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
在南京培训之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于1949年10月3日出发，踏上了前往云南的漫漫征程。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于1949年10月3日自南京渡过长江，从浦口火车站出发。乘闷罐车沿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抵达湖南湘潭，经短暂休整之后转为徒步行军。步行穿越了湖南、贵州、云南3省，于1950年2月9日抵达云南沾益，与解放军会师；2月20日抵达昆明郊外小石坝分配接管任务；2月底3月初陆续抵达昆明市，行军结束。
3000公里的路程上，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有笑有泪。在闷罐车上的枯燥生活、打前站的工作乐趣、民运工作的点点滴滴……行军的艰苦条件，对于长期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初次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也让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们第一次深切体验了集体化、组织化的革命生活。
李同芬（女，江苏无锡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离休前在云南省水利系统工作）
行军先是乘闷罐车到长沙，后是徒步，先说闷罐车这段吧。火车是一个很长的车厢，中间有油布帘子，一边住男，一边住女，活动的时候就拉开帘子，睡觉的时候就把帘子拉起来。由于车上没有厕所，男生一般是在靠站时下车解决，女生则在角落有个马桶供大小便，各班轮流倒马桶。大家都倒过，也不嫌脏。火车厢底垫点草，大家一个挨一个就睡了。偶尔还会幽默地开点玩笑，说大家就像沙丁鱼一样，一个个排在一起。如果到站，就在车站有水龙头的地方洗洗脸、刷刷牙。
在闷罐车上，我们唱唱歌、吹吹牛，偶尔也有同学出题目大家一起讨论。我在四大队五中队二分队五班，由于喜欢唱歌，分队在车厢里的歌都是我教的，比如《走向大西南》、《我为谁来打仗》、俄罗斯的《生活像谜一样》。不管唱得好不好，大家都积极地唱。
那段难忘的行军岁月里，很多人都觉得比较艰苦，但是我却觉得无忧无虑的，大部分时间比较快乐。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小，其他年纪大的人对我们比较照顾。一路上大家都说说笑笑，互相谅解。
后来就开始练习长时间徒步走路了。正式开始徒步行军之前演练了2次，给5分钟时间打背包，等哨子一吹就赶快去集合。回来一看，有背包没捆好的，也有东西丢三落四的，更多的是像我这样长时间走路脚起泡的。
行军途中，我们互助精神是有的，女同学的包经常是男同学背。脚上起泡，走不动路，大队伍后面就有收容队帮助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让我们慢慢走。我们的炊事员是要背大锅的，但是炊事员只有2个，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帮助背的。我不适应长时间走路，所以我的棉衣都是泥巴色。因为到了长沙下雨，田埂都是泥；后来爬山，山上都是土，一不小心就摔跤了，军大衣上都是泥巴，那种黄泥巴是洗不掉的。烘衣服时，都是大家一起帮忙，我十分感动。脚上起泡更是家常便饭。每天结束步行休息时，我们都要拿缝纫针用火柴烧烧，然后戳一下脚上的水泡，再拿一根长头发从一边穿进去，把泡里面的水挤出来，所以男生向女生借头发的也很多。路上有很多女孩都哭了，我也哭过，但最后基本上都坚持下来了。大家都有力争上游的激情，生怕自己落后。在行军过程中，战友的情谊也慢慢培养起来了，这种互帮互助让我备受感染。
我们路上还有“清装”活动，很多人出来的时候都带了很多漂亮的手巾、袜子、发卡，还有些人带了很多书，行军途中一边走一边丢。更有一些人带了金戒指、金耳环，最后也都捐掉了。
对于吃的方面，我们也没有过高要求。每个队都有马车，装米、油、盐，因为有些地方买不到米，有些驻地盐也特别紧张。幸好我们的中队长朱恒元聪明，很会经营，我们装了很多盐，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拿盐去换米或者换肉，偶尔还换点豆子做豆浆喝，所以我们五中队的生活最好。可惜的是，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路上穿的就是军装，单衣有一两套，棉的有一两套，里面都是穿自己带的。我里面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毛衣，还有回力鞋。回力鞋很耐走，我从南京穿出来，一直穿到军队里发给我们其它鞋。行军途中因为前面有军队保护，所以一路上都很安全，没遇到太大情况。
我们云南支队一大队和四大队是学生大队，路上要听报告，领导做一些正面引导。每天哪些人做了好事，具体什么事，都会报告，由各班班长记录上报。到休整的时候，我们还会评优评模。
行军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就是做好民众动员工作。每到一个地方，不能扰民，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住之前民运队长先去打听，安排男女各自的住处，征求老百姓的意见，用他们的脸盆、脚盆、水都要打先和主人说一声。不管是用什么，临走必须把盆盆罐罐装满，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民运队长去检查，不干净的还要再打扫。另外，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比如洗衣服时女生裤子不能挂在走路的地方；在湖南的时候，女生坚决不能坐在门槛上等。还好不存在语言不通问题，因为大家都讲普通话，各地方言也都勉强听得懂。
行军途中会发放少量的津贴和补助（每人每月5000元旧币，折合新币0.5元），给我们在路上买点儿零食解解馋，或者女生买点儿草纸，男生买点儿便宜的香烟。春节的时候行军还在路上，当时各班都发了点面粉包饺子，我不会包饺子，还是指导员教的。之后没多久，我们到达昆明。
陈丽嫦：
西南服务团抵达湖南后，就开始徒步行军。第一天只要求走10里，但大家都走得脚起泡了，到了晚上就泡脚、挑刺。为了减轻负担，还要轻装。有的同学以为2年后还要回中央大学读书，在行军途中把自己的专业课书都带着，最后不得不丢掉。还有些人自己带了棉衣也丢掉了，天冷了会统一发军装的。第二天走20里，脚又起泡了。走了3天能坚持下来就算适应了，以后就都能走长途了。
我们到了贵州之后每天就走得更多了，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甚至100多里，往往是今天从这个县出发，明天就要到那个县。贵州山多，我们大多是上午爬山，下午下山。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适应了，身上的负重也都丢得差不多了。比如被窝都是拼凑的，你留铺，我留盖。洗脸盆一个班留2个，晚上用来洗脸洗脚，有的人还把它当尿桶，白天洗干净又拿来装菜装饭。女同志一般就背盆，男同志就背米袋，米袋是长长的一条，大概能装五六斤米，一个班还发2条枪。
行军中也在改造我们的思想，教育我们艰苦朴素、互帮互助，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我记忆深刻的是“丢包袱”。“丢包袱”就是开会告诉大家：“你们有什么没有交代的，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小组讨论中说出来，不要有顾虑。”或者是在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等内容后，对照自己过去的言行有什么不符合的，就在小组讨论上说出来。说出来你就感到轻松了，所以叫“丢包袱”。
在“丢包袱”中，有的人感到越丢越光荣，不断向党靠拢。比如有的人说自己来西南的动机不纯，想着来大西南相当于来旅游；有的人说自己曾经想若是早点参加革命，还可能做大官；有人说自己在家已经结过婚了，表上没有填；有人说自己以前还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总之都是自我批判。听到这些，上级就会说：“大表扬！某人太好了，什么情况都告诉党！”在评选行军模范中，十分制中有一分就是“勇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确实没有东西可以交代，我在香港长大，没有国民党、三青团那些经历，但是上级就说我是不愿意暴露思想。
我现在入党多年了，现在回头去看，当年的“丢包袱”其实是为了摸底，让大家交代自己的事情。在当时形势下，老干部太少，到新区必须从学生中寻找力量，但是共产党既想用学生，也怕学生，因为在革命形势胜利的情况下组建西南服务团，很多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也有动机不纯的，因此要摸透情况。
冯又新（男，江苏武进人，1947年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省体育系统工作）
西南服务团行军之路很长，作为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我们绝大多数人没出过太远的门。南京丁家桥（指南京大学丁家桥校区）附近有几个饼干厂，我们在路上吃的东西就是提前准备好的产自那里的饼干，因为行军途中在当地征收粮草不容易。10月3号晚上（一说10月2日出发），我们就从下关渡江到浦口，顺着津浦铁路到徐州，徐州的六大队外放到我们团里（云南支队六大队原为山东成立的南下干部队，1949年10月6日西南服务团到达徐州后进行调整，加入云南支队行军），之后坐火车沿陇海路到郑州，又走京广路到长沙。到了长沙之后，二野的军事政治大学有2个营也外放到我们团里，所以西南服务团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从南京直接出发的，一部分就是在长沙时进行扩编，我们一共是3700多人。
队伍到长沙开始徒步行军，我们一边走一边学，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云贵当地的民情材料，以及有关如何接收城市的中央文件。因为我们到了地方就是干部了，如果不懂这些文件和政策就无法开展工作。队伍在行走过程中，就在前面的人的后背上贴着纸条，后面的那个就充分利用时间，边走边看边学。休整的时候，白天就开生活检讨会、评优会，说说大家表现怎样，学学民运纪律以及“三不走”纪律：地不扫不走、水不挑满不走、不道谢不走。
从长沙开始，我就被调到一大队支部当民运干事了。民运干事主要干什么呢？例如有4个同志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走时我们要去检查，看看地扫干净没有。他们哪个住在哪里都是登记好的，哪个大队哪个班没有扫地，或者借了东西没有还，或者水没有挑就走了，这个都不行。我们到了地方后都要进行监督批评，达不到要求的班级和个人在评优评模的时候都评不上。
民运工作还要负责收容落后人员，主要是女同志和身体不太好的队友，我们就负责带着他们，走慢一些，不要掉队。有时候也有一辆马车帮忙载人，团长以上的有一匹马，但团长一般都不骑，就拿来驼伤员，干部们还是很好的。
那个时候粮食都是自己运，每个人身上挂个大袋子，有粮食就装在布袋子里，到驻地再倒出来。还要去帮老百姓家买东西、搬运锅灶、劈柴、挑水、洗菜等。有一些积极分子，就既挑水又洗菜，在路上还积极地帮别人扛背包，这些都要记录下来。
我们有个总评大会是在贵州的盘县召开的，那个时候行军基本结束了，我们就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每个人做得好不好，根据具体事实来评行军模范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模范。当时的评模评优主要是自己申报，然后大家评议，再交领导审查，还是很民主的。
当时的行军补助大概是每个月5毛钱，每3个月发一双鞋子、一支牙刷，每年2套单衣，每2年一套棉衣。
金一杭：
行军途中，我当上了女同志那一班的班长，我在里面非常积极，被评选为大队二等行军模范。
即使行军路上牺牲了几个同志，我们照样不动摇，走路就是革命，到达云南就是胜利。所以在路上，什么困难都要咬着牙。我弟弟金一楠，才上初中，行军过程中他为了忍住疼痛把嘴都咬破了。我们每天早晨吃干饭，中午吃稀饭，简单一点便于赶路；而他就早上自己打点冷饭，拄一个棍子就自己先走了，一天下来最后才到宿营地，战友们就称他是“独立大队”。我就问他，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想加入西南服务团的，他说要学习红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平板脚（扁平足），是不能长时间走路的，政策允许有病的人留守，指导员就让他留守，他坚决不同意。我也没留守，当时年轻人都是满腔热血，所以即使我脚蹦了，我都跟着大队走，不到收容队。
行军至湖南七家湾时遇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打死了我们几个打前站的同志。过汨罗江时，国民党把桥炸了，我们就拿绳子拉起木板搭了一座摇摇晃晃的浮桥，因为要解放大西南，要赶时间。当时，我刚好生病了，我们中队雇了一艘小船，专门照顾病号过江。指导员动员我坐船，我说我是青年团员，要带头咬着牙过，不能坐船。那个水流很危险，过浮桥的时候抖脚抖手的，掉下去就完了。我咬着牙还是过去了。因为这些事情，后来我就被评为行军模范，奖品是一块肥皂、一双布袜。
当时思想政治工作抓得非常紧。那个时候一个中队就有一个团支部，下面有若干团小组。行军中一到休息的时候，团小组要向支委汇报，支委到了宿营地要向团总支汇报，主要是汇报思想。到了宿营地，我们还办墙报、快报，表扬好人好事。有的人把学习的纸条贴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边走一边学。另外，还要注意培养一批新团员。1950年元旦到了贵阳，通过行军考验，我们又发展了一批新团员。
行军路上我们也进行宣传，我们二中队还搞了“一路行军，一路宣传”。新区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我们就一路载歌载舞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公布的“约法八章”，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我们二中队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唱着：“解放军大炮隆隆响，隆隆响，齐飘扬，齐呀齐飘扬。隆隆响，齐飘扬，毛主席下了行军令，解放大军过长江。”
谢立功（男，江苏南京人，1945年入金陵大农学院学农经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师范大学工作）
我们离开南京去云南路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为了安全，我们坐的火车不是一般的火车，而是那种装牛装马的车子。火车里是男生、女生分班住在一起的，一边睡男生，一边睡女生，中间隔了一块“遮羞布”。我们走的时候也不能从南京直接到汉口，得绕道而行，而且离开南京的时候，也是天黑了才上火车的。
我们一路向北，从南京到山东、到济南（行军从徐州直接经陇海线到郑州，未到济南，此处是受访者记忆错误）、到郑州，再南下，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到达汉口。在我们到汉口以前，到汉口的大桥被炸掉了，后来解放军搭了一个浮桥我们才顺利过江的。
我在行军过程中主要是负责后勤工作的。路上吃的粮食大部分是从粮仓里来的，每个地方都有国家的粮仓，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买粮食，做简单的大米饭给学员们吃。那时候肉是很少的，一般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肉，由队里面做了分到各个班，各个班去吃。我们也不讲究什么，只要吃饱了就行。
因为我是一大队二中队的队长，有的时候我还帮炊事员挑水，大家所有的吃喝拉撒我都要负责，所有的开支也要经过我手。不过我们行军路上都是尽量节省，所以开支也不大。至于穿的方面，都是军队统一发的，一人一套，路上发过两次。我们是供给制，路上学员也不用交钱的，每个人还有津贴和补贴，每个人的工资是一块四毛钱（此处与其他受访者的回忆以及文献记载不符，推测为记忆错误或者因不同级别津贴有差异）。
周志成（男，江苏南京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电信系统工作）
我们从南京浦口坐闷罐车经过武汉到长沙。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经济条件，没有雨衣，没有伞。部队只发了一条油布，能把背包盖住就不错了。
离开长沙以后，我们徒步行军，每天走多少路都是有任务的，非要走到不行，这是大队统一布置的。我们在行军中感觉最困难的是，部队不能随便休息，只有等到吹号的时候才可以，不能自由散漫，所以，我们行军中最希望听到号声了。同时，我们在行军中只有雨衣，下雨时棉衣都是潮的。上面规定两个人一个铺，床铺潮了以后就只能睡地上了。如果在老乡家里睡，就用一个人的行李做床褥，将另一个人的行李当做被子。我在长沙买了把纸雨伞，也不大管用，只要下雨，衣服依旧是潮的。行军路程太长，脚上起泡很频繁。起了泡以后，女同志就要捐一根头发出来，把那个水泡挤破，脓水顺着头发流出来，泡瘪了第二天仍旧利落上路。
行军途中部队会广泛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晚上都要开小组会，内容就是一天行军的总结，是不是互帮互助了，是不是违反群众纪律等。我在四大队四中队七班，我们10个学员中间有7个都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在这个队伍里面层次比较低一点，加上自己个子比较大，身体好，就抢着干重活儿，所以在行军中被评为二等模范。评模首先是自己叙述，然后小组提意见，大队审查，最后报支队部。在盘县休整的时候，我就以立功表现而加入新青团，行军中表现好的、立功的都会争取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