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红色政权在云南的建立与巩固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西南服务团”历史
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
采编整理:张锁庚、姜诗绮、赵坤、黄柘淞、李昕垚、何鑫
李婷、高皓凌、何治锦、林若晨、武黎嵩
引子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国共弈局的胜负日渐明朗。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进到江南各地。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彻底溃败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出决意乘胜追击,命令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
新解放区迅速扩大,对地方工作干部的需求与日俱增。南京解放后,在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的倡议下,二野组建了一支身兼战勤部队与宣传队为一身的地方干部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华东野战军副政委,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宋任穷担任总团团长。
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南京地区招募,第二团在上海地区招募。除向中央要求调配部分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外,西南服务团在江南地区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参团,迅速掀起了“解放大西南”的参军热潮,组建了一支由6000余名干部和1万名学员组成的战斗队伍。
在南京地区成立的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分为云南支队和川南支队,南京地区大部分报名参团的青年学生都分配在云南支队。其中,南京地区通过审查报名的1236人中,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两校附中学生共440人,占三分之一以上。
7月中旬至9月底,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学员在南京组织集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共的新解放区政策等。二野的主要领导干部也亲临集训现场,以演讲、作报告的形式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初步树立了学员们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了知识分子要走工农结合的道路,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从而奠定了他们参加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10月2日至3日,云南支队即由宋任穷带领陆续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渡江至浦口乘闷罐车离开南京,跟随野战军开赴大西南。8000里路的“小长征”中,跨越苏、皖、豫、鄂、湘、黔、滇7省,有3000多里是徒步行军。他们身背背包,腰跨米袋,轮流扛大枪,宣传队的战友还要随身携带锣鼓等道具。一天下来,学员们几乎人人脚上起了血泡,这对于久经沙场的战士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初次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同时也让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们第一次深切体验了集体化、组织化的革命生活。
云南省是在1949年12月卢汉起义的形势下和平解放的,1950年2月底3月初,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指战员们陆续抵滇,没有过多的休息机会,便被分配到昆明市以及武定、昭通、曲靖、宜良、楚雄、玉溪、蒙自、文山、宁洱、大理、保山、丽江等12个专区担任党政机关骨干,开展政权接收、建设与巩固工作。
在昆明市,昆明市军政委员会设立公安、军事、财经、工业、交通、政务、卫生、文教8个接管部,西南服务团协同接管各单位、各组织,清理旧人员、物资、档案,镇压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秩序,实现城市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完成接管地方政权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首要任务是下乡征收1949年公粮,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军需民用粮荒问题。由于征公粮的任务重、时间紧,引起以地主、土司为代表的地方强宗豪右大规模武装反弹,各地土匪纷纷暴乱,大批征粮干部被害,县区政府被攻占。征粮与剿匪,成为1950年扎根农村的西南服务团战友最为深刻和悲壮的记忆。
1951年底到1952年,云南内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土改,在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土地中,贫雇农第一次取代了乡村士绅开始了对乡村事务的管理。至此,云南省政权实现了彻底的新旧交替,新兴红色政权在云南强势地站住了脚跟,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此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校友们并未能离开云南,走上了云南省军工政教的各条战线,而带着知识分子的原罪,又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不少校友在风云诡谲的政治运动中以各种荒诞不经的原因受到牵连、打压、迫害……直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事迹才得以昭彰,为历史学者所搜集、整理和研究。
近日,我们对部分服务团成员进行了采访,期望通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校友们的敷陈铺叙,重构出1949至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建立与巩固的全过程。
(抗战结束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
大学是人生重要的转折阶段。南京解放前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积极向中共靠拢、踊跃报名西南服务团,不仅与其在校期间的政治环境、思想氛围息息相关,更与那个鼎革之变的大时代里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态势密切相联。
抗战结束后,国家在经济上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政治上国共龃龉不断,最终爆发了内战;思想文化上中共对南京地区大学的渗透也日趋紧密,国民党政权则尝试遏制之,多有抓捕“通共”师生。在多种因素作用下,1945年至1949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多次发起、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学生运动,引起双方激烈冲突。国民党在处理学潮上的种种不当措施,以及其执政之下国家经济的崩溃、政治的腐朽,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离心力。
经过“延安时代”革命熔炉锻造后的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整齐化、团结化、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新新世界,联合政府口号下的多元异彩,传奇领袖“奇里斯玛”式的人格魅力,撞击着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这些复杂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因素,为他们参与西南服务团埋下了伏笔。
陈福海(男,湖南长沙人,1946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外语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电信系统工作):
我于1946年考上金陵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英语专业。当时我并不想搞文学,而是想通过这个专业学好外文,以便将来参加外交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当时我也年轻,就想将来参加外交工作,在国外争得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席之地,实现救国的理想。
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很反感,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好不容易才取得痛苦艰难的胜利,蒋介石却为了消灭共产党又挑起内战,使全国人民又重新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青年学生也要因此饿肚子。
当时中央大学被称为“民族堡垒”,金陵大学被称为“美国摇篮”。因为蒋介石是亲美的,而金陵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所以他不敢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有过许多反对蒋介石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演讲,并传播到了社会上去。校园内反蒋通过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现在所谓的墙报,一种则是演讲。在墙报上面发表文字,或者在学校里的某一个角落进行演讲。
1947年5月20日,金大和中大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五二〇学生运动,影响到全国60多个主要城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青年学生运动。那天是蒋介石召开参政会的日子,我们游行目的是通过参政会引起更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向参政会提出要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当时去参加集会,也是想解决我们学生所要求的补助问题,不想再饿着肚子读书。因国民党政府把财政支出用作内战经费,教育经费极度匮乏,学校师生食不果腹,只有要求增加补贴,我们学生才有饭吃,才好继续念书,这就是反饥饿;要求停止内战方面,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会很明确地讲出来,但是反对内战是坚定的;还有反迫害,当时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都因言获罪,有的被打入监狱,有的被暗杀。这种迫害不止是在南京,其他地方也有发生。
我当时也算是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还记得那天上午,校门口被重重包围了,蒋介石动用了马队、机关枪阵、高压水龙头,还动用了军警队伍和宪兵,甚至有个别特务分子鸣枪示威。不过当时我们猜测他们不会搞大屠杀,所以并不害怕。同时也有年轻人的热情冲动,觉得即便就是死了也要进行示威游行。
最初我们被围困了个把小时,后来冲出去了,很快又在天津路被阻断了。这时候中央大学的游行队伍到了我们这儿,也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来声援我们,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军警包围就松动了。他们觉得中央大学的学生都已经出来,围困金陵大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场游行是堵不住了。这样我们就出了校门,和中大会合了。队伍有一两千人,浩浩荡荡地通过珠江路。在珠江路口有一场搏斗,高压水龙头把很多学生都冲倒了。当时我并没有看见有死伤的,但据后来的报道知道是有的。
那个时候我们金大有学生自治会,其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我当时的政治认识还是比较懵懂的,只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反蒋情绪比较激烈,四大家族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我是很反感的。我这种政治倾向的形成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体验的都是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一些劣迹。我在金大读书的时候,政治倾向是反蒋,但没有那个觉悟去拥共,只听说过一些延安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手册在学生中传播,但是传到我们手上也只是很快的看一下,没有细致的去解读和分析。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正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书籍了,对延安这个革命根据地才有所认识,转而开始革命崇拜了。
徐学庶(男,湖南湘乡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交通系统工作)
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是可以保送到上海交大的,但是我没去,而是1945年到重庆考试。那时候也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几个学校联考,不同学校招生考试彼此错开。其实以我的兴趣应该去学历史学的,我非常熟悉历史,《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都看了,只是那时候家庭条件很艰苦,没条件让我读冷门的历史系,所以报考的是中央大学土木系。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搬回南京四牌楼(中央大学于1937年从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并于1946年11月迁回南京。此处指中央大学四牌楼校区,即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那时候我大二。当时社会上局势动荡不安,1947年的五二〇大游行,在珠江路那一带,又在三牌楼国民党政府门前**。那时候社会上很反对内战,因为生活很艰苦,不希望再打仗。不过国民政府派特务抓进步学生,趁晚上来抓,然后关起来,华彬清(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曾任南京市学联负责人)等学生领袖就被抓过。这是当时著名的五二〇学生运动,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
1948年因为淮海战役的缘故,南京岌岌可危,学校上不成课了,学生也乱了。学校干脆宣布放假3个月,直到1949年2月才复课。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打完了,消灭了国民党55万军队。南京局势十分混乱,学校外,商店关门,买不到东西,不过大家也没抢;学校里,教授们跑掉了,周鸿经(时任中央大学校长,1949年离校赴台)携款潜逃。不得已临时组织了一个校务委员会,由潘菽(潘汉年的哥哥)和梁希来维持学校运转,不过学校运转其实主要是由学联管了。学联,是十几个大学加上几十个中学组成的学生联合会,学联就组织学生护校,晚上一二十个学生拿着棍子巡逻保护学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不能安心学习。
解放军进城之前,学校有些进步组织了。当时学生的情况分成三派:进步的一二成,反动的一二成,六七成的中间派。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学生自己知道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反动的,最吃得开的是中间派。学校对各种政治党团组织是比较反对的,我们叫这些活跃在政治党团组织中的人为职业学生,他们不读书,成绩很差。学生们只佩服成绩好的,不喜欢成天闹事的。我是中间派,两边都很反感,所以敬而远之不和他们在一起。一个班里并不团结,进步的学生在一起,反动的学生在一起,中间的学生在一起,三三两两互不来往。
赵先政(男,重庆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省公安系统工作)
我是1946年考取全公费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前身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好一点的大学学费,我家里负担不起。社会教育学院有本部和新生部两部分,我在南京栖霞山的新生部。在大学我是比较活跃的,既是班长,也是四川同学会会长,还是红叶社社长,什么篮球、足球、戏剧的活动我都组织,在学校也算比较有名。
1947年北京发生沈崇事件(沈崇事件发生于1946年12月24日,此处应指这一事件引起的反美学生运动),全国闹翻了。南京动乱得晚一点,是以中央大学为主组织。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有人来电话通知我下午参加同学会动议游行,开会的人不多,就几个人,要求无限期罢课抗议美国的行为。开完会以后,到车站才发现回学校的最后一趟车都走了,30华里的距离没法走回去,我就在中央大学住了一晚上。中央大学的学生比较自由,每个寝室的空床也很多。
我们社会教育学院新生部的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职务。等我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他问我昨天为什么不请假,今天又旷课半天。尽管我说只迟到了2小时,他说那也按半天算。没办法,我就和他吵架并且当众顶撞了他,最后记了2个大过和2个小过,还硬是要调查我的背景。学校找到我的一个中学老师调查我,还好那个老师对我很熟悉,担保我不是共产党。学校还是不信服,又到我家乡调查。我兄弟是地下党,他提前赶回家去把我房间的书籍、笔记本都收走了,这才没查到什么。既然国民党找不到我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们社会教育学院新生部就开会讨论是否进行无限期罢课。我发言提出5条罢课理由:沈崇事件、学校伙食不好、学校藏书不够等,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无限期罢课。
1947年下半年,我转到社会教育学院的苏州本部,学校借故把我勒令退学,我就没地方读书了。我找到中央大学的刘德民,他是法律系三年级的地下党员。我的叔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当年是四川乐山市法院院长,也是国民党最高法院的核心人员之一。他们都了解我的情况,让我不要灰心丧气,好好准备考中大。
于是,1948年我考到了中大法律系。入校的第一个星期,中共地下党的人就和我联系,发展我为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第二个星期就通知我写入党申请书。不过写过了2个星期以后还没消息,我就问他们讨论同意与否。他们说同意是同意了,但不能办手续,要有2个党员介绍,可是没有党员认识我,有的也不能暴露身份,我的入党问题就放下来了。
许志和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他在1948年12月31日通知我说,他查到了黑名单,我是国民党准备逮捕的50个大学生中的第15名,让我最好离开南京。于是我请一个寝室的同学用袋子装了一点换洗衣服,我带着爬到车顶上去,就这样暂时离开了南京。许志和还告诉我,就算走不掉也不能回寝室,只能回工学院的地下室,那里有个床是给我准备的。
1949年4月1日,中大、金大等南京地区高校师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游行结束后一些学生回校途中与当局发生冲突,数百人受伤,其中3人因伤势过重死亡。所有伤病员全都是我和董俊松等人运走的,我们把所有伤员送上卡车,研究到底是到中央大学医院还是鼓楼医院,最后还是决定去鼓楼医院。到了鼓楼医院,中央大学的人通知我国民党要来抓我,要我赶快离开,但是不能走前门。没办法我只有找董俊松商量,还好他和鼓楼医院很熟,找到人把太平间的后门开了让我们出去。四一运动风波过了之后我们才回到学校,以后也不敢活动。4月21号上午,又有人通知我国民党要抓我,叫我离开,我又得跑了。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从无锡到苏州的铁桥被国民党炸了,我没法回学校,直到5月份桥修好火车通了以后我才回南京,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沈坤翱(男,河北保定人,1943年入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省机械设备公司工作)
我在1943年入读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到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离校,共在学校待了6年。1943年至1946年,我在重庆待了3年,抗战胜利,我们随着复校回到南京,1947年本科毕业。那时候就业也是有一定困难,毕业之后,有的同学通过家庭关系或自己有办法,都找到工作了。我家是北方的,在南京就是我一人,没有特殊关系,所以我就等着分配工作。正好学校需要助教,我就申请了,加之我的成绩还算可以,1947年起我就留在学校了。作为机械系助教,我一方面跟着教授上课,帮助同学学习,改作业;另一方面自己继续学习、继续深造。机械系留了2个助教,当时待遇一般,住在两人一间的宿舍。那时候反正自己是单身一人,工资高低也无所谓。
在政治上,我当时算不上积极分子,只是中间人士。1945年,我有一个哥哥从军队复员回家,他大概结识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朋友,他的思想就比较进步一些。家人围在一起时,他介绍一些进步的东西给我,主要是关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大众哲学》等。
五二〇运动的前一天,我参加了在大礼堂召开的几千人的代表大会。当时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代表着群众的心声,那些积极分子号召第二天游行。游行我只参加了一半,开始的时候我没去,我那时思想并不是很积极,等到游行队伍在珠江路跟国民党骑兵对峙时,我感觉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学生呢,就参加进去了。所以五二〇运动,我是参加后面的,在对峙状态之下参加进去的。最后经过谈判,政府来找我们,骑兵让开之后,我们就从珠江路回学校了。
当时中央大学在学生运动中是骨干学校,学校有中共地下组织,我们班上也有地下党成员和运动积极分子。不过,当时只知道他们思想很进步,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我支持他们,但当时并没有参加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