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明婉校友口述自传
整理者/谢亦庄
一、蓉城印象
我出生于1934年。1937年的11月，我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从南京动身去成都。我们家亲戚，像表哥、堂哥、堂姐虽不是金陵大学的，也都跟着我们金陵大学的船一起来的。那时金陵大学包了一个轮船从南京到汉口，换船到宜昌，然后换小船进三峡到重庆，之后就坐卡车到成都。
因为战争初期，人口较少，四川也比较封闭。所以成都各方面都落后一些。但华西坝条件还好，较洋气，风景也较好。人家都说“华西坝是天堂，沙坪坝是人间，古路坝是地狱。”当时我们就住在华西坝小学路和中学路之间一带。金陵大学租了一些房子给教职员工住，条件比南京差些，一楼和二楼各住三家人，我们一家八口人住在二楼的四间屋子。大姐住校，我们五个小一点的在家里，父母另请了四川农村的陈嫂带我们。解放后回成都我的两个小孩也是她带的。我们那个院子住的有金陵大学的，也有齐鲁大学的，像齐大校长、侯宝章都住在骆园。外籍教师的房子要好一些，是苏木匠设计的，两层楼的小别墅。洋人的别墅花都多得很，像茉莉花、玫瑰花、七里香、迎春花，还养狗。记得日本人来轰炸时我们要跑警报，我父亲背着照相机和显微镜这两样东西——显微镜教学要用，照相机那时很稀少。我们则拿着被子、油布、衣服跑警报。1939年日本人轰炸成都的时候，金陵大学正好是暑假，不上课，于是所有教职员工都跑到仁寿县农村躲避轰炸。而我们有几家人就到峨眉山去了。因为上山后要住庙里，所以后来我们把积蓄几乎都用完了。开学时我们返回成都，返回后金大一切教学工作都正常进行。
成都的生活条件和南京不能比，工资一下就降了很多。之前在南京时，父母工资有三百多银元，雇了五个奶妈，一个男厨师。那时候纺织业很差，穿的都是土毛线，有点扎手，很好的羊毛线买不到。吃的方面，华西坝有个西餐厅叫Tip Top，里头有冰淇淋、蛋糕，但都是那些洋人去吃，我们从来不去的。我们就买那些便宜的，像八号花生米、橘子——橘子我们倒是成篓买。成都的蔬菜比较多，也新鲜。记得章之汶他们家借来了一个手摇冰淇淋的桶——内木桶里头放上冰激凌粉加水，外面一个桶放冰块。但摇半天也变不成冰激凌，还是冰水。圣诞节金大开会，每人发一包点心，都是很稀奇的。那时候成都牛奶产得很少，而且首先要保证美国空军喝。我们没有牛奶就自己养羊，喝羊奶。陈永椿的父亲陈纳逊是生物系的，送了我们家几只羊。那时美军的待遇很好，后来一不打仗，美军的剩余物资在成都、南京、上海多极了，满大街都是，连地摊上也在卖。冰激凌粉、巧克力、水果糖、灌肠、维生素又多又便宜。记得黄油是一听一听的铁听子，我们当时就拿勺子直接吃。冰淇淋粉也是，不调水，直接拿勺子㧟着吃。我们睡的是美军军用弹簧床、席梦思，另外军毯那时金大家家都有；蚊帐的棉纱透气比较好，用几十年都不会坏。美军给病人穿的睡衣质量也很好，灯芯绒的，我们拿来改成衣服穿。当时成都的医疗条件很好。我幼稚园时烂牙，是加拿大人培养的华西医大口腔科的教授来给我看牙。我母亲带我去看牙时，还刚好碰上宋庆龄，她从重庆过来看牙。华西医大的口腔科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最好的。
那时候加拿大、美国、英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在这，金陵大学就借华西大学的房子开课，自己也盖了点房子。教室里不是正规的桌子椅子，是一个椅子带一块木板，这样可以省点地方。金大学生宿舍就是几根木柱子，糊些石灰、泥，然后草顶。宿舍里臭虫多，要在床脚弄一个碗放些水，防止臭虫爬上床去。但防不胜防，臭虫会隔着木头天花板掉到床上来。宿舍在红瓦寺那边，学生上课在华西坝，离得远，中午炊事员要挑着担子送饭过来，没有食堂，学生吃饭就蹲在地上吃。当时玉林路那边都是农田，有个河围起来的小岛，叫青春岛，上头是竹林，我们家有时带着油布去野餐，大学生们则去青春岛谈恋爱。
二、幼稚园与小学
我上了两个幼稚园，先上了一年华西幼稚园，后来又到蒂维幼稚园上了一年。华西幼稚园有美国、加拿大、德国小孩，但大多数是中国孩子，所以那时候外国同学跟我们不讲英语，都讲成都话。当时幼稚园课程有十几门，要求高，质量好。凌佩芬是我的舞蹈老师，现在在美国。她和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戴爱莲，以及一个会踢踏舞的美军三人开过独舞晚会。我们跟凌佩芬学了踢踏舞、芭蕾舞、非洲鼓舞，要求穿软底鞋、踢踏舞鞋。她开的儿童班每礼拜三下午四点到六点上课，在一个小体育馆样子的房里，租了垫子放在木地板上。我们做礼拜也在那。礼拜天时由管喻萱——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领着唱诗班唱弥赛亚。农经系学生万庆恩领着我们做主日学，还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羌族歌曲，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只跟着唱。万庆恩是汉族人，并非少数民族，羌族歌是他暑假去羌族那些地方采风时学的。他好像还是团契，去峨眉山的几个学生也有他。他解放后被批斗过。复活节时我们做些红鸡蛋，藏到草丛里，然后去捡。圣诞节金陵大学开游艺会，我们教师子女参加联欢会演出，由一些家长领着练节目，让我们披着白床单，头上戴银色锡箔纸圈，扮成天使。玛利亚抱的耶稣就是个洋娃娃。那时候我们玩的洋娃娃都是很差劲的，但那些外国小孩从国外带来的洋娃娃是会闭眼睛的那种，就比较好。他们还有溜冰鞋，那时没有水泥地，我们就在不太平整的沙坡土地上溜。
1940年到1946年我在华西坝上小学。成都师范本来有一个附小，后来因为华西坝五个大学来了那么多家属小孩，就专门在华西坝又建了分校。由于老师是成都师范毕业的，所以教育质量比较好。我有一个小学老师，叫胡复，四川人，中师毕业后教小学，我们作文在他教的那一年里水平提高比较快，母亲觉得这个老师好，就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后来他考取了金陵大学文学院，解放后好像在北京被打成右派，到新疆师大教书去了。我们的课程设置与其他普通小学设置一样，有国文、常识、音乐、体育、劳作、自然课等。小学生还要出壁报。我们写过一篇文章——《吃盐为什么会口渴》；还写过美国的B29轰炸机——因为当时B29轰炸机从新津一直飞到东京去轰炸。金大有个体育老师叫徐绍武，后来院系调整到南师大去了。他在金大培养足球运动员。除金大足球队外，我们这些家属小孩也都是他训练。我们没钱买鞋子，布鞋踢足球容易坏又舍不得穿，只好赤着脚。没有足球，就拿皮球，或者拿竹竿把柚子从树上打下来踢柚子。没有球场，我们就在小学随便找个场地。后来金女大附中和金大附中合并后，南京市足球队里四名队员我们班上的金大子弟，就是小时候在成都被徐绍武培养出来的。总之金大的足球队是一流的。网球我们打不起，因为太贵了。外国人打网球，打一打就不要了，我们就捡来当皮球。有时候我们还会到野外露营，自己搭帐篷，捡些木柴、砖，起灶煮饭吃。我们喜欢玩“追踪”。“追踪”就是一些人先走，沿途藏些纸条，然后其他大队人马跟着来，目的地是华西坝的一个洋坟。外国人的坟地修得比较漂亮，墓碑是大理石的，有立有卧，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时就被拆掉拿去在田垦小河上搭桥。
我在成都上小学时，陈流求上成都金大附中，她比我姐姐高两级，我姐姐和她妹妹陈小彭同班。后来她父亲回清华，她就在南京上金女大附中，和小彭住在姑父俞大维家里。
三、返宁
我小学毕业时回到南京。金大校方当时组织从宝成公路到宝鸡，再由陇海铁路到徐州，然后回南京。我们家觉得宝成公路比较危险、辛苦，所以就从成都坐汽车到重庆，然后坐轮船回南京。那时买船票要托熟人，因我姑父在轮船公司，我们才坐得上船。但在重庆等船也还要等个把月。我们那个船挤得一塌糊涂，只能睡在甲板上，自己垫床单、被子。蒋介石的轿夫和我们坐同一条船。蒋介石的轿夫都是他家乡奉化人，他们到九江下船，去庐山等蒋介石上山。那时候飞机也很紧张，回南京的飞机要到重庆去坐。因要交接物资，学校叫我父亲先回南京，他便坐飞机先回去了。回到南京后生活条件就好些了，但也没有抗战前那么好了。
我初中是中大附中，高中是金女大附中。抗美援朝时金女大附中和金大附中合并，所以我高中毕业于金陵中学。金女大附中在宁海路金女大校园内。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大学就到北京去了，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来。
四、家庭简录
我曾祖父在太平军打到山东时与家人走散，他当时才八岁，只好到太平军里头洗马，后来太平军走时他就提着一篮子小麦，一路从山东到了安徽定居下来。所以我父亲原是山东高密县的。他曾在震旦大学学法语。我母亲是浙江人，在启明女中学法语，后来在北京女师念了一年书。我父母本来想去法国学蚕桑，但当时在上海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表叔说法国赶不上日本，建议我父亲去日本，所以他们就没再学法语，直接到日本去了。
我父母都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教书。到成都后父亲主要在农业专修科讲课——那时蚕桑系还没招生，没有专门的蚕桑科。农业专修科学年短些，不是四年，讲授蚕桑课程，当时也有其他农学院的学生来选这个课，所以人比较多。出于教学需要，他们还得养蚕制种。那时候金陵大学的蝴蝶牌蚕种质量很好，是国家免检的。因为蚕茧有白的、绿的、黄的、粉红色的，我们小孩子感兴趣，所以也很喜欢养蚕，把蚕拿到家里去，再到桑园偷桑叶，自己养，然后把丝绞了抽出来，弄成蝴蝶结。
那时有四川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大家最愿意报考的还是金陵大学。包括重庆中央大学也没金大出名。有些人是想着考上金大后也许就有机会出国留学，因为当时比较好的学生会被外国教授推荐去国外留学。比如我父母所在的农学院很多就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那时金陵大学外籍教师很多，但农学院并不多，我只记得赛珍珠的丈夫卜凯。金女大的家政系教待人接物、讲话、仪表、坐姿、做饭、做点心，好像还开了幼稚园。
院系调整时父母调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后来的安徽农学院。我父亲是六十年代因癌症去世的，母亲是七十年代去世的。他们在文革时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我大姐是徐悲鸿的学生，徐悲鸿在成都祠堂街开画展时跟着他来，那时我天天去。回南京后，我父亲四十九岁时，做五十岁寿，请了徐悲鸿、傅抱石画画，结果那本册页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走了。我大姐和大姐夫后来在台湾文化大学——因为孙多慈在文化大学做艺术系主任，她临终时把主任的职位交给我大姐夫了。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是金女大的，1948年，她和肖林、洪范为躲避对地下党的抓捕去了大别山。解放后徐静斐成为我父亲的助教，后来又当了系主任。
五、金大人物
陈裕光的女儿陈佩结是我幼稚园的同学。当时校长家的条件和普通教职工差不多，不过房子要好一点。陈裕光的夫人有时会到我们家里来看看。比如我们这些小孩子生病的时候，她就会来看我们，来了之后就劝我们要信基督教，说：“你们家小孩生病了，要求上帝保佑。”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到金陵大学这个圈子要信基督教才符合当时的潮流，才合群、吃得开。但我们家自始至终都不信教，而这样的家庭在金大还是有一些的。当然我们做礼拜也还是会去，但不过是去玩罢了。那时候圣诞夜还兴报佳音，挨家挨户地去唱。大学生也到老师家里去报佳音。
农学院院长章之汶家和我们家关系比较好，我和他的女儿是最熟的。在成都时我们两家小孩一起玩。到了南京，章之汶从美国买了钢琴回来，我们家没有钢琴，我就到他们家里去练琴。章之汶的夫人和我母亲感情比较好，48年底要离开南京的时候到我们家，和我母亲抱头痛哭。分别之后，他们还寄信、照片来。记得有一年圣诞节他给我寄过美金——那时候几块美金很值钱。离开南京后，他们先到了广州岭南大学，然后到了曼谷，去联合国粮农组织。他有些儿女留在南京没带走，就寄美金给我的父母亲转交他们。
当时有些比较好的外籍教师会帮助穷苦学生。像芮效俭的父亲芮陶庵，他帮助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办了个student center——学生公社。一些穷苦学生就来参加劳动，领助学金。他后来到南京了还一直带着这些学生公社的学生。北大楼北边有个操场要修路，就是他带着那些学生去的。圣诞节他经常会请些学生到他家里过。后来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被指为帝国主义分子，挨了批斗，五十年代初被迫回美国。他们并不想走，因为小孩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对中国有感情，所以八九十年代他们又回南京、成都来看望。芮陶庵回了南京三次，校庆时还讲了话，有录音的。芮孝俭后来是基辛格的助理，对促进中美建交也是立了功的。说明他没有记仇，毕竟当年他父亲被批斗的时候他十几岁，都看在眼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