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
在南京培训之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于1949年10月3日出发,踏上了前往云南的漫漫征程。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于1949年10月3日自南京渡过长江,从浦口火车站出发。乘闷罐车沿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抵达湖南湘潭,经短暂休整之后转为徒步行军。步行穿越了湖南、贵州、云南3省,于1950年2月9日抵达云南沾益,与解放军会师;2月20日抵达昆明郊外小石坝分配接管任务;2月底3月初陆续抵达昆明市,行军结束。
3000公里的路程上,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有笑有泪。在闷罐车上的枯燥生活、打前站的工作乐趣、民运工作的点点滴滴……行军的艰苦条件,对于长期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初次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也让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们第一次深切体验了集体化、组织化的革命生活。
李同芬(女,江苏无锡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离休前在云南省水利系统工作)
行军先是乘闷罐车到长沙,后是徒步,先说闷罐车这段吧。火车是一个很长的车厢,中间有油布帘子,一边住男,一边住女,活动的时候就拉开帘子,睡觉的时候就把帘子拉起来。由于车上没有厕所,男生一般是在靠站时下车解决,女生则在角落有个马桶供大小便,各班轮流倒马桶。大家都倒过,也不嫌脏。火车厢底垫点草,大家一个挨一个就睡了。偶尔还会幽默地开点玩笑,说大家就像沙丁鱼一样,一个个排在一起。如果到站,就在车站有水龙头的地方洗洗脸、刷刷牙。
在闷罐车上,我们唱唱歌、吹吹牛,偶尔也有同学出题目大家一起讨论。我在四大队五中队二分队五班,由于喜欢唱歌,分队在车厢里的歌都是我教的,比如《走向大西南》、《我为谁来打仗》、俄罗斯的《生活像谜一样》。不管唱得好不好,大家都积极地唱。
那段难忘的行军岁月里,很多人都觉得比较艰苦,但是我却觉得无忧无虑的,大部分时间比较快乐。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小,其他年纪大的人对我们比较照顾。一路上大家都说说笑笑,互相谅解。
后来就开始练习长时间徒步走路了。正式开始徒步行军之前演练了2次,给5分钟时间打背包,等哨子一吹就赶快去集合。回来一看,有背包没捆好的,也有东西丢三落四的,更多的是像我这样长时间走路脚起泡的。
行军途中,我们互助精神是有的,女同学的包经常是男同学背。脚上起泡,走不动路,大队伍后面就有收容队帮助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让我们慢慢走。我们的炊事员是要背大锅的,但是炊事员只有2个,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帮助背的。我不适应长时间走路,所以我的棉衣都是泥巴色。因为到了长沙下雨,田埂都是泥;后来爬山,山上都是土,一不小心就摔跤了,军大衣上都是泥巴,那种黄泥巴是洗不掉的。烘衣服时,都是大家一起帮忙,我十分感动。脚上起泡更是家常便饭。每天结束步行休息时,我们都要拿缝纫针用火柴烧烧,然后戳一下脚上的水泡,再拿一根长头发从一边穿进去,把泡里面的水挤出来,所以男生向女生借头发的也很多。路上有很多女孩都哭了,我也哭过,但最后基本上都坚持下来了。大家都有力争上游的激情,生怕自己落后。在行军过程中,战友的情谊也慢慢培养起来了,这种互帮互助让我备受感染。
我们路上还有“清装”活动,很多人出来的时候都带了很多漂亮的手巾、袜子、发卡,还有些人带了很多书,行军途中一边走一边丢。更有一些人带了金戒指、金耳环,最后也都捐掉了。
对于吃的方面,我们也没有过高要求。每个队都有马车,装米、油、盐,因为有些地方买不到米,有些驻地盐也特别紧张。幸好我们的中队长朱恒元聪明,很会经营,我们装了很多盐,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拿盐去换米或者换肉,偶尔还换点豆子做豆浆喝,所以我们五中队的生活最好。可惜的是,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路上穿的就是军装,单衣有一两套,棉的有一两套,里面都是穿自己带的。我里面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毛衣,还有回力鞋。回力鞋很耐走,我从南京穿出来,一直穿到军队里发给我们其它鞋。行军途中因为前面有军队保护,所以一路上都很安全,没遇到太大情况。
我们云南支队一大队和四大队是学生大队,路上要听报告,领导做一些正面引导。每天哪些人做了好事,具体什么事,都会报告,由各班班长记录上报。到休整的时候,我们还会评优评模。
行军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就是做好民众动员工作。每到一个地方,不能扰民,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住之前民运队长先去打听,安排男女各自的住处,征求老百姓的意见,用他们的脸盆、脚盆、水都要打先和主人说一声。不管是用什么,临走必须把盆盆罐罐装满,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民运队长去检查,不干净的还要再打扫。另外,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比如洗衣服时女生裤子不能挂在走路的地方;在湖南的时候,女生坚决不能坐在门槛上等。还好不存在语言不通问题,因为大家都讲普通话,各地方言也都勉强听得懂。
行军途中会发放少量的津贴和补助(每人每月5000元旧币,折合新币0.5元),给我们在路上买点儿零食解解馋,或者女生买点儿草纸,男生买点儿便宜的香烟。春节的时候行军还在路上,当时各班都发了点面粉包饺子,我不会包饺子,还是指导员教的。之后没多久,我们到达昆明。
陈丽嫦:
西南服务团抵达湖南后,就开始徒步行军。第一天只要求走10里,但大家都走得脚起泡了,到了晚上就泡脚、挑刺。为了减轻负担,还要轻装。有的同学以为2年后还要回中央大学读书,在行军途中把自己的专业课书都带着,最后不得不丢掉。还有些人自己带了棉衣也丢掉了,天冷了会统一发军装的。第二天走20里,脚又起泡了。走了3天能坚持下来就算适应了,以后就都能走长途了。
我们到了贵州之后每天就走得更多了,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甚至100多里,往往是今天从这个县出发,明天就要到那个县。贵州山多,我们大多是上午爬山,下午下山。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适应了,身上的负重也都丢得差不多了。比如被窝都是拼凑的,你留铺,我留盖。洗脸盆一个班留2个,晚上用来洗脸洗脚,有的人还把它当尿桶,白天洗干净又拿来装菜装饭。女同志一般就背盆,男同志就背米袋,米袋是长长的一条,大概能装五六斤米,一个班还发2条枪。
行军中也在改造我们的思想,教育我们艰苦朴素、互帮互助,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我记忆深刻的是“丢包袱”。“丢包袱”就是开会告诉大家:“你们有什么没有交代的,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小组讨论中说出来,不要有顾虑。”或者是在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等内容后,对照自己过去的言行有什么不符合的,就在小组讨论上说出来。说出来你就感到轻松了,所以叫“丢包袱”。
在“丢包袱”中,有的人感到越丢越光荣,不断向党靠拢。比如有的人说自己来西南的动机不纯,想着来大西南相当于来旅游;有的人说自己曾经想若是早点参加革命,还可能做大官;有人说自己在家已经结过婚了,表上没有填;有人说自己以前还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总之都是自我批判。听到这些,上级就会说:“大表扬!某人太好了,什么情况都告诉党!”在评选行军模范中,十分制中有一分就是“勇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确实没有东西可以交代,我在香港长大,没有国民党、三青团那些经历,但是上级就说我是不愿意暴露思想。
我现在入党多年了,现在回头去看,当年的“丢包袱”其实是为了摸底,让大家交代自己的事情。在当时形势下,老干部太少,到新区必须从学生中寻找力量,但是共产党既想用学生,也怕学生,因为在革命形势胜利的情况下组建西南服务团,很多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也有动机不纯的,因此要摸透情况。
冯又新(男,江苏武进人,1947年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省体育系统工作)
西南服务团行军之路很长,作为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我们绝大多数人没出过太远的门。南京丁家桥(指南京大学丁家桥校区)附近有几个饼干厂,我们在路上吃的东西就是提前准备好的产自那里的饼干,因为行军途中在当地征收粮草不容易。10月3号晚上(一说10月2日出发),我们就从下关渡江到浦口,顺着津浦铁路到徐州,徐州的六大队外放到我们团里(云南支队六大队原为山东成立的南下干部队,1949年10月6日西南服务团到达徐州后进行调整,加入云南支队行军),之后坐火车沿陇海路到郑州,又走京广路到长沙。到了长沙之后,二野的军事政治大学有2个营也外放到我们团里,所以西南服务团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从南京直接出发的,一部分就是在长沙时进行扩编,我们一共是3700多人。
队伍到长沙开始徒步行军,我们一边走一边学,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云贵当地的民情材料,以及有关如何接收城市的中央文件。因为我们到了地方就是干部了,如果不懂这些文件和政策就无法开展工作。队伍在行走过程中,就在前面的人的后背上贴着纸条,后面的那个就充分利用时间,边走边看边学。休整的时候,白天就开生活检讨会、评优会,说说大家表现怎样,学学民运纪律以及“三不走”纪律:地不扫不走、水不挑满不走、不道谢不走。
从长沙开始,我就被调到一大队支部当民运干事了。民运干事主要干什么呢?例如有4个同志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走时我们要去检查,看看地扫干净没有。他们哪个住在哪里都是登记好的,哪个大队哪个班没有扫地,或者借了东西没有还,或者水没有挑就走了,这个都不行。我们到了地方后都要进行监督批评,达不到要求的班级和个人在评优评模的时候都评不上。
民运工作还要负责收容落后人员,主要是女同志和身体不太好的队友,我们就负责带着他们,走慢一些,不要掉队。有时候也有一辆马车帮忙载人,团长以上的有一匹马,但团长一般都不骑,就拿来驼伤员,干部们还是很好的。
那个时候粮食都是自己运,每个人身上挂个大袋子,有粮食就装在布袋子里,到驻地再倒出来。还要去帮老百姓家买东西、搬运锅灶、劈柴、挑水、洗菜等。有一些积极分子,就既挑水又洗菜,在路上还积极地帮别人扛背包,这些都要记录下来。
我们有个总评大会是在贵州的盘县召开的,那个时候行军基本结束了,我们就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每个人做得好不好,根据具体事实来评行军模范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模范。当时的评模评优主要是自己申报,然后大家评议,再交领导审查,还是很民主的。
当时的行军补助大概是每个月5毛钱,每3个月发一双鞋子、一支牙刷,每年2套单衣,每2年一套棉衣。
金一杭:
行军途中,我当上了女同志那一班的班长,我在里面非常积极,被评选为大队二等行军模范。
即使行军路上牺牲了几个同志,我们照样不动摇,走路就是革命,到达云南就是胜利。所以在路上,什么困难都要咬着牙。我弟弟金一楠,才上初中,行军过程中他为了忍住疼痛把嘴都咬破了。我们每天早晨吃干饭,中午吃稀饭,简单一点便于赶路;而他就早上自己打点冷饭,拄一个棍子就自己先走了,一天下来最后才到宿营地,战友们就称他是“独立大队”。我就问他,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想加入西南服务团的,他说要学习红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平板脚(扁平足),是不能长时间走路的,政策允许有病的人留守,指导员就让他留守,他坚决不同意。我也没留守,当时年轻人都是满腔热血,所以即使我脚蹦了,我都跟着大队走,不到收容队。
行军至湖南七家湾时遇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打死了我们几个打前站的同志。过汨罗江时,国民党把桥炸了,我们就拿绳子拉起木板搭了一座摇摇晃晃的浮桥,因为要解放大西南,要赶时间。当时,我刚好生病了,我们中队雇了一艘小船,专门照顾病号过江。指导员动员我坐船,我说我是青年团员,要带头咬着牙过,不能坐船。那个水流很危险,过浮桥的时候抖脚抖手的,掉下去就完了。我咬着牙还是过去了。因为这些事情,后来我就被评为行军模范,奖品是一块肥皂、一双布袜。
当时思想政治工作抓得非常紧。那个时候一个中队就有一个团支部,下面有若干团小组。行军中一到休息的时候,团小组要向支委汇报,支委到了宿营地要向团总支汇报,主要是汇报思想。到了宿营地,我们还办墙报、快报,表扬好人好事。有的人把学习的纸条贴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边走一边学。另外,还要注意培养一批新团员。1950年元旦到了贵阳,通过行军考验,我们又发展了一批新团员。
行军路上我们也进行宣传,我们二中队还搞了“一路行军,一路宣传”。新区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我们就一路载歌载舞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公布的“约法八章”,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我们二中队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唱着:“解放军大炮隆隆响,隆隆响,齐飘扬,齐呀齐飘扬。隆隆响,齐飘扬,毛主席下了行军令,解放大军过长江。”
谢立功(男,江苏南京人,1945年入金陵大农学院学农经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师范大学工作)
我们离开南京去云南路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为了安全,我们坐的火车不是一般的火车,而是那种装牛装马的车子。火车里是男生、女生分班住在一起的,一边睡男生,一边睡女生,中间隔了一块“遮羞布”。我们走的时候也不能从南京直接到汉口,得绕道而行,而且离开南京的时候,也是天黑了才上火车的。
我们一路向北,从南京到山东、到济南(行军从徐州直接经陇海线到郑州,未到济南,此处是受访者记忆错误)、到郑州,再南下,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到达汉口。在我们到汉口以前,到汉口的大桥被炸掉了,后来解放军搭了一个浮桥我们才顺利过江的。
我在行军过程中主要是负责后勤工作的。路上吃的粮食大部分是从粮仓里来的,每个地方都有国家的粮仓,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买粮食,做简单的大米饭给学员们吃。那时候肉是很少的,一般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肉,由队里面做了分到各个班,各个班去吃。我们也不讲究什么,只要吃饱了就行。
因为我是一大队二中队的队长,有的时候我还帮炊事员挑水,大家所有的吃喝拉撒我都要负责,所有的开支也要经过我手。不过我们行军路上都是尽量节省,所以开支也不大。至于穿的方面,都是军队统一发的,一人一套,路上发过两次。我们是供给制,路上学员也不用交钱的,每个人还有津贴和补贴,每个人的工资是一块四毛钱(此处与其他受访者的回忆以及文献记载不符,推测为记忆错误或者因不同级别津贴有差异)。
周志成(男,江苏南京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电信系统工作)
我们从南京浦口坐闷罐车经过武汉到长沙。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经济条件,没有雨衣,没有伞。部队只发了一条油布,能把背包盖住就不错了。
离开长沙以后,我们徒步行军,每天走多少路都是有任务的,非要走到不行,这是大队统一布置的。我们在行军中感觉最困难的是,部队不能随便休息,只有等到吹号的时候才可以,不能自由散漫,所以,我们行军中最希望听到号声了。同时,我们在行军中只有雨衣,下雨时棉衣都是潮的。上面规定两个人一个铺,床铺潮了以后就只能睡地上了。如果在老乡家里睡,就用一个人的行李做床褥,将另一个人的行李当做被子。我在长沙买了把纸雨伞,也不大管用,只要下雨,衣服依旧是潮的。行军路程太长,脚上起泡很频繁。起了泡以后,女同志就要捐一根头发出来,把那个水泡挤破,脓水顺着头发流出来,泡瘪了第二天仍旧利落上路。
行军途中部队会广泛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晚上都要开小组会,内容就是一天行军的总结,是不是互帮互助了,是不是违反群众纪律等。我在四大队四中队七班,我们10个学员中间有7个都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在这个队伍里面层次比较低一点,加上自己个子比较大,身体好,就抢着干重活儿,所以在行军中被评为二等模范。评模首先是自己叙述,然后小组提意见,大队审查,最后报支队部。在盘县休整的时候,我就以立功表现而加入新青团,行军中表现好的、立功的都会争取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