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口述自传
整理者：谢亦庄
一、父母姊妹
我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洪绅是洪业的三弟，清华二十届土木工程系，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工作十年。孙中山去世后，政府要把中国公路铁路建好。国民党主席林森是福州人，听说有一个福州人叫洪绅，在美国学得不错，所以邀请他回国。我父亲就马上回国，回到福州。当时福州人出去一般都不回来的，但我们这家人特别希望把中国建设好。他那时不到三十岁就当了建设厅水利局局长，也在那时娶了我母亲。但当时福建省非常穷，没钱建公路铁路，更不用说水利；加上当时民国中央政府铁道部听说有我父亲这么一个人，技术、学问好，非常踏实，并且最大的特点是廉洁，就邀请他到南京中央政府做事。于是我父亲到了南京，一岁多的我和弟弟也因此离开福州到了南京。所以我更多的时间是生活在南京，南京算是我的第二故乡。父亲到南京后做新路建设委员会设计科科长，专门设计全国的铁路和公路。后来他做了铁道部帮办，给中国修了好几条铁路。他不仅设计，还自己到现场去督促施工，所以常年都在外面线路上，不在家。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到了广西，做广西大学工学院院长。做了没多久，那时中国大片土地被日本人占领，没有铁路，因此要修一条铁路，我父亲便是那条铁路的总工程师。湘桂铁路是当时唯一的一条铁路，可见政府如何重视他。另外，他修建了抗战八年中最大一座桥——湘江大桥，这个座桥后来在军事运输中起了很大作用。修桥的时候他日夜在桥上，又由于同时兼任公路处处长，所以常年在外。但是我们家却穷到没有钱送我们四姊妹读书，我们四姊妹待在家里自己做家务，一天吃两顿饭——早上一顿，我们四姊妹和母亲吃稀饭和自己泡的泡菜，下午四五点钟一顿，吃红薯或南瓜；父亲因要干活养家保证三顿饭。记得后来80年去美国看母亲的时候，她还笑说：“当年我以为要活不出来，快没命了，你们几个小孩吃的南瓜、红薯，倒还在那里一跳一跳的，比谁吃得多，还挺开心的。”其实因为工程投标，很多公司都来找我父亲，说：“我知道你没钱，你只要答应在竞标的时候帮忙，我们就可以送你红包，这样你的孩子可以去读书，你们家也可以改善生活。”我父亲没有答应，却也不得罪人，只不做声，听他们说完，请走，就完了，也不骂人。抗战最后一年，湘江铁路失守、没了，民国政府就把父亲派到美国去，说：“抗战快胜利了，你到美国去考察考察，看人家什么新技术，胜利以后我们还要修铁路。”
回南京后，我考取了金陵女大附中，是插班进去的。父亲办完复员的事回南京时，我已在学校读书了，所以之前考取也没靠他的什么关系，姊妹几个全都靠自己。由于我住在学校，所以父亲之后在交通部路政司做帮办的情形并不清楚，只知道他一心要把中国的铁路和公路修好。1948年我离家时，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已经到了香港，（父亲因为我的缘故不想走）交通部部长找他说：“你跟我走，我们需要你这种技术人才。”我父亲是个很儒雅的人，不好意思说不走，另外也担心被指为有意于共产党，就跟着部长和蒋委员长到了重庆。重庆快失守的时候，到了广州。到广州后，政府要直接从广州飞台湾，我父亲就辞职了。他的想法很简单——搞不到三个月就回来了。他便到香港一个中学教书——他数学物理非常好，教了一年多下来，“三个月”也过去了，那边抗美援朝也打起来了。当时美国政府要支持台湾修横跨台北、台中、台南的西螺大桥——这是五十年代前期亚洲最大的公路桥，但觉得中国贪污的人太多，要找一个不贪污、信得过的人。民国政府想起香港还有一个洪某某，就把我父亲的简历寄给美国，美国马上答应，聘请他。父亲把全家带到台湾，在台湾修了这座桥。这座桥现在已经不用了，但作为历史名桥将永久保存，我们家后来每次去台湾还要到桥上照个像。之后台湾政府奖励他一套平房，四间房子。1968年，父亲觉得自己要不行了，想把我母亲交给我弟弟，就把房子卖掉，拿卖房子的钱买了两张机票。他们俩老到美国后，弟弟妹妹看他实在不行了，就把他送到医院去。父亲在医院里待了一年，69年去世了。
我母亲是海关职员的女儿，做海关的人要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她思想也比较西化。她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的，和我父亲结婚后，没有做事，在家里持家务。抗日战争最后一年，她在重庆教会办的淑德女中做外语教师。后来教会很信任她，觉得她培养的几个子女都还不错，她又做了校长。抗日战争后回到南京，因为她有之前的经历，我母亲便在明德女中做高中英语教师。我父亲其实不太同意她出去教书，希望她把家组织好，这样他回来能有个温暖的家。但当时我和弟弟很快要读大学了，经济问题需要解决。而在中学教书，我的两个妹妹都能跟着她读明德女中，不用交学费，能省一大笔钱。另外明德女中的教职工每天中午有免费的工作餐，子女也可以跟着一起吃，也是免费的。就这样，大家的早饭和晚饭马马虎虎，但中午在学校吃的那顿饭还是像模像样的，有肉有菜营养够。再有，教书可以有一点工资。母亲就这样一直维持到48年离开南京。
我母亲是85年过世的。那时我在国内，教育部派四川省大学校长代表团去美国，大学校长百分之九十八英语都不太好，所以尽管我以晕机推辞，最后那个团主要还是由我筹划。我在代表团里做联络，到了美国打电话都由我打。这样一个月考察了十几所学校。那次去美国我的弟弟妹妹还配合我们，帮忙订机票。我1948、1980年两次放弃留在美国其实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时想想觉得对不起父母——没有供养他们。因此后来国外亲友回来，我每次都送他们每人一万块钱，他们还很吃惊，我说：“你用得完就用，用不完下次来也可以用。”
我的弟弟妹妹三人都是台湾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他们先后到了美国。我弟弟洪箴读了博士，是田纳西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有三个儿子，都是博士，加上他一个他家里是四个博士。我弟弟主要研究航空航天系统工程和自动控制。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希望我留在美国。所以，后来我说要回来时，他生气了，说：“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说社会主义好，我看就资本主义好。我赤手空拳到美国来，你看我现在三个儿子都是博士，我还有了房子、有了地、有了车，供了你一年，说了半天，你还说你们那里好。”我很耐心，听了就算了。但以后慢慢受到我的影响，他多次到中国来。他被上海同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吉林大学、西北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师大、华南理工大学、昆明工学院聘为名誉教授，还是国际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每隔一年要在全世界各地开一次会，他便把这个会引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开，08年在四川大学是他最后的一次引进。2010年，他被查出得了中枢神经纤维瘤。他们家三个儿子当时被召回来，商量结果是不放疗、不化疗、不做手术，回家，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是因为我们家是个基督教家庭，觉得人的寿命是上帝给的、安排好的，安安静静地回归天国就行了，用不着去开刀、化疗、放疗，弄得大家都不安，而且也延长不了多少时间。他回家大概不到两个月，在2010年圣诞节后两天——12月27号很安静地走了，去世时八十岁。去世后，州政府认为他对国家有重大贡献，批准把骨灰撒在大烟山山顶移民最早开发的那个森林里面。他太太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田纳西大学两个硕士，先读了艺术硕士，后来读了国际金融硕士，她每年收入比我弟弟那位教授要高些。我的大妹妹洪畴是图书馆硕士，毕业后一直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图书馆馆长。布鲁克林区基本是黑人，还有些伊斯兰教徒；而且那个图书馆下面还有二十几个小馆，八十几个人，她在那里当馆长很不容易。她一直做到七十岁退休。她是七十七岁去世的。我的小妹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营养的，只有一个儿子，在国务院工作。她现在还在世。所以如今就剩我们两姊妹，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通电话。
我们的家庭文化一个是儒学，再一个就是基督教。因为我们是福州人，福州在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西方风气很早就有。这当然会影响整个家族的思想。所以我们家里边即便有挫折、有打击，在遇到问题、看问题的时候还是能够比别人站得高一点来看。我们洪家的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并且最后还能取得小小的成就，我想，这和我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关。一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就算环境一落千丈，还是要比别人更快地适应环境。这是一种先天的吧。儒学给我们的影响就是修齐治平、诚意正心，所以我们从小心比较宽、比较大，不计较吃什么穿什么，也不去和别人攀比。要修齐治平首先要有学问、技术，因此必须要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基督教讲千遍万遍各种精神，但我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就三条：第一，伟大的牺牲精神。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亲眼看到那些外国传教士从英美来到我们中国，和我们中国孩子、教师吃穿都一样，并不像今天外宾有特别好的待遇，生活条件差得多了——他们在美国再怎么样社保也会保障得很好。人家确实是伟大的牺牲精神。第二，崇高的宽容精神。说的不好听就是人家打了左脸，要把右脸给人再打一下，对待得再不好也要多宽容。这点对我影响很大。第三，平等的博爱精神。正由于从小受儒家和基督教的严格训练，所以做我们洪家的子女很辛苦。
2004（2005？）年，我第一次回到福州家乡，花了点钱给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伯祖重新修了祖坟。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本黑人写的ROOT，我想，或许十代之后，我们洪姓的子孙里头也会有一个学历史、社会学或民族学的想到回来寻根吧。
二、“家”在中国
祖父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洪业、洪沚苹、洪绅、洪绶、洪绂。原来还有两个男孩子：老幺洪纯未满周岁就出天花死了，老二洪端十七八岁的时候在黄埔军校得肺病也死了，他俩都死在山东。我姑母洪沚苹九十二岁时在台湾去世，她的大女儿现在还在台湾，已经一百岁了。我父亲因为前头那个二哥的缘故，后来不好叫三哥，也不好叫二哥，所以家里人都叫他“绅哥”。
我父亲那一辈取名都从“纟”，所以大伯洪业原名叫洪继，“业”是后来他自己改的名字。伯父有个美国姐姐——璐得·克劳福德·米歇尔夫人，是到美国后认识的。因为那个美国姐姐很关照他，所以大伯和她关系很好，甚至比自己的亲姊妹都好，他最后就埋在美国姐姐的家族墓地。
洪慰是洪绶的儿子，由于他是遗腹子，大伯就给他起了个“慰”字，意思是安慰他的母亲——因为她前面生的两个都是女孩，过去人认为有了儿子老了才有依靠。洪慰从小很受母亲宝贝，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她身边。他长大以后，学习非常优秀，个子很高大，和我祖父一样都有一米八三，面貌也很像我祖父。大伯和我父亲则长得像我祖母。洪慰是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信到痴迷的地步——除了工作就是读圣经，还劝别人信基督教。这样当然不被共产党允许，就一贬再贬，每个运动都来整他，其实也整不出个什么事——他55年才大学毕业，既没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也没参加少先队共青团。最后他被贬到北京的一个灯泡厂。后来我和王粹珍去看他，他住的地方比能想象的最差的环境还要差，差到无法形容，可以说在北京再找不到一个干部住这么差的环境。但是他忍下去了。改革开放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他被调到当时新成立的急需化工人才的环保局工作，并很快当了高工，生活就变好了。可是房子问题需要自己解决，而当时要解决房子问题的人太多了，没有关系根本解决不掉，他又是个基督徒，很让得人，房子问题便按下不提。以后他突然开了窍了，就写信给大伯洪业，说洪业那个新开路53号的房子反正没人继承，不如就送给他。这在我们洪家是首例。我们基督教讲究个人主义，个人要对个人的需要负责，我祖父没留一分钱给父亲，父亲没留一分钱给我，我将来也不会留给儿女，因为这样能减少很多家庭纠纷。所以之前没听说过哪个洪家人和长辈要财产的。因此大伯洪业非常生气，还跟我父亲说：“我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人，居然要起长辈的财产。”但后来大伯又想，他那个房子确实不知道能留给谁，而且觉得弟媳——洪慰的母亲这辈子不容易，25（28？）岁就守寡，做高中化学教师把三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所以洪业就写了遗赠，把房子送给洪慰的母亲，由他在美国的学生刘子健执行。大伯介绍我和刘子健见面，说：“大伯没有儿子，你就把刘子健当哥哥对待。”刘子健平时也就叫我师妹。后来房子办手续的时候，要房子找的是王钟翰，因为他是大伯的关门弟子，最忠于洪业。但王钟翰毕竟没有什么关系，今天要明天要都要不成。后来又找翁独健，他曾经做过北京教育局局长，想着他可能可以办成这个事。而且北京的房产一开始好像就是被翁独健的一些朋友占用的，之前倒也相安无事——毕竟没洪家人在北京。翁独建便找他的女儿办这个事。但他们几个办来办去都办不成。所以，后来我到美国之后，大伯把这个事情托给我，说：“你回去以后，想办法找点关系吧。”他既然都这么讲了，我就答应了。回国以后，我和洪慰两个人跑遍侨联、政协、人大，都是推来推去，跑了一个月时间也没效果。正常的途径走不通了，最后我突然开窍，有一天就约了王粹珍。她当时是团中央机关的党委书记，和***打交道的。我就跟王粹（我们平常叫她“王粹”）说：“我有一个堂弟，拿着遗赠书，但房子讨不到。”王粹说：“现在北京房子这么紧张，房子能住就算了嘛。你让新开路住的那几家搬家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让人家找哪里房子搬家嘛？”我说：“对对对，但我弟弟邀请你到他家。”后来有一天我就把王粹带来看这个房子，王粹一看，说：“居住条件成这个样子，连猪圈都不如。”于是大发慈悲，说：“这个事情我包了。”她便去和***说，***就开了个条子。这下没问题了，一层一层批下来，我就不过问了。最后，那套四合院还给我们了。至于具体怎么还的，那几家怎么搬的我就不知道了。拿回来后，要办遗赠产权手续。办产权的时候，洪慰对他母亲说：“办到你名下，你都八十几岁了，房子也要不了几年，我要再办就很困难（当时一个人每月就几十块钱，办遗赠手续要一大笔钱），是不是就直接办到我名下？”所以他们最后花了一千多块钱，把房子办到了洪慰名下。除此以外，洪业在燕京大学教书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之后就收去了，并没有什么后续的问题。他在美国的房子则由三个外孙、两个外孙女继承。
我父亲美国工作的几年攒了点钱，在南京上海路9号买了一块地，自己设计建了一套别墅，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间房。那套房子离我后来读书的汉中路明德女中、宁海路金女大都很近。但这个房子才住了两三年，我们就因为抗日战争搬走了。日本投降后，回到南京，出于我们上大学的需要，父亲向交通部要了一套平房，条件很差。我住在那，母亲则带着两个妹妹住明德女中。上海路的那套房当时已出租给挪威大使馆，它右边是英国大使馆，左边是德国大使馆，前边是大马路，后边是民国国防部长黄剑秋的房子。那时候上海路那边环境非常好，树很多，非常安静，一天除了鸟叫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那套房子地板非常好，楼上楼下还有电灯电话——那时家里有电话的没有两个人。我到现在还记得电话号码是23277，后来又改成23296。解放以后，我带了叶镇到我们家去玩过，他也知道我们家房子是很好的。
上海路的房子我一直没过问，到改革开放以后，回南京看房子，里面已经住了八家人。我曾经多次问过南京的房产局，他们说：“你们是四姊妹，你们要是要这个房子必须四姊妹都得回来，而且如果你母亲在的话还得有个遗赠书。”我把这个情形跟弟弟妹妹汇报。于是根据南京的意见，母亲写了个遗赠书，州政府签字、盖章、发文，美国国务院也很正式地发了文——打了火漆印而且还有缎带，由我们大使馆签字转回来，我们四姊妹一式四份。但是拿到南京去，我和弟弟把政协、人大、政府、外办、侨办该跑的全跑完了，房子却要不回来。89年我弟弟被南航聘请为名誉教授，又回来一次，也还是不行。因为那套房子没有被列入充公范围，属于侨产，虽然全国各地都把侨产退给外国，但南京由于曾是国民党首都，这样的房子太多，如果退了一家便所有人都会来退，那么南京没办法安置退出来的人。以后我们又去跑了一次，他们说：“我们整个南京市就退了一家——退了袁世凯孙女那家，如果你们有袁世凯那样地位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不然不行。”其实我们几姊妹也并不是真正想要那个房子，只是觉得父亲辛苦一辈子留下来的东西，应该要回来修整一下。本来我们都联系好了，打算名正言顺捐给南师大。后来有人跟我们讲，徐悲鸿的后人去要房子也没要到。我想，我们做事只要上帝知道就行了，用不着别人知道，我父亲没有留回忆录，我也不会写回忆录，全世界那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写回忆录的话，谁来看。最后，南京市政府把那套房子拆掉修马路，便也就罢了。房子送给南师大和送给市政府都是一样的，无非是没有表扬的那张纸。
三、情比金坚
我的老伴周为是简阳人，四川大学二十届学生，读的中文和外文系，地主家庭出身，不是大地主——大概八十亩地。他父亲有一定文化，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他们乡的乡长。按理说，抗日时期的乡长是不能算作反革命的，但我觉得可能因为共产党来了以后想要把以前所有的社会组织取缔，凡是在旧社会组织里头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的人都会成为打击对象——这些人不解决新组织就树立不了权威，所以乡里打击的时候第一个就把他父亲揪出来毙了。周为他们几姊妹都在外头读书，没有回乡。
周为是川大的地下党，解放前负责疏散川大地下党上黑名单的同学。他是1949年5月入党的，两个入党介绍人后来一个是省纪委的委员，一个是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宣传部长，他们现在都去世了。大概在1951年，周为的组织关系从川西转到川南，然后转到县里。当时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不承认他这个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说：“你是地主家庭，父亲是被镇压的，现在你一下子变成党员，那还行？你出身不好，还需要再考验一下。这样，你重新入团，再重新入党。”周为人老实，说：“对嘛对嘛。”——因为当时那种形式，吓得不敢说。这样他就没有党籍了。虽然没有党籍，但周为人能干会写，一个县又没几个大学生——小学生都要高看一眼更何况大学生，所以就把他安排到龙泉区做宣传干事。后来，共产党院系调整，搞好大学之后要开始搞好中学，简阳这些中学要统统换干部，最好是派大学生，想到他是大学生，就让他做了简阳师范的教导主任，他们校长是高中毕业的党员。1958年开始大炼钢铁，师范学校带学生到农村劳动，他写了篇短文，大概意思是“学校停课搞劳动得不偿失。工人应该以工为主，农民应该以农为主，学生应该以学为主”，这个话在现在看起来没错，但当时地委就发文，“免去周为同志的教导主任一职。”后来又说他是川大外文系的，而师范学生不学外文，便把他调到洛带中学。他在那教高中英语一个学期。后来国家大调整，高中取消，他被调到三星中学教初中。因为他这个人比较温和，所以当初他只是被免去教导主任，行政级别没有降低，还是十九级，因此工资在学校是最高的，甚至比校长还高——校长五十几，他七十几，后来调工资也就都没他的份。他之后做了教研室组长。
日后我做三星中学教研室组长时，他是普通教师，所以要调到内江师专的时候人家最初不想要他。我说：“要就要两个，如果他不走，我也就不走。而且毕竟他才是正儿八经的外文系。”我关键时刻是坚定原则的，但也不吵，反正就是不走。在三星中学时，我教课教得好，上课的时候别班的外语老师也跑来听，所以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另眼相看的。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人家答应可以把他调到内江师专，但是具体干什么之后再说。另外，当时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都觉得应该把我留着，我就找到陈书记，说：“我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整个最好年华都贡献给简阳。我还有五年就退休了，你们放我们走还能省好多退休费，我一个老太婆你留着干什么？”他想想也对，就把教育局长喊来，教育局长只说了一句：“不就是两个老师吗，放他们走。又不影响农业生产。”我们两个就这样都去了内江师专。到那之后，人家不叫他开课，让他做了一两年的教学秘书。后来人家发现，他既通中文又通英文——他在语法方面还是比我清楚的，而且又懂文献，所以把他调到图书馆，他就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但还是歧视，只给他一个负责人的职位，不是馆长。
后来我去美国之前，地委书记彭华把我找去——他现在不在世了。他跟我说：“你无论如何要回来。你回来之前我一定给你解决两个问题，一定让你满意：第一，我给你调一间三居室（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人就住一居室，太糟糕了）；第二，你们周为的党籍我一定给你解决。”结果一年后回来，三居室倒是解决了，但是党籍没有解决，上面推下面，下面推上面。当时我发现周为每次走到书记面前，只是说：“我的申请你们看了没有啊，请你们研究一下，我是最听话的，党说解决就解决，党说不解决我也可以。”那时候的人对可解决可不解决的事肯定就是不解决，所以才始终没有解决。一直拖到83年，要调去西南师范了（调西师时，我态度也很强硬，对他们书记说：“你必须两个人一起调”，所以周为后来调到西师图书情报学系工作）。临走前一天我跟周为说：“今天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到地委组织部。这件事一定要解决，没有什么不解决。不能讲不解决这句话。一定要硬起来。”我这人平时很温柔的，但关键时候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当时我是省委委员，他们也高看我一眼。我就把部长和副部长都叫到会议室，我说：“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我们手续办完，明天要离开内江到西师去了，但周为这个党籍始终解决不了，你们看怎么办？”他们就说：“我们已经研究好了，我们马上批。”我说：“怎么批？”他们说：“我们批准从即日起，他就算党员。”我说：“是正式的还是候补的？”他们说：“是正式的。党籍从批准之日算起。”我说：“那不行。我问你，他1949年5月入党，有没有这个事？”他们说：“这个的确是，我们也查了，而且他有两个介绍人都在成都嘛。”我说：“他入党之后，1952年你们不承认他党籍这件事做得对不对？”他们说：“不对。党章也没说过地主阶级就要不承认党籍重新入团嘛。”我说：“他从入党之日起的表现如何？”他们说：“表现很好，没发现什么问题。”我说：“那不承认党籍这件事该不该纠正？”他们说：“该纠正。”我当时很硬，说：“他那个党籍必须从1949年那一天算起。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就两点，第一党籍必须恢复，第二必须从1949年算起，如果这两件事办不到，我也不会回来找你们，我们中共中央见面。”他们就表态：“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使你们满意。”但最终还是拖了，直到第二年五·一前后，县委组织部长才亲自来西师把党的组织关系送来。其实当中的具体经过还是很复杂的：县委地委相互推，后来他们说我们之前已经放话要去中共中央告才罢了。当年冬天，周为被评为优秀党员。我说：“一辈子没优秀终于优秀了一回。”
我的几个小孩都是知青，当年该读书的时候也没读多少书。不过现在他们发展得都还可以。老大西南财大毕业，是国际通用会计师，现在加拿大，他的孩子读了博在奥地利工作。老二是我们学校早期毕业的，他的孩子是国际民航的飞行员。老二还有一个孙儿，一个孙女。老三单身，成都电信工程学院毕业，高工，退休了。老四是我们的监护人，他女儿是四川大学生物工程硕士，毕业几年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成都血液研究所工作，是个有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
我和周为是63年认识的。去年是相识、相助五十年。今年是金婚五十年。金婚纪念日那天我们没告诉任何人，只是我请他到银杏宾馆吃饭，后来他说：“再也不去了，太贵了。”记得以前我也跟他说过：“我只希望退休之后每天有一块钱收入，能把咸菜稀饭吃饱，就满足了。”
四、学生时代
我小时候在明德小学读书。小学阶段总之就是快快乐乐地读书，因为根据父母的设计，我应该二十岁大学毕业，然后就送我到美国去留学，所以我们家里从来不讲究考好多分，成绩中等不留级就行了。
小学初级——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正一心扑在他的建设上，母亲把我们四姊妹带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住了一年。因为想到随时还要走，在上海我们没读书，就在家里。这一年对我有很大影响。当时日本人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人，社会上出了一本书——记得是郭沫若题词，我虽然只有八岁，但家里还是买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觉得日本非抗不可。而且八一三抗战以后，当时整个上海都在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八百战士守战场”，纪念保卫四行仓库的民族英雄谢晋元，这对我们小孩影响非常深。我在上海的印象就是法国人法租界管理得确实好，英国人的租界差一些，至于民国政府管的那个更糟糕。当时也没想其他的，就想着赶紧把日本打回去我们好回南京上学。
但一年下来，抗日战争还在打，我母亲就把我们四姊妹带到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年。香港是个买卖军火的地方，有些叔叔伯伯是民国政府军队驻在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在香港搞军火，父亲每个月就托他们把钱带到香港，换成港元也只够我们吃饭。香港有花天酒地之徒，也有抗日志士，在那我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我们很想回到内地，就先走到越南，但走到那因为打仗走不动了，因此在越南待了一年。我倒没有看到法国人对越南人屠杀或者很不礼貌，但他们非常优越，而越南人非常穷。他们穷到没办法，经常到外面抢东西、偷东西。我母亲给我一毛钱，叫我到街上去买一棵莲花白，我这手接过莲花白，那手刚把钱给人，旁边一个小孩一下就把我的钱抢走了。没办法，我只好把那棵莲花白还给人家，就回家去了。那时候的越南有点像今天的孟加拉。这个时候我也渐渐大了，看得更清楚，觉得誓不能当亡国奴——越南就是因为亡了国，老百姓非常穷，而殖民者趾高气昂地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后来，父亲接我们到昆明待了半年，之后广西桂林待了一年，然后到湖南衡阳待了两年，长沙第三次失守于是又逃难。一路上都在死人，贵州（广西）金城江大火烧死很多人，那时候什么东西几乎都丢光了，只就带着我们几个小孩逃，风餐露宿住在车顶上。最后还算比较幸运，终于到了重庆。
回到重庆，我父母觉得我们几个孩子也大了，再不读书不行了——逃难六七年我们没读书，只是在家里由母亲教一点。于是我进了景海女中——苏州一个有名的教会学校。这时我母亲在淑德女中做校长，我父亲在美国。因为我没有读过小学五六年级、初中，现在一路跨到高中，我读书比别人辛苦得多。语文和英语倒可以应付，但数理化就不行了。我便到街上买了初中数理化的书自学——我很感谢父母从小培养我读书自学的习惯。老师白天上的高中数学我不懂，晚上我就自己补习初中数学，把它拿来读，一遍读不懂读个五遍、八遍、十遍，熟能生巧，终要把它读懂；实在不懂的时候我就去问老师。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我把初中数理化补起来了。
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回南京，我考取了金女中。其实当时明德女中也录取了我，但金女大附中的水平比明德女中高，我当然选择读金女中。我还记得进去第一学期就比垮了很多人，但是我一点没有显山露水，还是埋头读我的书。高中三年级时我是年级第一名，所以毕业的时候学校报送我去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如果按照我们家里的想法，我读下去说不定今天是个名医——我不笨，但是我也不聪明，只不过我认定一件事情就吭哧吭哧做下去。母亲希望我读医，父亲希望我读新闻。我就跟我父亲说：“读了新闻将来出来就业一定要有党派关系，因为新闻必须要讲政治，我喜欢自由，我不想党派把我管上。”当时我父亲还夸奖了我几句，说：“小小年纪还能考虑到这一层。对嘛对嘛，你妈叫你学医你就去学医。”——高中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晓得要读什么好。于是我开始在金女大医学预科读书。金女大医学预科的设置是教授三年基础课，读完以后再考一次，如果通过，就到北京再读五年医学博士；如果通不过，可以转到生物系、化学系，再读一年拿金女大本科文凭。当时读医预的有七八个人——南京只录取了我一个人，上海录取的几个也到南京来读。可是我内心骨子里到底最佩服的是大伯洪业。说来我们家也怪，我大伯几个孩子最佩服我父亲，他们后来去读工程，没走他们父亲的路；我却没走我父亲读工程的路。所以后来我读医读得不感兴趣了——整天数理化、做实验，觉得没意思。而且当时47年我们进校的时候已经打起内战。八年抗战刚打完国共两党又打，究竟谁对谁不对也不知道，我就想起司马迁的一句话，说读史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于是我没和任何人商量，自己转到历史系。所以我现在是历史系毕业生。我读书的时候比较清苦，家里只晓得每年开学的时候帮我把学费和伙食费交了，零用钱必须我自己去找。我给老师的小孩补课，每个月有几块钱的收入可以零用，不向家里要钱。
金女大社会学系有社会福利、幼儿教育等专业，在金女大是规模最大的院系，每年占招生份额的二分之一，我们那届招了四百人，有二百人都是社会系的。民国时候“大社会小政府”，社会学在教育里是很重要的，社会系学生出来非常好就业。像李政坤、吴文安、王粹这些都是社会学系的。但当时没有专门的师范专业、教育系。家政系是理科院系，上课内容有营养学（所以很多人出来做营养师）、庭院设计、缝纫（什么人穿什么、什么场合穿什么、颜色搭配之类都要学）、子女教育、楼层摆设、招待宾客的礼仪等等。共产党不重视这些，后来把它取消了，也是可惜了。金女大体育课要求很严格，跳远、跳高、跳箱、赛跑这些都有指标，不及格不能毕业。我们当时二十岁，有一个四十岁的人年年来补考都不及格，一直没拿到文凭，她女儿都读大学了，她还在那里补考文凭。但上课时体育老师的管理是很松散的。我当年是金女大排球校队的二传手，扣球在全南京市没有哪个能救起来，把我们派出去一般都是赢的。金女大学生毕业后就业还是比较好的。金女大总共毕业两千人，近一千人在外国留学；毕业生里结婚的则一般嫁给达官贵人——那都是早早订好婚的。
金女大每个女生宿舍有一个女生指导员，都是吴贻芳信任的学生。她们全部是基督徒，规规矩矩的，管开门关门、检查卫生、管理伙食等。那时校园内有男老师——我们总务长就是男老师，但很少。他们与女生的交流很自然——毕竟是完全西化的环境。男老师住的房子没有女老师、洋人好，都是在边上的平房。金女大是教会出经费的基督教学校，但一点不强迫人信基督教。我们学校没有慕司，都是自己到教堂做礼拜。金女大学生家境总的来说都比较好，当然也有一些穷学生，吴贻芳就会给她们一些工作做，减免学费。但即便家境不同，大家相处得都很好。学生社团中规模最大的是学生自治会，由学生自主管理，学校不参与，组织活动较多：办图书馆、舞会、读书会……李政坤是学生自治会最后一届会长，当初竞选的时候王粹珍、王端一（肖林）都出面加油，出头组织人马，终于帮她选上。李政坤确实是人才，嘴巴会讲，踢踏舞跳得全校第一好，学习不用功但考试没问题，聪明到极点，一表人才，长得也不错，又是上海一个企业家的女儿。她父亲是木炭汽车的创始者，抗日战争时期做出很大贡献，但后来他们整个家庭除了她之外全部被划为右派。另外还有共产党成立的实践社。金大和金女大系与系之间也有联谊。可我不怎么参与交际活动，当时隔着一个大操场人家就喊我“夫子”——所谓“夫子”就是说我爱读书，我那时一有空就到图书馆。
民国时候教育崇尚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尊重学术。金女大的“厚生”精神是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至于每个学生如何理解，无需追问。我母亲毕业的华南女大“受当施”精神也是如此。华南女大的校长王世静是我母亲的好朋友，我们叫她Lucy阿姨，说我母亲：“你太能干了，可惜被绅哥夺去了，不然你要留在学校的话还会做我最好的助手。”她每次来南京就住在我们家。记得抗日战争时我们在衡阳，有次她好像是为了去重庆教育部述职，专门到衡阳我们的家里住了几天。她最后是九十多岁去世的。共产党跟民国时候培养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培养技师——比如培养出的教师只要照着教材把内容灌输给学生，任务就算完成了；后者培养大师——当然也不是说培养出来个个都是大师，但到底能培养出个大师。一般来说，民国时候校长都是很有学术水平的，校长凭人格魅力能够把一些好老师请来。但今天是教育部分配教师，不要也得要。另外，那时的老师不为名利，记得我的历史老师王思治，冬天没衣服穿，冻得缩在那给我们讲课，讲着讲着就说：“今天米又涨价咯——我那点工资一斗米都买不到咯——”然后不讲话站在那，老师望学生，学生望老师。
五、革命岁月
1948年——金女大读到第二年的时候，我离家了。
1948年10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迫害致死，我写了《真理何在》贴在墙上，王粹珍、吴文安和肖林她们三个党支部的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我这个人的思想可以争取，就分工由肖林接近我。那时我和党员还没有任何联系——本来我和肖林不住在一个宿舍，并不认识，我又比较爱读书，不太与人交际。肖林经常找我聊天，让我做点事情。肖林这个人轰轰烈烈，整天像个革命者一样穿件红毛衣在校园里走进走出。她和王粹珍两个人当时在校园里红的不得了，是红得发紫的，都上了黑名单。吴文安这个人则非常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人家根本不看不出她是党员，当时党组织给她的任务也是不要显出自己。我基本上也属于看不出来的人——一个团体总还要有几个看不出来的人。
1948年12月，我入了南京地下党。当时的党支部委员肖林（后来读了清华）、徐悲鸿的女儿徐丽丽（徐静斐）——当时还不是党员、我三个人同日出发离开南京。（我们这三个人后来也是同日参军的——大概49年的1月初。）走的前一天，同学送我们，邓敬苏还哭了一场。（邓敬苏当时还没入党。她直到六十年代才入党，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好问。我觉得也算是上帝赐给我们成都校友会一个邓敬苏。因为邓敬苏这个人特别活跃，有时候我们成都校友会在一起没话说，只要她一来话匣子就打开了，尽管她说的东西不一定怎么样，但是不冷场，她又是我们金女大中最年轻的，所以我们选了她当会长。）那时是冬天，我们三人专门买了老布褂子、土布棉裤、还有很土的棉鞋穿上，每人带个小包，带把油纸伞。我们三个人之间走路时一直保持一定距离，由于都会说南京话，逢人便说是回乡。当天赶到南京火车站，那里等着个交通，跟着他挤进一个车厢，铁门打开里面什么位子也没有。到了芜湖，下车的时候交通先下，接着肖林下，然后我下，最后徐丽丽下。当时我们都很紧张，也不晓得那条街什么叫名字，只跟着走到一家人家——交通的姐姐家，从后门一个一个进去。住了一晚上，第二早上五点钟出发，走到江边，见交通跟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打招呼。（那老头是个地主，也是当地帮会的头子——却也是帮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他有船，共产党当时就和他商量好，答应了优待条件，让他每隔几天帮南京党运人过江。这人后来投奔了新四军。）我们过了江，到他家住了两三天。他家虽然是平房，但房子很多，在那我看到有帮会设的坛。他有两个老婆，他的几个孩子是小老婆生的。交通后来半途把我们交给周群，走了好多天，到了游击区。游击区天天都在闹警报，生活条件也不好，我们跟着周群都是在镇上很小的旅馆住。我们五男五女里头有八个党员，便成立了一个支部，书记是周群，两个执委是肖林和叶镇。我们一方面学习，另一方面到连队教战士唱歌，解答战士关于城市里的问题（为进城做准备）。我们每个人每天轮流煮饭。我入伍是从入党算起的，当时给我的待遇是排级干部。
后来我们到了大别山，之后渡江战役去了南京，几个月后我和肖林从原来的三野调到二野，参加了西南服务团，长途跋涉走到四川。当时我和他们有个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才告诉我的）：因为我的家族整个都在台湾或美国，所以尽管抓不到我什么错，我却一直是被内控使用的。我做了内江市政府文教科的科长，主管内江市的中学和小学，管理人员安排、经费之类。大概两三年后，由于当时大学生很少，内江地委宣传部部长肖波看中了我，把我要去在内江地委宣传部做干事，行政级别十八级，相当于科级干部。到了宣传部，我主要管干部理论教育这一方面的工作，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一直到1957年，地委宣传部里有几个人被划为右派，我作为他们的领导被划为极右派。
我一没鸣，二没放，三也没写大字报，被划为右派就只是因为我的整个家族在海外。另外在1955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叛徒铁托》，当时学习会上我说：“铁托不该做叛徒，斯大林把他开除九国情报局不对。因为二战期间他是国际反法西斯纵队优秀的队员，而且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打退了德寇法西斯，解放了南斯拉夫人民，你怎么能说他是叛徒、敌人、开除九国情报局呢？”我不过随便在学习会上讲了一下，没想到这件事时隔两年又被翻出来，说我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党内的代言人，胆子大得很，别人只是对国内的事情有意见，你连国际上、斯大林也要反对”。当时划右派有六条，其中第六条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他们就把这条给我安上，我心想：我还真了不起，小小一个人就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的形式谁都不敢替谁说话，如果谁替谁说话马上把也被划成右派、家破人亡。送我到农村乡下劳动改造的头一天，宣布我是极右派分子，宣布三开：开除党籍、工作、家籍（爱人和我离婚）。那时候我爱人把几个孩子也带走了，我一个人举目无亲。去之前我想：不管安排多长时间，每天二十四小时就念一个“忍”字，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忍”字确实有点效果。后来在小学里有些老师专门带着学生站在天台上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给我听，我听了也无所谓。
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紧紧抱住的思想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党安排我当右派我就当两年右派。那时候我也是糊里糊涂的。但我没想到，后来一当当了二十几年，而且也没想到后来这个右派会是贱民。
六、1958—1961年简阳改造
第一次带帽后，我在简阳农村劳动改造了四年，而这四年正好碰上我们国家自然灾害饥荒。
先说第一年。5 8年3月份，把我一个人送到龙泉山山顶大兴场，那个地方下山要四十里路，可以防止我逃跑。当时我被安置在高级社支部纪律检查委员易图明家，易图明人比较好，但家里很脏，人畜混住。他家两弟兄，他弟弟抗美援朝在朝鲜牺牲了，国家给他母亲一笔烈属抚恤金，多少钱我不知道，只晓得可以买一头牛——他们家买了一头牛。他母亲每天牵这头牛，说这头牛就是他的儿子。但他们家连个牛棚都没有，牛就拴在房子前面一个树上。易图明的妻子是高级社的会计，这个人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趾高气昂，从来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也不和她说话。到那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起来，跟着易图明到坡上干农活，一干干一天，我之前没干过农活，觉得相当累。出工回来帮他家烧火做饭。那时没灯，都是点灯草，而能不点更好，所以一般没什么事就睡觉。后来，跟着他们生产队做活。当时我个子大，很瘦，他们不让我用锄头，让我担。前两天我虽担不起来，也还是咬牙担了。除四害那时候要看政绩，全村都在赶麻雀。当时家家户户把竹竿上半截掰开，下半截一摇哗啦哗啦响，放在门前。平时大家并不去赶，但只要上面有人来，马上就到门口摇，而且架势很大，“赶麻雀哟，赶麻雀哟”。后来易图明告诉我，这个必须做给他们看，不然要打屁股——一极打一级的屁股：生产队长如果不积极打麻雀，大队召集各生产队长时最不积极的就要趴在凳子上被打屁股，而且要打烂；大队到公社开会，如果不积极的话要选两个打屁股；公社的社长到乡里开会，也选两个打屁股；一级一级打上去，县里打不打就不知道了。（除四害不积极的惩罚是打屁股）这件事简直太滑稽了，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真的把麻雀消灭了，今天怎么看得到麻雀。那时一般吃红苕汤——红苕切成块块煮一锅汤，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推点玉米粉撒在里头。腌得有点发臭的咸菜切一碗放在桌子上可以吃好几天。易图明的妻子因做会计每月有点收入，另外又养了鸡可以卖点蛋，所以一个月可以吃一次肉。吃肉的时候会吃点干饭——不是纯干饭，里面放了点红薯。他这家还算是比较好的，可能还有更差的。十月份公社化的时候，从内江地委机关来了很多下放干部，分到各个公社。易图明这个队来了十几个人，分到各个农民家里吃饭。他们后来感到不太合适，觉得要自己主持；当时他们也带了粮票，就想找个人煮饭，于是找到我，我成了他们二十个人的炊事员。买肉买菜不是我的事情，我只管两口大锅——一个锅煮菜，一个锅煮饭。我做炊事员时他们很满意，我自己也有了休息的时间，说起来这还要感谢抗战八年在家里学了煮饭。如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四川的1958年还不如江苏、安徽的1948年。
过了冬天，到了第二年。没多久上面要把我们重新转移，调到龙泉山的中心社。那个地方比大兴穷。我当时被安排在副社长家里。中心社全部是坡地，收成不行，不好吃食堂，都是各家吃。社长家连米都没有，长年吃土豆，而且也不是什么好土豆，个头就一点点大。吃饭的时候，桌上一碗土豆，大家围着吃。对于出工，印象最深刻的是要挖地三尺，把下面的红土挖上来，上面的肥土全部埋到底下去，那时以为深耕才能增产。挖地这事连那些贫下中农都受不了，更别说我，常常挖得全身都疼。尽管如此，人家还是说我“别看是知识分子，挖得倒很认真，比我们还好一点。”早上吹哨子出工，我单身汉一个，起床后还有时间把头发梳整齐、把衣服穿好再出去；他们有家里人的，每次都是蓬头垢面把小孩背在背上出工，生怕去迟了要扣饭。当时说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实际上贫下中农过得并不比我好。而且农民是最实际的，他们看到我不骂人、不打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挺好的一个人，便没有理由欺负我。后来有人问当年有没有人禁锢我，我说：“当时人能活下去就不错了，哪个还去管哪个啊。”
59年3月，上面下政策，不让我们各个社的右派及下放干部这百来人在山上了。下放干部由派的车运到坝上红塔区，我们几十个右派没车坐，只好走下山，在简城吃了顿饭，继续走四十里路，一天共赶了八十里路。我到的这个小队只有我一个右派。我被安置在支部委员李明浩家里。当时他大概四十多岁，我们叫他妻子杨大嫂。他家有两个小男孩。坝上是沙地，又靠着沱江边（当时沱江水非常好），所以公社长期丰收，生活要好一点，劳动也没那么辛苦。我依然挑担子，三顿饭在食堂吃红苕稀饭或者玉米稀饭。因为不想公社化，农民已经把粮食天天煮干饭吃光，家里箱箱柜柜也都拿去烧柴或卖掉，所以那里吃食堂有个问题——没有柴火烧。于是只好拆地主家房子，拿房梁之类当柴火。公社化时极需肥料，用的老墙泥是地主家房子拆掉后拿墙打成的粉。所以后来生活困难饿死人的时候，往往是先从这种成分的家里头先死人。
59年下半年到60年上半年没盐吃，下放干部有意见便向上面反映。于是，又下来政策，机关需要的有些下放干部回到机关，其他的调回内江安排在农场。但有一个最后没调回去——我。因为在生产队我孤零零一个人，没人通知我，所以我有一天出工回来才发现所有右派分子和下放干部都走完了。因此我在坝上总共待了两年。坝上食堂不开灶后，在校中学生因有国家配粮倒没问题，但整个生产队便开始吃生了。大家早上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垅垅里头吃生——只要没被干部看到，大麦、小麦、豌豆、玉米偷来之后当场就吃。记得玉米播完种，玉米苞苞刚抽出来，大家就把它摘下来，剥开叶子，吃下去，向上面汇报说因为灾荒没收成。于是第二次播种，播完刚刚长出来又把它吃掉。如此接着播第三次。我还记着第一次吃生的情形。有一次，我跟着几个小学生（当时没饭吃，小学生不上学），走到很远的麦地里，把大麦摘下来，须须烧掉，然后用手搓掉壳，吃里头半生不熟的。
其实我们那个地方本来是丰收的，但因为干部浮夸上报，59、60年两次交公粮后，粮食全部被收光，一颗不留。有一次我问李明浩：“粮食都收光了，怎么办？”当时我站着，他坐着，他只回答：“看一下再说吧。”当时把要交公的豌豆堆在一间土房子里，以防止晚上有人偷吃。土房需要派一个人看守，把门拴住不叫人进去。但找人守难免会偷吃。我单身，再怎么偷吃充其量也是一个人吃；但要是找其他人的话，就会带一家人去吃。所以他们干部商量就派我去守。我守的时候，确实每天晚上都偷吃，想着把它吃饱再说。粮堆在房里，没锅没灶，只能吃生。我在那守了好多天，直到把粮收走。记得60年那次收粮，清点时少了一捆，我们大家知道是生产队长自己在集中粮食时乘乱偷的，但是都不说；因为我们平时偷粮他也没说。吃生的缘故，我那时从来没解过干的大便，都是水泻。我泻了两年，泻到最后整个人就肿了。记得肿到有一次摔倒都爬不起来，最后还是一个炊事员把我抱起来，我再慢慢走回去的。60年的下半年我病过几次。我总共打过两次蛔虫。有一次我肚子鼓得很大，叽里咕噜地响，买了打蛔虫的药吃，一次打了四十几条蛔虫。另外曾经晕过几次，每次晕都要睡上两天。那时没有床，只有没多宽的门板，睡上去不能翻身，否则会跌下来。有一次我起床后根本走不动，扶着墙半天走一步。那时候也有好人照顾过我。附近的老太婆看到我的情形，会烧点开水给我吃，有时拿点很小的玉米，放到四川冬天取暖用的盆里（当时没有锅灶，哪家烟囱如果冒烟马上就有人过去就把锅灶打烂）烤到半生不熟给我吃。还有一家的三个小孩子，把喂猪的牛皮菜割完后留在地下的根挖出来，替我煮了一大碗。此外同住的打到蛇，也把它切成段放到小罐里，煮好了给我几口吃。另外，记得隔壁有一家人，他家最好的一个儿子，有次坐在门口，头靠在门框上，脸惨白，第二天，见他倒在门口地上，死了。我是眼睁睁看着他饿死的。他母亲有一次打到一只大老鼠，把它烤干了，切成几块，拿了一块给我吃。所以我还算营养比较好的。后来我跟人说：“除了死人我当年什么都吃过。”不过再去看这些人时，他们都不在了，不然真该好好感谢的。大队支部书记办了营养队，专门收留重病病人。但实际上如果当时我住在里头就完蛋了，因为住在外头我可以偷吃，他们住在里头的就只能吃菜汤、糠。我背后住的一家人——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两夫妇先后饿死，小孩就是因为到处偷吃所以没饿死。（大人与小孩不同，乱吃生会拉肚子，拉到最后没营养就死了。）我们那个生产队每天都在死人，连大队支部书记的母亲和妻子最后也都饿死了。天天要埋死人，抬人上山。我也曾抬过一次死人。结果最后抬死人都找不齐四个男的抬，只有三个男的，只好叫食堂的炊事员来帮忙把死人抬出去。有一次，我在坡上遇见一个男的，大概四十岁，他跟我说：“我不能倒，倒了没人抬尸。”结果第二天我再没看见他，一问，他当天晚上就死了。后来那里死了人没人哭，也没人叹气——人死了就抬出去，像每天要吃三餐饭一样，没当回事。那时候真叫人命不当命，所有人都麻木了，包括我自己。
一直到60、61年交界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你是个大学生，死掉可惜了，不能老待在这里。在我们这就是死路一条，应该给上头写信看想办法把你弄出去。”我就给简阳县委写信，说：“我现在非常困难，而且病了也没吃的。怎么办？”61年上半年，简阳县委书记派人来把我调到贾家区一个生产大队——万斤坝。那边没有右派分子，只有两个被划为“右派学生”的中专生（那些人后来遭遇很惨）。大队支部书记人很好，他说：“我们万斤坝这么多年没死过一个人，弄这么一个重症病人，万一死这了，我政绩上有污点。”，所以对我比较照顾，三餐稀饭管吃饱。他见我人肿的那么大便只叫我去撒种子，再后来看我连撒种子都不行了，就叫我去守红苕（红苕开始结果的时候会搭棚，让人坐里头看着这片红苕，如果有人来偷就喊人来）。我每天坐在棚里，吃饭时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在那待了半年，人好了一点。
突然政策又变了。下放干部要调回成都机关，我们几个人就调到禾丰区普安公社。那里非常落后、贫穷，比在山上时还穷。公社一排房子全是残垣断壁，没有屋顶。再一了解，因为没吃的，这个队的人起码死了一半多。当时还有一个政策变化——食堂解散，各人找吃，买锅买灶。我的肿那时比原来好一些，已经可以走了，便继续干活。但每天就我一个人干活，我从没看到队里的那些下放干部干过活。有次我遇到一个简阳体委干部在地里摆龙门阵，他说：“我肿得回去吃了好几天母鸡才过来。”下放干部们有工资，轮流偷偷跑回城里待一两个星期，回来时带着大包小包的点心、米、面，他们每个人都有个铁箱子，就把那些带回来的东西锁在里头，防人偷。但那时人饿得已经不讲什么君子作风了，会互相翘锁。记得有一次某个干部和人吵起来，说：“昨天我的米还是五斤，怎么今天就只剩两斤了！”当时一个月只给我十多块钱，而且还拿不到，都被扣掉补贴生产队了。我们每天只好背着背篓，走很远到山上去摘桑叶之类能够吃的叶子。辣椒叶我们也吃，把它摘回来揉烂烧着吃。山上的蜗牛，我是看到一个吃一个，就那么生着吃。南瓜花、红苕叶这些都算比较高级的，一般是哪家种哪家自己打牙祭吃，我们吃不到。每天上山的时候我还会打柴，打了很多柴，准备煮饭、过冬用。当时生产队长也吃不饱。记得有天下大雨，生产队长找我去偷瓜，我怕他后来把这事赖在我身上，没答应他。那时候认为喂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准农村喂鸡，但任务派下来又要每人交半斤蛋。农民很老实，只好去偷东西卖，卖来的钱买蛋上给城里人吃（那时候叫“上蛋”，家家户户都要“上蛋”）。另外，大跃进时为赶指标，一天没睡觉，半夜三更还要点上火把种田。记得简阳的百万人口最后变成七十万，起码死了三十万。荣县那个地方当时饿死了一半（详细数字不清楚），后来农民暴动要到县政府打县委书记徐文正，地委为了保他，把他调回地委。荣县之所以是内江区饿死人最严重的，就是因为徐文正强迫命令，浮夸上报。
七、1962—1966年乡村教书
1961年年底，中央来新政策，觉得我们这些右派在农村待了几年，有些表现得不错的应该收回来，于是让地方把名单交上去。本来我并没什么突出表现，但我这个人听话，从来没发过一句牢骚，简阳县委书记王栋就说：“她原来是地委干部，人家下来四年，没有发一句牢骚就算不错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他这一句话我才得以列入调回名单。有些没被列到名单里的人，后来一辈子就这么在农村里生活了。
被调回简阳城里后，我们三十几个右派被组织在一起学习约一个月。这一个月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们吃饱饭，调整精神，不然蓬头垢面的不好分配工作。回城之后大家当时的心理状态依然非常恐惧，因为经过那几年改造人的心理都有点变态了。我觉得我还好一点，因为我每个月会花一块钱订一份报纸来看看。如今我内心非常理解他们那些曾经被划成右派的人，要叫他们、包括他们的子女现在完全相信共产党是做不到的，尽管他们嘴上不说。
学习一个月以后，我被分配去四川旌阳石板区去教小学。有人议论说：“你一个大学生怎么会奔到小学呢？”我说：“我没教过小学，是一个门外汉，也算新鲜事物，我愿意去。”临去前，我在区委的一间房子里被宣布摘帽，成为摘帽右派。那时揭帽右派工资定得很低，二十五块钱一个月，一般都分到小学。二月份，我到中心小学报到。开学的时候校长跟我说：“你不能在我们这报到，你得到五十里外的芦葭小学报到。”我想：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和简阳比，五十里算什么。所以我当时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我在芦葭小学教了一学期。教小学生很快乐，小孩子有时候会爬到我腿上——不管男生女生，很可爱地一下坐到你的膝盖上。我那时是整个小学工资最低的，每个月另外有十九斤粮食，交九斤给食堂，剩下的我就到市场上买人家用作猪饲料的红苕皮。（因为我那点钱买不了什么好东西，红苕得要几毛钱一斤，所以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觉得红苕皮比发的干粮好吃得多。猪能吃，人也就能吃。）那学期我每个月都要买一大包红苕皮，买回来乘着食堂锅灶还有余火，把它倒到锅里，然后把它包起来收好，饿的时候拿出来吃。小学教书期间，有时我会到简阳中学借些器材给小孩子，他们都觉得挺好玩的。另外虽然离着五六十里地，我每个月还是会跑到城里的图书馆去借些书看，主要是初高中数学课本，重新温习。（我这个人就是一直追求上进，现在直到八十多岁了我才开始学习中医。）放暑假的时候，小学老师们没事干，打麻将，我不会打，有一天他们就说要教我打，结果刚坐上麻将桌县教育局长来了。蒯局长说：“你们这洪老师我们要调走，你马上收拾行李，车就在外面等着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行李，就一个网兜装着些换洗衣服和鞋子，用不了几分钟就收拾完毕，上了他的吉普车。于是，我被调到位于县城边城乡结合部的红塔小学教了一年书。从红塔小学那进城要不了五分钟，我便可以经常到县图书馆看书。我在两个农村小学教得都还不错，后来有人说：“你是大学生，教小学有点屈才。”我说：“不，正因为我没教过小学，所以我对小学很陌生，我应该好好把它教好。”
当时简阳县对中学老师，尤其中学英语老师相当重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县教育局管师资的，他问我：“现在中学非常缺老师，你愿不愿意到三星中学去？”三星中学是民国就有的老中学，离县城很远。在中学和小学教书工资一样都是每月二十多块，但教中学是多做贡献，我很愿意去，便马上答应了。暑假的时候，他把我调到三星中学。正是在三星中学我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周为。我本来想去那教数学，但校长还是让我教英语。（那个校长我们现在还有联系，我依然叫他杨校长，我跟他说：“你也还叫我洪老师，因为我们是老关系。”）我在中学教英文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头，教得比较好，被评为“四满意”（“家长满意、社会满意、领导满意、学生满意”）教师。记得有次开会，我说：“你们别看我现在教初中，我以后还是要教高中的。”（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还要教大学，但毕竟没说出来。）那天有一个平时和我关系很好的老师就说：“你是个揭帽右派，叫你来教英语已经是恩宽了，你还想教高中？老老实实把你的初中教好就是了。”我也没作声，一直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句话鼓励自己。当时学校里很多活动不让我参加，我想：不让我参加就不让我参加，有时间正好能好好看书。别人不愿意和我讲话，我也根本不在乎，没拿它算件事。有些老师在街上见到我是不讲话的，后来他们跟我说：“当时我们不敢和你讲话。”我就说：“不讲话好嘛，不讲话我口水留着，保养身体。”在那所初中教英文的三年，我待遇很低，比学校里工资最低的工友的工资还要低，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是三十多块钱一个月。正是在三星中学我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周为。我们当时的情形有一点同病相怜——他不断遭歧视；我就更不用说了，是一个贱民。
八、1966—1976年文革改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所在的乡下中学找不出人可以批斗，我就又被揪出来了。1971年，简阳县公安局把我弄到万人大会上，给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因为我教书教得很好，当时学校要求我继续上课，我坚决不上，说：“都说师生是同一战壕的同志加兄弟，现在你们把我带帽了，我既不是同志也不是兄弟，这书我也就不教了。而且如果学生说我有问题打了我怎么办？”学校说：“我们保证学生不敢打你。”我说：“不行，不给我摘帽我就不给你上这个课。”所以十年文革我没有上课，其间被戴帽六年，接受劳动改造。
我那时每天扫地、扫厕所、打钟。打钟还是很累人的，早起、吃饭、上课、下课、自习一点不能弄错，不然全校工作就乱了。后来我得甲亢病了几年，病得非常厉害，整天抖，吃了就拉。当时我二十几块钱的工资保不住，一个月只给我十五块钱，我一直是靠周为维持的。周为人很好，还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医好。”虽然病着，但我想还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所以，我就到五金店，买了捡狗屎的钩钩，用生产队送的柏木把子安起来。（那个钩后来我一直带着的，这次搬家才留在老屋里。）我每天出去，一方面是为走路，一方面也是去捡狗屎、人粪、马粪、猪粪之类。捡完后把它们全部堆到一起，然后通知附近的生产队派十来个人把这些带回去。我那么多年下来，前后共捡了几万斤狗屎，也算终究能做点事情，这让我觉得很快乐。当然我也挨了很多打，有老师也有学生。有一次在厕所里，他们把我打翻在地，有好人跑回去告诉周为，还是周为把我背回去的。（后来他们有些学生觉得当年对不起我们，在我们八十岁的时候把我们请回去做寿。这也是这个学校唯一一次给某个老师做寿。）那时不管他们给我的待遇再低，再看不起我，我都一直努力做事、努力学习，不和他们计较什么。毕竟，当时离开父母留在大陆，就是想为我们中华民族做一点事情。所以，有什么机会我就做什么事，有机会给我教书我就教书，没机会给我教书我就去捡狗屎。我不是为了名利来的，如果为了钱，为了优越的生活，我完全可以跟着我的父母走，何必留在这里。而且他们这样对我是错的，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然，我改造的时候也遇到不少好人。比如有人欺负、打我的时候，有些农村老太婆就说：“你们不要去整她哦，你们看到没有嘛，她的两个耳垂比你们大，她以后日子比你们好过。”另外有件事我现在想着觉得还很挺滑稽。第二次带帽那天，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从此以后没有希望了，但农村居然有几个人买了几斤鸡蛋来看我，悄悄说：“你要好好营养营养啊。我们看了你的相，像以后要发达的，我们这个鸡蛋送给你，你吃了好好保养啊。”后来听说我要出来了，他们还都高兴得不得了。还有，文革最后两年，调来一个书记叫吴学良，这个人当时没有多大年纪，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当时猪肉很紧张，老师们每个人出了一两块钱买了一头小猪，过年的时候分肉吃，他们有人说：“洪范应该叫她去喂猪。”吴书记就说：“她是从来没有喂过猪的，猪万一死了，她一个月只有二十块钱是赔不起的，你们考虑好，如果还是想让她喂，那我就让她喂。”这些老师一想，就算了。总之遇到这一类事情他都替我解围，所以我们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直到前两年他去世。现在我们和他的夫人、几个孩子还保持着来往，彼此看望。这些好人都是对我的一些鼓励。
这期间，我做了一件事情，对我影响真的很大，也是我日后能够很快翻身的重要原因——我自修了华东师大英语系的全部课程。我当时买了词典，把英语词典从头到尾学完，英语词典里每个字我都知道；如果哪个不知道，我就重学。接着，我还自学了法语、俄语课程。教材是周为托别人买的。那时候不像今天，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老师教，都是凭原有的英语基础自己慢慢看口型图像。所以，我虽然不是外语系的学生，但后来我做了外语系主任。这也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毕竟书香世家每天只想着读书、报国，想着给老百姓做事。所以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不要对前途悲观失望，社会虽然当时可能不回报，但迟早还是会有的。同时，做事要一件一件来，不要到头来一件都没学好。
九、续写传奇
文化大革命结束，有一天进城，我遇到公安局长，问：“被你们带了帽了，你看怎么办？希望你们揭帽。”公安局长说：“我们还不知道你被带帽了。”（这个事情地委统战部都不知道，就把我弄来做了六年的五类分子，当年我为不拖累学校在批判会上与地主他们站在一起站着。）当时中央文件规定，第二次被戴帽必须要经过省委统战部批准。于是公安局一层层通知，1977年3月，我第二次揭帽。两次揭帽通知书我一直留着的，后来搬家去美国的时候不晓得被哪个搞丢了。
揭帽后77、78年两年我在教高中。78年，成都市有四个研究所的三十个研究人员被国家批准到美国留学，但他们的英语不行，需要找一个人来补课。当时他们找到肖林，肖林说：“我的英文不行，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但这个人是右派分子。”他们说：“我们管她什么右派左派，只要把我们的英文教好就行。”所以，有一天我接到电报，他们说：“请你做个准备，三天后我们派专车接你。”那时我们那个小乡场就沸腾了，说：“我们中学的洪老师，成都市要接她去教英文呢。”去之前我跟周为两个人商量，我说：“我们翻身的机会来了，我们要走出这个大山。这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看是我去上课你做我的助手，还是你去上课我做你的助手？”我想反正不能两个人都去争，争了以后肯定两败俱伤。他就跟我说：“你的语言能力要强一些，发音要好一些。你去一线，我甘当二线。”（四川的英文到底比不上南京的英文，南京金女大更不必说，除了中文课，其他课全部英文授课。）于是，到成都后我每天给他们上课、补英文；周为批改作业、管后勤生活。一个月结束后，他们去美国前跟我说：“你怎么会在乡下教书呢？你这个英文比我们孩子的中学老师强多了。”我老实跟他们说：“因为我被划为右派，能叫我教书都是给我的恩了，我还能说什么。”他们说：“这样，我们想办法把你调到成都来教行不行？教我们孩子那些学校。”我马上说：“不行，如果是中学，农村中学更需要老师。你们城市中学找老师容易。”他们想了一下，说：“我们推荐你去大学教书怎么样？”我马上回答：“到大学教书说明我对国家的贡献更大，而且当大学教师可以培养很多中学教师，我当然愿意。”他们说：“既然这样，我们一定推荐你到大学教书。”除此之外，他们觉得那一个月应该给我一定报酬，但一打听我一个月工资只有那么点，拿不出手，就跑到教育局专门去问，教育局就说：“这个起码中学四级，你就给她八十四块差不多。”他们回来就给了我八十四块钱。回去之后我汇报一个月干了什么，说到我得了八十四块他们都沸腾了，说：“今后小孩都要读外语——一个月可以得八十四块。”
78年下学期那半年我还是继续在高中认真教学，教毕业班。当时担心中学教师流失，要当大学教师须得地区批准才能走。成都市里几个大学同时来要我，我都没走。后来地区最好的师专内江师专调我去，我答应了。我老伴当时还不同意，说：“人家市里大学的要都没去，你这个区里的……”我说：“去了再说，我对前途很有信心。”79年到内江师专后，我筹建了外语系，招来的外文系毕业的教师中好几个是当年所谓的右派分子。我教书一年后，接到妹妹从美国来的信。在我48年离家后，家里人一直在寻找我的音讯。尼克松访华时，叔父随代表团回到中国，托人打听我，但他们是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一带打听，没想到我会跑到四川来。后来有人告诉他们，说我原来的那个先生现在是四川粮食厅的厅长，建议他们给粮食厅写封信看看能不能找到。于是我妹妹就写了封信给粮食厅。那封信在四川省内转过来转过去，转了半年才转给我，到我手上时那封信已经破烂不堪，三条边都裂开了。后经内江地委同意，我就去美国见我母亲。那时候她年事已高，弟弟妹妹也很想念我。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访问了新泽西州（我妹妹在那）的两所大学——私立大学rider university和公立大学Trenton state college。当时我没有正式的学历，做不了访问学者，便在education department做visiting educator。那时候我国社会发展很快，每年要成立一百多所新大学，十年就是一千所，但所有大学的管理却非常混乱，所以我就在这两所大学专门学高等学校管理，每天去拜访校长，和他们聊天，参加他们的会议：系主任联席会、校务会……美国人是非常开放的，我去听会他们都非常欢迎。同时，我学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是成都刚恢复的一个学科，教学非常缺人，后来我教心理学一直到七十岁。我在美国一方面读书，另一方面也在宣传中国（不然人家没有收获也不会理你）。
从美国回来，学校当然很重视我，我后来在内江师专做了党委委员、副校长，最后内定为党委书记。同时，省党代会召开，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选为党代会代表，到成都来开会，还没来得及闹清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被他们选为省委委员。后来，原在西师（西南师范学院，85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的省委委员退休到顾问委员会，他觉得自己那个部署大学没有委员好像很丢人（重庆大学、四川大学都有），于是就把我挖到重庆北培西南师范大学评了一个副教授，之后我又当了副校长。在副校长期间，我教育科研双肩挑，教授“外国教育名家论著选”、“美国教育”等课程。88年，我快要离休了，老伴想着成都气候好、道路平、蔬菜新鲜，便想在成都定居养老，于是我就向省委申请。后来省里便把我安排在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金陵女儿》：四川生殖卫生学院），还给了我一套房子。我觉得不能拿了房子不干事，所以没离休，又继续工作了几年。最后这个学校合并到成都中西药大学，因此我现在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离休干部。
所以，人家说我的经历有点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