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伦校友口述金陵大学抗战西迁历史
一、秦淮旧影
我是1919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外公是江苏泰州人，原本点了清朝的御史，后来辞职回家开办私塾，开设善堂，造福乡梓。九一八事变后，我就跟着父亲母亲逃难出来到了南京。我父亲到铁道部寻得个小公务员的差事，我就在南京读中学，刚开始家住在甘河沿，后来在新街口住了五年半。
我所入读的金大附中是南京很有名的一所学校，现在叫南京十中。当时校址比较宽，相当于一个大学的大小。校园里还有运动场、体育馆、足球场，教学大楼，宿舍大楼，图书馆，应有尽有。
金大附中属于教会学校，非常重视英语。每周英语课时安排九小时，而语文、数学只有五小时。我们初二那年的英语是一个外国女教师教的。当时金大附中有很多富家子弟。很多后来去了美国。当时在中学修体育馆是一件罕见的事。我们有一个数学老师姓孟的，女婿是宋希濂，女儿后来是音乐家。两口子生了孩子要办宴席，学校就建议他们把办宴席的钱拿出来修体育馆。我还参加了后来的落成典礼，来了很多当时的电影明星，还组织球队比赛，由全国著名运动员白杨开球。门口的“体育馆”三个字是林森写的。那时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因为很多大学还没有体育馆。
同学里面很多都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的子弟。和我同班的就有张自忠将军的儿子，桂永清将军的兄弟，重庆市长张竹轮的儿子，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小舅子，还有后来上海明星制片厂的著名演员高博。
当时南京有名的中学有中大附中、金大附中、中南中学、中英中学。初中毕业时要组织统一会考，地点就在成贤街的中央大学。初中毕业后要集中军训，在南京的同庆门外。要求很严格，总队长就是桂永清。金大附中对门就是汇文女中。金大附中到成都以后开始招收女生了，我爱人就是那时候入读的。
我读书的时候学费比较高，我家虽然比较困难，但是家里还是千方百计地让我读下去。
二、初识坝上
来南京五年半以后，全面抗战爆发了。我只好跟随学校搬迁到重庆万县的沙河子镇，在一个乡下的老旧学校里读了半年，就被保送到了金大。
那时候金大也迁到了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在南京时在鼓楼。都是教会办的学习。1938年到1942年在金陵大学读农业经济系。其实我并不喜欢，我高中的志向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想当新闻记者。但是自己的愿望不一定能够实现。当时金大农经系是最红火的，
1938~1942我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钟鼓楼是标志。刚开始的时候华西坝只有一个大学，就是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叫张明高，是教会捐助钱修的房子，属于教会大学。五大学搬过来以后，除了用这些旧的房子，还修了些简易的平房。五大学除了金大，还有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等。关于燕京大学是否属于五大学之一，老校友们还有一些争论。大部分人认为是属于的，但是我当时来成都的时候，燕京大学还没迁来，直到我毕业以后，燕京大学才来的成都，而且它当时是在华西女中的校园里上课，并不在华西坝。因为华西大学医科比较好，中央大学医学院为了实习方便，就搬过来了，我当时还参观过他们的解剖室。当时成都的大学还有很多，朝阳大学，搞法律的，上海光华大学，改名西南财大，重庆的是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中央教育学院。当时有所谓的“三坝”，华西坝，沙坪坝，古陆坝，西北工学院所在地。
三、负笈金陵
教会大学的优点之一学习空气民主自由，教学注重联系实践。农经系到了大三就会下乡搞调研，当时在成都郊区的华阳县一个老的农校住下了，搞了一个暑假。系主任卜凯带队，穿草鞋，拿着打狗棍，进入农户家访问。我后来论文的题目就是《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的成本研究》，当时就利用实习的机会，一方面调研，一方面收集一些数据，这宗方法还是比较好，联系实际，每天都和农民交谈，到家里去。两年基础课，两年专业课。基础课有数、理、化、外、语，大三以后主要是专业课，主要有农业金融、财政学、昆虫学、森林学、气象学、果树学，比较联系实际，昆虫学必须要识别害虫益虫，要求每个人拿一个大盒子，把捉到的虫子用大头针插到里面，然后考试的时候就考害虫益虫辨别。金大比较活跃，除了上课以外经常有球赛。华西大学和金陵大学还联合成立的京剧社，唱京戏。我也是戏迷。参加了。大三的时候当社长。五大学毕业的时候联欢，我登台唱了一出《法门寺》。华西大学有话剧社，排演过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蜕变》。当时中美关系比较好，金大的足球队经常和外国人比赛球赛，外国球队里有不少英国的退伍水手，所以比赛多，球迷也多。
抗战时同学经济比较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四川本地人生计还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从外省来的就差很多，我帮着当过翻译，勤工俭学，经济困难，一般都是外省人，找点零花钱。当时华西坝外国人比较多，英美加，珍珠港，美国人就发了讣告。
我在读书的时候兴趣爱好还是多方面的。我喜欢京戏、喜欢球赛，还组织过球队，喜欢话剧，我在重庆的时候很多话剧我都看到过。
当时华西坝还有十景，有一处是钟鼓楼下面的池塘，据说那个池塘里面有二十八块尸首，都是军阀们把姨太太杀死以后扔下去的。还有一个是金女大的钢琴房旁边喂了一头奶牛，同学们就戏称为“对牛弹琴”，金女大和金大平常无来往，只有一次，检查卫生，男生可看女生寝室。我在男生宿舍，有些同学宿舍乱七八糟的很不卫生，就把门锁了，我还买了糖果招待女同学参观宿舍。
金女大有个家政系，专门培养高级仆人的一个院系，教学生布置房间、插画，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议，觉得是培养旧时代的仆人，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些批判也不全面。
四、师友杂忆
在华西坝，还有金女大。那时候至少有三个学院的学校才可以叫做大学，金女大那时候只有两个，所以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是个民主人士，经常可以看到她乘坐黄包车，怕在街上和男的打招呼麻烦，就躲在车子上看书。我们的校长陈裕光，书生气比较足。当时金大的老师普遍经济困难，从南京来的还要找房子住。我有个江苏高邮的同乡，叫王绳祖，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毕业的，他是我唯一的同学。过年的时候他就招待我吃放在香烟罐里的沙胡豆，一个人过年就吃沙胡豆。当时知名的
陈校长有一次在校门口的理发摊子上理发。个别老教授乘坐鸡公车来上课，穿着布鞋，前面都有洞了。当时齐鲁大学校长叫刘世传。中大医学院院长叫戚寿南，心脏医学的专家。当时受美国影响，采取学分制，读满学分就算毕业，如果学费没用完，还可以选择其他院系的课，我就选了文学的课。教会学校，真正相信基督教的不多。每到星期天经常可以看到张群带领全家去赫斐院做礼拜。我当时好奇，也跟风去做礼拜。教堂门口就会有人发一个黑色的布口袋，传给每个人，捐钱做慈善，捐钱的人不要让人家知道，直接丢进去就好。基督教的一个优点就是做好事，做慈善事业。
当时在华西坝学术风气比较浓厚，经常有人做演讲。我就听过晏阳初来演讲。后来要他回国的，但是最终没回来。当时他演讲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中国有两大英雄，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是蒋介石。”听过冯玉祥的，穿着灰布衣服，印象深刻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日本鬼子经常丢炸弹，不要怕炸到你们身上，你们几时看到麻雀屙屎屙到你们头上啊？”，叫我们不惧怕敌人的武力胁迫，然后最后讲完了，说“我文化不高，讲的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后来有一次我在春熙路看到冯玉祥和几个穿灰布棉衣的随从，到中华书店去，我也进去了，经理办公室休息，我就买了本子，过去找他签字，他很惊讶，问我怎么认识他，我说前几天刚刚听过他的演讲，他就拿过我的钢笔，用写毛笔字的姿势写下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我在华西坝读书的时候也经历过蒋介石杀地方官员，其中一个叫杨全宇，当时是成都师长，北大学生。他做过演讲，很会讲。物价飞涨，报上的标题是“借人头平物价”。实际上死的冤枉。还杀了一个教育厅长叫杨连，兵源处处长陈策仁，他是抓壮丁，反映比较强烈，杀了平息民愤。
当时华西坝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地下党、三清团的活动，但是大多数只关心学问，对那个不感兴趣。还办了一个加拿大小学，外国人子女要读书，我经常去那里和小朋友摆龙门阵，我当时一心觉得我要出国留学，要把英语学好，和小朋友们说错了也没关系。
当时的大学老师，一般都是留美的。农学院留美最多的是去康奈尔大学，在学校当助教、讲师后，就送去美国读两年，回来就可以教书了。当时就已经迷信学历了，哪个是博士，哪个是硕士，收到的待遇差别很大，我也发现很多人虽然是教授但是有学问说不出来，茶壶里装汤圆——倒不出。真正受学生欢迎的倒是些助教、讲师，记得当时昆虫系有个讲师叫齐少生，学问做的踏实，口才也比较好，大家就很欢迎。有些教师口才差，就不太欢迎了。一、二年级都是外国人教，我们当时的外文是一对外国夫妻教，女的教英语作文，每次写一篇到家里改，就可以当面讲那个地方不对，这种方式是很有效果的。二年级时叫我们英语的是一个美国的中学校长，他就往往大而化之，上课的时候把两个脚放在桌子上面，考试时候也不监考，常去去办公室抽烟，有的同学不自觉就抄。
当时中文系的教授高文，我后来选修他的古代诗词，听他课的人中有一个和尚，是一个寺院的方丈，还来旁听。高文口才好，最后当官了。回南京后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长陈继成，需要一个秘书，就请他做了，所以后来大家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陈继成的儿子和我同班。当时华西坝外面的一条街，小天竺，有一个咖啡光，tiptop，呱呱叫，生意好，价廉物美，苹果派、香蕉派，大学生靠这个维持读书了。开始物价还不是很胀，我在外面的小饭馆包饭，六块钱一个月，顿顿有荤菜，后来就不行了。
教授有些有学问，但是表达不好，所以同学就没兴趣。西南财大，当时叫光华大学，有个教授叫杨侑之，到金大兼课上会计，在大教室上，人很多，就是下午连上两三趟，他看到了也不批评，突然叫我回答问题，“Mr.杨汝伦，他开了一家咖啡馆就tiptop，他的资产投资是XX，装修费时XX，”结果大学哈哈大笑，也没有使同学难堪。
高文班上有同学叫江岚，是个比较出风头的女生，上课常引人注意，后来去了英国留学。一次他点到江岚的名字，就说是好名字，“岚者，山之光也”。大家马上就提起兴趣了。
还有个叫林伟仁的博士，教财政学。上课的时候经常带照片给同学们传看，和美国教授的合影。
教会学校的政治运动比较淡薄，我什么也不参加，读书。同学半夜被抓了，好像是地下党的，三清团的有一些，但是不是很活跃。倾向民主自由的比较多。
教授老师都是民主党派的，系主任乔启明，九三学社，应连庚，到北京以后由农工民主党转成共产党了，院系调整以后，金大在农业方面有名的教授专家都到了北京大学去了，有个同学叫陈道，后来到了北大当教授。当时农业当官的很多就是金大的，农业部何康部长。土地利用方面的，教育部副部长。吴一方，也是民主党派，民进的，江苏教育厅长，江苏副省长。
当时农经系主任叫卜凯，赛珍珠的丈夫。他当时有个习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连夏天都戴着手套。带我们实习下乡访农。英语系主任是个英国人，Dr.Fan
金大有文学院农学院理学院。当时诸如电机系全部都在重庆。求精中学，我也去过，规模比较大。便于在重庆电厂实习。中大医学院也因为成都便于实习，就搬到。白大褂，手上拿着骷髅头，一看就是华西大学的学生。当时那里医学很有名，宋美龄看牙齿都是到华西坝来看，江青后来也到华西坝看。后来我在金牛坝开省政协会住了几天。单独的房间留给单独的人。***软禁期间也来看过病。
金大有不少军阀家庭的子女，比如邓锡侯、田颂尧，子女，小汽车接送，下课就走了。
宋氏三姐妹来参观金女大，与吴的关系比较好，每个人送了个精致的瓷碗。
同学里面何日华，入新加坡籍。当了很多国家的大使。毕业时候，东西拍卖作路费。经济不佳。美国留学，夫人是李国鼎的女儿。能干吃苦。
张澄机，父亲是重庆师长，初一的时候和我关系好，骑自行车载我回家。街道他家，偷偷把好吃的东西招待我。哥哥姐姐都在美国留学，他信佛教，研究佛学。打骂去美国读书。他不去。抗战。阿弥拖佛，观音菩萨。印度留学，后来成了国际知名的佛学大师。成都佛学会上的大师在美国发飙了文章，得到了张大师的肯定，赵朴初的肯定，很高兴。我才直到张原来在美教书。我就写信给方丈，不久张就在美国去世了。当时读大学的时候佛学大师来成都讲学，他就拉我去。思想有问题，迷信佛教。
高博，解放后出演的《早春二月》、《红日》被江青打成了大毒草，从此就不敢和我联系了，后来就去世了。
朱秉龄，西南联大毕业，台湾国民党检察院秘书长，父亲就是监察委员。四个弟兄，两个留在大陆，都被打成右派，两个留在台湾，升官发财。后来他们回成都看过我，现在也去世了。他哥哥叫朱启平，燕大新闻系毕业的，抗战胜利的时候就是派他作为记者去采访报道抗战胜利仪式的。后来打成右派，恢复政策后再香港大公报，后来去了美国。农经系研究所，他一个哥哥就在研究所拿的硕士学位，因为他爱人是潘公展的子女，后来被划成右派了。还有一个哥哥在台湾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当时也有人动员我去太歪，我一家上有老下有下，不能去，还有时政见不同。
五、富顺岁月
金大农经系的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待遇都很好，因为系主任比较活跃，兼着农业银行的金融处处长，人脉广，便于学生就业。当时我家庭比较困难，只要能有好工作就行。最后果然不错，1942年毕业时，系里介绍了四个同学到农本局，因为总经理和我们系主任关系很好，我们就得以进入当办事员。后来我还参加了解放前的文官考试，也叫高考。考上以后有两种优惠，一个是工资升三级，一个是可以另外选择更高平台的工作，当时我们四个人中间只有我考上了，就培训了三个月，我就选择了待遇高的海关。我是家里的长子，负担母亲和供弟妹读书，一直到抗战胜利。
快解放的时候，我就辞掉了，用三个月工作换了一部分退休金，失业了，到了爱人的家乡富顺。我爱人叫陈艳君，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富顺中学的校长是我爱人的亲戚，就安排我到女中当英语老师，两年以后当教导主任。我在富顺经过了四个学校——富顺一中，富顺二中，富顺师范、富顺农校。富顺农校的创办是在大跃进时期，为了办大学，就让我筹办农校，办了两三年就下马了。
我从英语教师一直做到教导主任，后来就当校长。1980年代选我当副县长，主管教育。当了副县长年龄到了，就到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70岁以后才退休。富顺定居比较长，南京和成都各自呆了十年。在富顺呆了三十多年。我在学校呆的时间比较长，学生多。学校工作比较愉快，经常关心、帮助困难学生。我一生清廉，没有贪污。
六、人生感慨
我在南京时，鼓楼有个霓虹灯灯塔，上面有总理塑像，还有总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我当时就觉得这话说的好。悲惨世界，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我觉得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我教育我的子女也是这样。我有四个儿女，三个在成都，有两个在当大学教授，两个当报社总编。
我一生经历过几次轰炸，日本人轰炸南京的时候，我胆子比较大，和同学骑自行车到处去看，看到被炸死的尸体在街边陈放。当时学校组织同学防控演戏，慰问伤员。我和几个人去玄武湖，在满湖的荷叶庇荫下坐船看轰炸，著名的空军飞行员有高志航、叶一清等。后来我就和父亲去了武汉，中学还有半年没毕业就到了万县，在乡下呆了半年，保送到金大。当时交通落后，我是坐着木炭车，几天才走到成都，就遇到了大轰炸。成都的地下水高，不能修防空洞，所以一响起防空警报，同学们往往会向华西后坝的农村里跑。有一次我没有去农村躲，和几个同学去竹林，有一个炸弹刚好落到图书馆门前，掉到我们附近，后来没爆炸，学校就用大石头盖了起来。
有一次在南京的时候，我和父亲在南京国民大会堂附近的防空洞躲避，也是一个炸弹下来没爆炸，也是九死一生。
如果不是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也就不会到四川来，我父母也就不会再四川病逝。父亲到了成都以后，贫病交加、缺医少药，因为肺病在重庆去世，53岁。当时没有火化，就先草草埋了，穿个棉衣塞到棺材里面，准备放到松树林里，等抗战胜利后再把棺材运回家。后来一直不太平，后来我妹妹在西南师范大学读书，去找过，已经找不到了。后来我老家的房子烧掉了，弟弟妹妹也先后去世了，所以我就干脆留在成都了。
反右的时候，民主党派是重灾区。其中民盟、农工党问题比较大，我表兄汪曾祺也划成了。真正划成右派的往往都是真正有学问的。大跃进的时候我爱人在农科所当所长，要是哟不同意见就会被打下去。富顺只有农工党。县委书记和我关系比较好，就说民主党派也是进步的。我领导的农工没有一个右派。我弟弟杨汝均是中学老师，无党派，在成都诗坛小有名气，他本来没被划成右派，因为替一个老教授鸣不平，后来就被打成右派了。
我躲过了反右，但是文革没躲过。文革的时候被关过几天，马上就平反了。当了十届人民代表，两届省政协委员。
最高兴的是80年代在北京开政协会，受到邓小平、***、万里、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99年四川省委评选“跨世纪杰出老人”，我是富顺唯一入选的。我一生帮助过困难学生，我受家庭的影响，有个同学父亲是省主席，问我想不想当个县长。我母亲告诫我说干县长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坚决不让我干，没想到斗转星移，当了新中国的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