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骐口述自传
我在南京出生，父母都为成都人，在临近郊区的娃娃桥附近一直居住到三岁父亲去世，跟随母亲回了成都。回到成都之后，母亲单独支撑整个家庭，因此家境不太好。以养猪、修车为生。小学就读于成都市第一小学，曾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欲在成都修建领事馆，遭到了成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大川饭店暂住的日本领事也被愤怒的成都人民打死了。初中就读于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又名济川中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都为川大的教师，上学时期还会进行童子军的拉练，徒步从成都到都江堰再到青城山并返回。高中时期就读于白崇禧创办的西北中学，就读期间居住在成都西边土桥镇附近的庙子中，双人铺。学校的教舍很简单，但是老师都比较进步。在课余时间，老师们会带领我们一起唱苏联的歌，像《喀秋莎》。高中毕业时代表成都市参加数学竞赛，参与学校的毕业表演——话剧，以九一八为主题，宣传抗日相关。
高中毕业那年，我遇到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当时日本轰炸成都导致伤亡惨重，东大街、盐市口、人民公园等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国民党政府需要建设空军。出于对自身身体素质的好奇以及中学时期良好的运动习惯的保持，我顺利通过了测试，考上了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另一个是当时金陵大学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资金支持，要求培养技术人才，因此设立了电机系，并且全部为公费生。但是由于外来的逃难人口很多且大都经济条件不好，因此金陵大学电机系的入学名额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达到了2000:80的录取比例。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金陵大学，一是因为我在中学时就对于电气方面很感兴趣，家庭电力的不足导致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将光明带到世界”，二是因为，比之于从军，我更希望“科学救国”，不喜战争带来的伤害。
考入金陵大学电机系之后，一二年级上的都为普通基础课，包括英语在内。英文成为我前两年每天学习的重点——每天2个小时的课程，包含了很多的内容。老师都为外籍教师或留洋教师，全英文的教学。课程内容需要课前花大功夫去准备，课堂上会有提问，老师根据表现进行实时的打分。当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便需要自行准备英语论文或故事在课上公开演讲，老师会做出评价。英文课程过关之后才会继续后两年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对于英文的苛刻要求来自于专业课所使用的书籍都是从香港地区购买回来的原版教材，全英文，要求作为学生的我们必须达到一定的英文水平。而很多人则被绊在了英文这门课程上，导致无法准时毕业。比如我们这届的电机系，大一入学时为80人，到大四毕业时仅为8人，当然其中包括了我，而剩下的很大一部分人就是由于英文的原因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大学的学业。
在金大学习的四年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金大实行的是启发式的教育模式。老师不会按照章节照本宣科地将知识告诉你，而只是原则性地提示每一章的内容，至于具体的部分和课后的习题都需要自己去解决，需要课后无数次地跑图书馆。这样一来也导致当时大学的图书馆占位现象非常严重。但就是这样与中学的填鸭式教育或苏联的专科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让金陵大学的学生具有非常的自学能力，能够适宜各种不同的环境，让我们受益终生。比如在我毕业之后系主任帮忙推荐的西安电厂的工程师工作中，我每天下班之后跟着技工们钻锅炉，向他们请教学习，很快地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使自己提升了。
当时金大实行的是学分制，修够一定的学分便可以毕业。华西坝的五所大学之间可以交叉选课，并且学分互认。在校的学生选修课程和蹭听课程都是非常自由的。由于精力的限制，即使免去了学费我也是选择了半工半读的方式，我并没有选修什么其他专业或学校的课程。但是很残酷的是金陵大学沿用了美国大学的淘汰制，对学生的培养很出色的同时对其的要求也非常严苛。
作为电机系的一名学生，当时由于学校仓促间的西迁，很多设备都缺乏，因此三四年级时我们便需要往返重庆、成都两地，到重庆大学的实验室去实习。
当时金陵大学所在的华西坝，条件并不算太好。我们住在红瓦寺，住宿条件比较简陋，需要自己搭棚子住，有些老师会在外面租房。红瓦寺离教学地点大概几里路，每天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也就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到饭点，也是川大食堂的炊事员每天挑着饭菜到华西坝的民泽楼，大家就席地而坐，一桌人可能两三道菜，虽然不是很丰盛，但是在战乱年代也可以管饱。作为学生的我们也没有过怨言。课余时间，娱乐活动大都由我们自己组织，周末会有和金陵女子大学一起举办的舞会，同学之间关系都非常好。我们有一个学生会，由学生自管，一般活动就是做做报告、讲讲课，比如邀请一些进步人士来进行宣讲或者讲授一些先进的知识等。虽然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但是宗教活动却不是很多，顶多也就是学生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到老师家中唱佳音、送祝福。当时虽然成都整体抗战氛围比较浓厚，但是我并没有参与过抗战服务团或者类似的一些组织或活动。其一是由于后两年我都往返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并不怎么关心学业之外的事情，其二是在当时也确实几乎没有听说过抗战相关的事情。
金陵大学整个学校的运行和管理都是非常高效率的，比如整个学校的会计也仅仅两三人，新生的注册入学都是交由高年级的学生去完成。整个学校的精神面貌都非常的好。
在我大四那年，学校迁回南京。学校很信任我们，交予了我们每个带队回南京的学生很大的权力——全权负责整个行程。我作为其中一个队伍的队长，带领着我们系的学生先从成都坐汽车到宝鸡，途中曾有过好几次差点翻车的情况，所幸都是有惊无险。但是不巧的是，当我们到达西安之时恰逢1947年国共和平谈判的破裂，胡忠南的队伍已经打到延安，因此火车停发。我们便在西安火车站安顿下来，在售票处“安营扎寨”。也是在西安碰上了同样是我们学校回南京的一个落单的女生，她在中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并作为我们队伍中唯一的一个女性被周到地保护着。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了到陕州、洛阳方向的列车，我们尽管是学生，但是按照“占位—上行李—上人”的步骤，我们足足占据了半节车厢，离开了西安。而到陕州时又因前方打仗停开，我们被迫下车寻找新的交通方式。刚巧碰下一辆国民党的运输车到郑州去，我们便搭着这个车到了洛阳。到洛阳时遇上国民党的检查哨在检查来往的车辆有没有拉客的行为，我们也因此将费用砍掉了一半，节约了很多钱。在洛阳搭乘火车经郑州到达了武汉，当时武汉赶上国民党的大部分机关的回迁，船票很紧张。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性，我们在一个教堂借住了一两个月，省吃俭用，最后联系上了一艘三层的木船。木船的结构很拥挤，一共搭载了一千多人。回南京的途中，一个三口之家的丈夫不慎落水，我们集体要求在安庆停留了几天打捞尸体，虽然结果仍旧没有打捞到。回到南京之后，我们这个队伍以金陵大学的名义要求轮船公司进行赔偿，并提出了三点要求：打捞出尸体进行埋葬，并赔偿家人损失；为死者的爱人找到一份工作；抚养死者的儿子至十八岁。最终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三条都得到了满足。我们心中一直这样认为，作为金陵大学的年轻人就必须要为百姓解决问题。回到南京之后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美国的救济物资使得每个学生每天都能有一罐沙丁鱼罐头。住宿条件也比华西坝要好点了。
在我那四年的学习中，我很感谢的是我当时的系主任杨简初先生，还有曹狩工老师等。我们同学之间关系都很好，比如曾正钦、熊德伟等。
对于金大，我只想说，她给我的“Golden Key”，虽然无形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李艺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