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大几十年了，我时刻没忘记我是南大人。我多次回母校探望，在校门口拍照留念，来到我曾经住过的三舍看看，来到我吃饭的大食堂转转，来到我上课的小教室回忆我们当年上课的情景，来到我们敬爱的匡亚明校长塑像前默哀，来到北大楼，大礼堂、图书馆拍照留念。
我曾多次与校友和朋友们分享我的南大故事，南大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南大校友通讯》执行主编赵国方学弟也多次鼓励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适逢母校迎来建校118周年校庆，我结合自己当年保留下来的老照片，讲讲珍贵的母校记忆。
一 考入南大
我出生在上海，我家兄弟姊妹4个，我是老大，全靠爸爸一人在外打工挣钱（一月53.5元）养活一家6口人。妈妈靠帮别人打扫卫生、倒马桶挣点家用，家庭生活条件很差，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交不起电费，二房东就把我家的电线剪断，我只能在油灯下看书做作业。经常看到妈妈流着眼泪陪我做作业。所以我从小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将来好好报答爸爸妈妈。
我毕业于上海市一所具有270年悠久历史的名校——上海市重点中学敬业中学。初中高中六年都在敬业中学上学，感谢学校照顾我这个贫困学生，中学六年我都享受减免学费待遇，让我能够安安心心地上学读书。
南京大学是我立志要报考的一所名牌大学，这个还得感谢于我的邻居叔叔，他是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在我高三那年，他就告诉我，南京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大学，历史悠久的一所名校，希望我也能成为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二来离上海也不远。所以报考南京大学是我的第一选择。
1965年8月，我终于拿到了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南京大学啦！
当时我们高三年级一共有6个班，300多个学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年级一共只有三个同学考入南京大学。一个在天文系，一个在数学系，我在外语系法语专修科。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的母亲激动万分。我们房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母亲逢人就说，我儿子考上大学啦！而且是学法语，将来肯定是个翻译官！
妈妈拿出多年积蓄，买了布，请人帮我做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照片中的那套），让我穿着去南大报到。
记得那天我爸爸妈妈送我去的上海火车站，在上海北站，爸爸妈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也向爸妈保证，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报效祖国，孝敬爸妈！
火车到了南京火车站，南京大学有专车把我们接到学校。到了学校，只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格外醒目。我看见校门口有照相馆设摊照相，我也花了一毛钱照了一张黑白照片留作纪念。
外语系的师兄、师姐们热情地帮我们登记报到，领取宿舍钥匙，我被安排在三舍一零八宿舍，4张上下铺，一共8个人，中间一条长桌子。
我们年级共有11个班。我在二班。郑寿康老师是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
一切安顿完毕，躺在宿舍的床上，我在想，我梦寐以求的南大，我来啦！
我的南大学习生涯从此开始。
二 南大证件
我们这批学生加上原有的法专二年级，一共有四百多人，足见国家对外语人才是多么的重视！
我们法专一年级共有11个班，200多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学生较多，城里学生不多，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家庭出生都是不错，按今天话来说，都是苗正根红。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上学根本不用交学费，学校还根据我们的家庭情况，每月给予不同数量的助学金。我每月的助学金是11元，加上我妈妈每月寄给我10元生活费，已经是足够的了。
回到教室，班长给我们领回来了我们的学生证，校徽。居然学生证后面还有买火车票优惠证，我也有了我在南大唯一的学号A75466，这个学号是我一辈子的南大标记。还有一张游泳证，可惜我不会游泳，一次也没有用过。
我们二班的班主任是肖瑞芬老师，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上海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由于我是班里唯一的上海人，所以肖老师对我格外照顾，回上海还去我家对我爸妈汇报我的学习情况；放假我回上海，她也让我帮忙稍带东西去她娘家。班里的同学都很羡慕我这个上海学生。
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上学没过几天，我的脸上有一个小鼓包，就去校医务所去看病。医生是个南京人，说的是一口南京话；他检查完了对我说，脸上有炎症。让我回去好好休息。我当时没听懂南京话，把它听成是癌症，回到宿舍就大哭起来。说我活不了了，要死了！同学们赶紧把辅导员郑寿康老师叫来。一问我的情况，立即大笑起来。说你这是什么癌症啊！是炎症，发炎啦！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说我听不懂南京话不要瞎猜。什么要死要活的！我自己也笑了起来，这个笑话立即传遍全年级，以后谁遇到我都会说“癌症好了没有？”这种调侃，一直到毕业我们各自离开才算结束。
我们的外籍老师是一个法国女大学生，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会说几句中文。上课主要是她给我们讲课，没有教材，就学口语，肖老师做课后辅导。
我很幸运，外籍老师听说我是上海学生，她说，她很喜欢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很想有机会去上海玩玩，希望我能陪她一起玩，去外滩，去老城隍庙，去南京路。我当然非常高兴，一口答应有空一定陪她去上海好好玩玩。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说能陪外籍老师一起玩，还有机会跟外籍老师学习法语。
我们整个年级11个班，分为两组，一组采用教材施教法，一组是没有教材采用口语教学法。我们班属于第二组，没有书本，上课即兴教学日常生活用语。那位外籍老师，在课堂上手舞足蹈，外语夹杂中文，从“你好！早上好！吃饭了没有？”一点一点教我们学习法语，说到了二年级开始学语法知识，可惜第二年文革开始，我们的学习生涯从此终止。
三 南大校园
南京大学底蕴丰富，拥有众多的人文遗迹。一百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浸润在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中。古老建筑意境与校园人文气息完美融合，是一种现代与历史的对接。在校园里穿行，处处皆风景。花木总关情。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照相机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奢侈品。所以我在南大三年，并没留下几张照片。这几张在校园拍的照片，还是我们的班长（一位转业军人子弟），从老家带来了一个135照相机。拍的照片是黑白的，洗出来很小的那种照片。校园里就拍了有限的几张，好像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但不管怎样，总算在校园里留下了我的记忆。
南大校园很大，北面主要是教学区紧临鼓楼，南边主要是生活区紧临珠江路。从南走到北，也要花好长时间。我的宿舍在南区3舍108室，我们的教室就在北面教学区的一幢小楼里。一个班仅有20个学生。每天从宿舍到食堂，从食堂到教室，三点成一线，在这个小教室里，我们度过了一年光阴，学到了不少法语的口语。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就彻底离开了小楼教室。
四 “爷爷”来看我
上学刚过了一个月，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宿舍里休息，突然我的同学到我宿舍里叫我，说我的爷爷来看我了。
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怎么南京还会有一个爷爷？我赶紧跑到宿舍门口，只见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站在门口，他看见我就说：“你是上海的房兰生？”我说：“是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爷爷啊！”我说：“我的爷爷在高邮，早就不在了。你怎么会是我爷爷？”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出我的爸爸妈妈的名字，说：“你是没见过我，但是我知道你，我从上海的亲戚那里听说你考上了南京大学，我很高兴，今天特地来看看你！”哦，我这才知道他的话没错，但是还有一点疑问：“你是我的亲戚不假，但是你那么年轻，怎么会是我爷爷？”他笑着说：“按辈分说，我是你的爷爷辈啊！你该叫我爷爷！”可我怎么也叫不出口。接着他说，今天爷爷带你出去吃顿饭，也算是我替你接个风。
我记得那天他带我去了鼓楼一家小饭店，叫了两个菜一个汤。吃好后，又带我去了南京比较有名的公园——玄武湖逛了一圈，让在公园拍照的摄影师帮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之后把我送回学校。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留下个联系地址，只是说有空会来看我的。之后他托人给我送来这张合影照片，就再也没有来过，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放假回上海，我问我爸妈，有没有这个爷爷。他们说，是有这个人，但是属于远房亲戚，说在南京有个亲戚也好有个照应。可是我回南京之后，一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我离开南大去了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这个突如其来的爷爷就再也没有来过。就像风一样，突然飘来，又突然失踪。这张照片也就成为我终生的纪念。但不管怎么样，在南大，我总算有个亲戚来看过我，他也是我的爷爷！
五 宿舍聚餐
南大的学生宿舍很特别，宿舍里都是上下铺，一个宿舍4张床，睡8个学生，中间是一个长条桌子，我们学习看书吃饭都在这张长条桌子上解决，我就睡在靠门口的下铺。记得一开始我是安排在上铺的，班长在我下铺，后来班长看我每天上下很不利落，就主动和我交换了铺位，我就睡了下铺。
这张照片是我的高中同学休息日来看我，中午我们从食堂里把饭菜打来，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情景。正好班长的相机在，就帮我们拍下了这一张难忘的宿舍吃饭照片。左边中间的是我，左边靠窗的男生和右边的男生是我上海一起考进南大的同学，分别在天文系和数学系。还有3位同学是我们班里的同学。
记得很清楚，我们打了几个菜，素菜多，荤菜少。南大食堂饭菜很便宜，好像素菜都是几分钱，一共没花几个钱，但我们大家吃得很开心，边吃边聊。
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又去校园里逛了逛，聊了聊进南大后的学习情况，可惜没有相机，没能多拍几张照片留念，一年后，文革开始，我们几个一起从上海来的同学，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联系，至今也不知去向，从此后，这张照片成为永久的念想。
六 越南朋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和越南可是个亲密兄弟，所以在我国许多大学里，都有越南留学生。我们南大也不例外，也有不少越南留学生，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认识了一个越南留学生。
那是一次我去食堂打饭的路上，由于走路急急忙忙，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同学。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只听他用很不流利的中文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抬头一看，原来不是我们中国学生。他慢慢地对我说，他是越南来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中文。他说，“我们一起吃饭吧！”好啊！一听是外国人，我也很高兴，能和外国学生一起吃饭，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一起打了饭，坐在饭厅里一起吃。他用不流利的中文和我交谈，希望能和我成为朋友，尤其听说我是上海人更加高兴，希望有机会让我陪他一起去上海玩，我们互相留了宿舍号码。
没过几天，他来宿舍找我，给我送来一张照片，照片背后有他的签名——阮范战胜；我也给了他一张我的照片，背后也签上了我的名字。
因为他们是外国留学生，纪律很严，所以我一直未能去他们那里去玩。他也很少来我这里，我们在南大一共就见过几次。
文革开始后，听说他们留学生全部回国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唯一留下的是这张照片，我的唯一的外国朋友——交往过几个月的越南留学生阮范战胜。
七 文艺演出
我在中学时，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参加学校的文工团，唱歌跳舞，多次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
来到南大，文革期间我也参加了外语系艺术团，记得我们排练的是一出话剧——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外语系抽调了几个老师和部分学生，组成外语系话剧团。
我在剧里担任了两个角色，阿尔巴尼亚歌手和美国老水手。上图那张演出照片是我在舞台上演唱，歌名我忘记了，只知道歌词里唱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们拿着剧本，分别揣摩剧中角色的神情语调，因为是扮演世界各国的角色，形象语调举止都有不同，头一回扮演外国人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在军代表的带领下，白天参加革命运动，晚上一起排练，加班加点，终于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胜利完成排练任务。
演出更是相当的艰苦，因为我们扮演的都是外国人，每次演出，我们要化妆很长时间。尤其是几个演黑人的女同学，更是辛苦，脸上涂满了黑色油彩；演出结束又要花很长时间卸妆，但是大家从不叫苦，一次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我永远不会忘记，每当我们演出结束回南大时，我们走在马路上，就跟一帮外国人一样，路上的行人都以为我们是外国人，纷纷向我们招手示意，但是一听我们说话的声音，才知道我们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一群化了妆的中国人！
1968年年底，我们拿到了毕业证书，外语系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我们外语系艺术团也随之解散。
八 文革的我
1965年入学，上了一年大学，没想到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陷入了一片混乱。校园内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整天喊着打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学校分成了两大派，所谓的造反派组织“八·二七”和保皇派组织“红色造反队”。
我因为是工人阶级家庭出生，属于“红五类”，所以早早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我哪派也不参加，所谓的逍遥派吧，但我积极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
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高高挂在汉口路校门口右侧的柱子上。作为红卫兵一员，要为革委会站岗，那天轮到我站岗，我早早就站到了校门口，穿着军装，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站岗！内心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不是谁都可以站岗的，这也是需要选拔的，所以我能够轮到为革委会站岗，当时觉得是无上的荣耀。
还有一张照片，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拍的，当时是一个工厂革委会成立大会。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前去慰问演出，我作为小分队代表，上台对他们新生的革委会表示祝贺。我在台上发言，看到台下有个记者帮我拍了照片。演出结束后，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听到记者的下落；几天后找到他要到了我这张照片，真是来之不易。
文革期间，我也拍了不少照片，由于种种原因仅留存下了这两张照片。
九 毕业合影
1968年年底，文革还在进行之中，学校把我们法语专修科11个班的全体学生集中在大礼堂里，宣布我们法语专修科毕业，和法专二年级一起去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改造旧思想。
真没想到，我们这批未来的外交官，才学了一年，也没学到什么，居然让我们毕业！
在班长的提议下，我们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毕业集体照。
全班19名同学，一起去了城西湖军垦农场，我们分在学六连。两年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不知去向，后经再三打听，我找到了8位同学，班长郭金铭和江波在镇江，谢凤松在上海，强乐荣在天津，丁宗学、李秀英、杨友凤在北京，吴禹文在深圳。其中吴禹文、谢彩妹、朱兰芳3位同学已经去世，其他8位同学至今仍未找到，实在是一大遗憾。
我们的毕业证也是一种奇葩的证书。由于是文革期间颁发的毕业证，所以充满了文革色彩。整个毕业证里面每一页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有“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有表达“忠诚、热爱”的口号，还有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题词。
我们1965年进校，上了一年学，接着是两年文革，居然准予毕业。
毕业证应该有校长签名，我们没有。
公章应该是南京大学，我们的是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照片上的钢印也是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面对这样一张毕业证书，我无语，只能是当做一个纪念品，但也可以算是一件老古董物品。
十 结束语
南大的生活是短暂的，但也是难忘的，1965年进去，1968年离开，一年学习，两年文革；但不管怎样，我是个南大学子，我是南大人。离开南大后的几十年，无论我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我始终牢记南大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以南大精神鞭策自己，时刻做到，昨天我以南大为自豪，今天让南大以我为骄傲。
1969到1970年，我在军垦农场，我积极主动参加各项劳动锻炼，不怕苦不怕累，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先后参加连队小分队，营部宣传队，团部宣传队，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1970年年底，我被分派到北京外交部报到；外交部让我们改行做老师，我又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通县胡各庄中学。
1985年，我申请调回上海，在上海郊区松江县李塔汇中学任教。
1994年，我调回自己的母校上海市敬业中学，继续我的教师生涯，参加了黄浦区教工艺术团。
1996年，我被评为上海市“金爱心教师”。
2006年，我光荣退休。
2013年，我来到江苏宜兴定居养老。在宜兴老年大学艺术团担任节目主持和唱歌演员。在社区，我分别担任社区老年合唱团团长和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
2017年，南京大学宜兴校友会成立，我荣幸被推荐为副会长。
2019年，我光荣被评为“宜兴十佳陶都好儿女”和“十佳老年文化之星”，被评为“无锡市优秀校外辅导员”和“街道优秀社会工作者”。
在南大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我是南大人是永久的。是南大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是南大精神时刻鞭策着我的一言一行，每当我看到南大校徽、学生证、毕业证，我就想到，我是南大人，这辈子我没有辜负母校对我的培养。今年我已经是75岁高龄了，但我还是积极参加南大无锡校友会、宜兴校友会、上海校友会的各项活动，上台分享我在南大的学习情况，并且荣幸参加了南大外国语学院100周年庆典活动。
人虽老，但精神不老，因为我永远是个南大人！
（图文/房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