我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我始终牢记南大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以南大精神鞭策自己,时刻做到,昨天我以南大为自豪,今天让南大以我为骄傲。

1969到1970年,我在军垦农场,我积极主动参加各项劳动锻炼,不怕苦不怕累,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先后参加连队小分队,营部宣传队,团部宣传队,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1970年年底,我被分派到北京外交部报到;外交部让我们改行做老师,我又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通县胡各庄中学。

1985年,我申请调回上海,在上海郊区松江县李塔汇中学任教。

1994年,我调回自己的母校上海市敬业中学,继续我的教师生涯,参加了黄浦区教工艺术团。

1996年,我被评为上海市“金爱心教师”。

2006年,我光荣退休。

2013年,我来到江苏宜兴定居养老。在宜兴老年大学艺术团担任节目主持和唱歌演员。在社区,我分别担任社区老年合唱团团长和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

2017年,南京大学宜兴校友会成立,我荣幸被推荐为副会长。

2019年,我光荣被评为“宜兴十佳陶都好儿女”和“十佳老年文化之星”,被评为“无锡市优秀校外辅导员”和“街道优秀社会工作者”。

在南大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我是南大人是永久的。是南大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是南大精神时刻鞭策着我的一言一行,每当我看到南大校徽、学生证、毕业证,我就想到,我是南大人,这辈子我没有辜负母校对我的培养。今年我已经是75岁高龄了,但我还是积极参加南大无锡校友会、宜兴校友会、上海校友会的各项活动,上台分享我在南大的学习情况,并且荣幸参加了南大外国语学院100周年庆典活动。

人虽老,但精神不老,因为我永远是个南大人!


    (图文/房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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