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红色政权在云南的建立与巩固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西南服务团”历史
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
采编整理：张锁庚、姜诗绮、赵坤、黄柘淞、李昕垚、何鑫
李婷、高皓凌、何治锦、林若晨、武黎嵩
引子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国共弈局的胜负日渐明朗。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进到江南各地。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彻底溃败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出决意乘胜追击，命令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
新解放区迅速扩大，对地方工作干部的需求与日俱增。南京解放后，在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的倡议下，二野组建了一支身兼战勤部队与宣传队为一身的地方干部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华东野战军副政委，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宋任穷担任总团团长。
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南京地区招募，第二团在上海地区招募。除向中央要求调配部分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外，西南服务团在江南地区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参团，迅速掀起了“解放大西南”的参军热潮，组建了一支由6000余名干部和1万名学员组成的战斗队伍。
在南京地区成立的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分为云南支队和川南支队，南京地区大部分报名参团的青年学生都分配在云南支队。其中，南京地区通过审查报名的1236人中，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两校附中学生共440人，占三分之一以上。
7月中旬至9月底，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学员在南京组织集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共的新解放区政策等。二野的主要领导干部也亲临集训现场，以演讲、作报告的形式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初步树立了学员们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了知识分子要走工农结合的道路，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从而奠定了他们参加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10月2日至3日，云南支队即由宋任穷带领陆续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渡江至浦口乘闷罐车离开南京，跟随野战军开赴大西南。8000里路的“小长征”中，跨越苏、皖、豫、鄂、湘、黔、滇7省，有3000多里是徒步行军。他们身背背包，腰跨米袋，轮流扛大枪，宣传队的战友还要随身携带锣鼓等道具。一天下来，学员们几乎人人脚上起了血泡，这对于久经沙场的战士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初次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同时也让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们第一次深切体验了集体化、组织化的革命生活。
云南省是在1949年12月卢汉起义的形势下和平解放的，1950年2月底3月初，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指战员们陆续抵滇，没有过多的休息机会，便被分配到昆明市以及武定、昭通、曲靖、宜良、楚雄、玉溪、蒙自、文山、宁洱、大理、保山、丽江等12个专区担任党政机关骨干，开展政权接收、建设与巩固工作。
在昆明市，昆明市军政委员会设立公安、军事、财经、工业、交通、政务、卫生、文教8个接管部，西南服务团协同接管各单位、各组织，清理旧人员、物资、档案，镇压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秩序，实现城市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完成接管地方政权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首要任务是下乡征收1949年公粮，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军需民用粮荒问题。由于征公粮的任务重、时间紧，引起以地主、土司为代表的地方强宗豪右大规模武装反弹，各地土匪纷纷暴乱，大批征粮干部被害，县区政府被攻占。征粮与剿匪，成为1950年扎根农村的西南服务团战友最为深刻和悲壮的记忆。
1951年底到1952年，云南内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土改，在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土地中，贫雇农第一次取代了乡村士绅开始了对乡村事务的管理。至此，云南省政权实现了彻底的新旧交替，新兴红色政权在云南强势地站住了脚跟，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此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校友们并未能离开云南，走上了云南省军工政教的各条战线，而带着知识分子的原罪，又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不少校友在风云诡谲的政治运动中以各种荒诞不经的原因受到牵连、打压、迫害……直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事迹才得以昭彰，为历史学者所搜集、整理和研究。
近日，我们对部分服务团成员进行了采访，期望通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校友们的敷陈铺叙，重构出1949至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建立与巩固的全过程。
（抗战结束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
大学是人生重要的转折阶段。南京解放前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积极向中共靠拢、踊跃报名西南服务团，不仅与其在校期间的政治环境、思想氛围息息相关，更与那个鼎革之变的大时代里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态势密切相联。
抗战结束后，国家在经济上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政治上国共龃龉不断，最终爆发了内战；思想文化上中共对南京地区大学的渗透也日趋紧密，国民党政权则尝试遏制之，多有抓捕“通共”师生。在多种因素作用下，1945年至1949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多次发起、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学生运动，引起双方激烈冲突。国民党在处理学潮上的种种不当措施，以及其执政之下国家经济的崩溃、政治的腐朽，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离心力。
经过“延安时代”革命熔炉锻造后的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整齐化、团结化、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新新世界，联合政府口号下的多元异彩，传奇领袖“奇里斯玛”式的人格魅力，撞击着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这些复杂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因素，为他们参与西南服务团埋下了伏笔。
陈福海（男，湖南长沙人，1946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外语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电信系统工作）：
我于1946年考上金陵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英语专业。当时我并不想搞文学，而是想通过这个专业学好外文，以便将来参加外交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当时我也年轻，就想将来参加外交工作，在国外争得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席之地，实现救国的理想。
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很反感，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好不容易才取得痛苦艰难的胜利，蒋介石却为了消灭共产党又挑起内战，使全国人民又重新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青年学生也要因此饿肚子。
当时中央大学被称为“民族堡垒”，金陵大学被称为“美国摇篮”。因为蒋介石是亲美的，而金陵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所以他不敢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有过许多反对蒋介石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演讲，并传播到了社会上去。校园内反蒋通过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现在所谓的墙报，一种则是演讲。在墙报上面发表文字，或者在学校里的某一个角落进行演讲。
1947年5月20日，金大和中大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五二〇学生运动，影响到全国60多个主要城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青年学生运动。那天是蒋介石召开参政会的日子，我们游行目的是通过参政会引起更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向参政会提出要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当时去参加集会，也是想解决我们学生所要求的补助问题，不想再饿着肚子读书。因国民党政府把财政支出用作内战经费，教育经费极度匮乏，学校师生食不果腹，只有要求增加补贴，我们学生才有饭吃，才好继续念书，这就是反饥饿；要求停止内战方面，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会很明确地讲出来，但是反对内战是坚定的；还有反迫害，当时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都因言获罪，有的被打入监狱，有的被暗杀。这种迫害不止是在南京，其他地方也有发生。
我当时也算是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还记得那天上午，校门口被重重包围了，蒋介石动用了马队、机关枪阵、高压水龙头，还动用了军警队伍和宪兵，甚至有个别特务分子鸣枪示威。不过当时我们猜测他们不会搞大屠杀，所以并不害怕。同时也有年轻人的热情冲动，觉得即便就是死了也要进行示威游行。
最初我们被围困了个把小时，后来冲出去了，很快又在天津路被阻断了。这时候中央大学的游行队伍到了我们这儿，也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来声援我们，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军警包围就松动了。他们觉得中央大学的学生都已经出来，围困金陵大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场游行是堵不住了。这样我们就出了校门，和中大会合了。队伍有一两千人，浩浩荡荡地通过珠江路。在珠江路口有一场搏斗，高压水龙头把很多学生都冲倒了。当时我并没有看见有死伤的，但据后来的报道知道是有的。
那个时候我们金大有学生自治会，其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我当时的政治认识还是比较懵懂的，只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反蒋情绪比较激烈，四大家族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我是很反感的。我这种政治倾向的形成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体验的都是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一些劣迹。我在金大读书的时候，政治倾向是反蒋，但没有那个觉悟去拥共，只听说过一些延安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手册在学生中传播，但是传到我们手上也只是很快的看一下，没有细致的去解读和分析。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正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书籍了，对延安这个革命根据地才有所认识，转而开始革命崇拜了。
徐学庶（男，湖南湘乡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交通系统工作）
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是可以保送到上海交大的，但是我没去，而是1945年到重庆考试。那时候也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几个学校联考，不同学校招生考试彼此错开。其实以我的兴趣应该去学历史学的，我非常熟悉历史，《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都看了，只是那时候家庭条件很艰苦，没条件让我读冷门的历史系，所以报考的是中央大学土木系。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搬回南京四牌楼（中央大学于1937年从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并于1946年11月迁回南京。此处指中央大学四牌楼校区，即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那时候我大二。当时社会上局势动荡不安，1947年的五二〇大游行，在珠江路那一带，又在三牌楼国民党政府门前**。那时候社会上很反对内战，因为生活很艰苦，不希望再打仗。不过国民政府派特务抓进步学生，趁晚上来抓，然后关起来，华彬清（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曾任南京市学联负责人）等学生领袖就被抓过。这是当时著名的五二〇学生运动，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
1948年因为淮海战役的缘故，南京岌岌可危，学校上不成课了，学生也乱了。学校干脆宣布放假3个月，直到1949年2月才复课。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打完了，消灭了国民党55万军队。南京局势十分混乱，学校外，商店关门，买不到东西，不过大家也没抢；学校里，教授们跑掉了，周鸿经（时任中央大学校长，1949年离校赴台）携款潜逃。不得已临时组织了一个校务委员会，由潘菽（潘汉年的哥哥）和梁希来维持学校运转，不过学校运转其实主要是由学联管了。学联，是十几个大学加上几十个中学组成的学生联合会，学联就组织学生护校，晚上一二十个学生拿着棍子巡逻保护学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不能安心学习。
解放军进城之前，学校有些进步组织了。当时学生的情况分成三派：进步的一二成，反动的一二成，六七成的中间派。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学生自己知道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反动的，最吃得开的是中间派。学校对各种政治党团组织是比较反对的，我们叫这些活跃在政治党团组织中的人为职业学生，他们不读书，成绩很差。学生们只佩服成绩好的，不喜欢成天闹事的。我是中间派，两边都很反感，所以敬而远之不和他们在一起。一个班里并不团结，进步的学生在一起，反动的学生在一起，中间的学生在一起，三三两两互不来往。
赵先政（男，重庆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省公安系统工作）
我是1946年考取全公费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前身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好一点的大学学费，我家里负担不起。社会教育学院有本部和新生部两部分，我在南京栖霞山的新生部。在大学我是比较活跃的，既是班长，也是四川同学会会长，还是红叶社社长，什么篮球、足球、戏剧的活动我都组织，在学校也算比较有名。
1947年北京发生沈崇事件（沈崇事件发生于1946年12月24日，此处应指这一事件引起的反美学生运动），全国闹翻了。南京动乱得晚一点，是以中央大学为主组织。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有人来电话通知我下午参加同学会动议游行，开会的人不多，就几个人，要求无限期罢课抗议美国的行为。开完会以后，到车站才发现回学校的最后一趟车都走了，30华里的距离没法走回去，我就在中央大学住了一晚上。中央大学的学生比较自由，每个寝室的空床也很多。
我们社会教育学院新生部的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职务。等我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他问我昨天为什么不请假，今天又旷课半天。尽管我说只迟到了2小时，他说那也按半天算。没办法，我就和他吵架并且当众顶撞了他，最后记了2个大过和2个小过，还硬是要调查我的背景。学校找到我的一个中学老师调查我，还好那个老师对我很熟悉，担保我不是共产党。学校还是不信服，又到我家乡调查。我兄弟是地下党，他提前赶回家去把我房间的书籍、笔记本都收走了，这才没查到什么。既然国民党找不到我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们社会教育学院新生部就开会讨论是否进行无限期罢课。我发言提出5条罢课理由：沈崇事件、学校伙食不好、学校藏书不够等，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无限期罢课。
1947年下半年，我转到社会教育学院的苏州本部，学校借故把我勒令退学，我就没地方读书了。我找到中央大学的刘德民，他是法律系三年级的地下党员。我的叔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当年是四川乐山市法院院长，也是国民党最高法院的核心人员之一。他们都了解我的情况，让我不要灰心丧气，好好准备考中大。
于是，1948年我考到了中大法律系。入校的第一个星期，中共地下党的人就和我联系，发展我为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第二个星期就通知我写入党申请书。不过写过了2个星期以后还没消息，我就问他们讨论同意与否。他们说同意是同意了，但不能办手续，要有2个党员介绍，可是没有党员认识我，有的也不能暴露身份，我的入党问题就放下来了。
许志和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他在1948年12月31日通知我说，他查到了黑名单，我是国民党准备逮捕的50个大学生中的第15名，让我最好离开南京。于是我请一个寝室的同学用袋子装了一点换洗衣服，我带着爬到车顶上去，就这样暂时离开了南京。许志和还告诉我，就算走不掉也不能回寝室，只能回工学院的地下室，那里有个床是给我准备的。
1949年4月1日，中大、金大等南京地区高校师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游行结束后一些学生回校途中与当局发生冲突，数百人受伤，其中3人因伤势过重死亡。所有伤病员全都是我和董俊松等人运走的，我们把所有伤员送上卡车，研究到底是到中央大学医院还是鼓楼医院，最后还是决定去鼓楼医院。到了鼓楼医院，中央大学的人通知我国民党要来抓我，要我赶快离开，但是不能走前门。没办法我只有找董俊松商量，还好他和鼓楼医院很熟，找到人把太平间的后门开了让我们出去。四一运动风波过了之后我们才回到学校，以后也不敢活动。4月21号上午，又有人通知我国民党要抓我，叫我离开，我又得跑了。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从无锡到苏州的铁桥被国民党炸了，我没法回学校，直到5月份桥修好火车通了以后我才回南京，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沈坤翱（男，河北保定人，1943年入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省机械设备公司工作）
我在1943年入读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到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离校，共在学校待了6年。1943年至1946年，我在重庆待了3年，抗战胜利，我们随着复校回到南京，1947年本科毕业。那时候就业也是有一定困难，毕业之后，有的同学通过家庭关系或自己有办法，都找到工作了。我家是北方的，在南京就是我一人，没有特殊关系，所以我就等着分配工作。正好学校需要助教，我就申请了，加之我的成绩还算可以，1947年起我就留在学校了。作为机械系助教，我一方面跟着教授上课，帮助同学学习，改作业；另一方面自己继续学习、继续深造。机械系留了2个助教，当时待遇一般，住在两人一间的宿舍。那时候反正自己是单身一人，工资高低也无所谓。
在政治上，我当时算不上积极分子，只是中间人士。1945年，我有一个哥哥从军队复员回家，他大概结识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朋友，他的思想就比较进步一些。家人围在一起时，他介绍一些进步的东西给我，主要是关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大众哲学》等。
五二〇运动的前一天，我参加了在大礼堂召开的几千人的代表大会。当时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代表着群众的心声，那些积极分子号召第二天游行。游行我只参加了一半，开始的时候我没去，我那时思想并不是很积极，等到游行队伍在珠江路跟国民党骑兵对峙时，我感觉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学生呢，就参加进去了。所以五二〇运动，我是参加后面的，在对峙状态之下参加进去的。最后经过谈判，政府来找我们，骑兵让开之后，我们就从珠江路回学校了。
当时中央大学在学生运动中是骨干学校，学校有中共地下组织，我们班上也有地下党成员和运动积极分子。不过，当时只知道他们思想很进步，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我支持他们，但当时并没有参加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