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民校友口述金陵大学抗战西迁历史
张汉民,1913出生，于1936年7月从金陵大学毕业。1937年日军入侵，因此1936年毕业以后9月份就回到四川。
据张汉民老人回忆：“我回来的时候学校还在南京，因为37年卢沟桥事变对改组还没有很大影响，在37年下半年才开始。金陵大学迁到四川时，日本已经把华北都占了，所以山东齐鲁大学、湖南湘潭大学、金陵大学和其他好多大学都迁到了四川，金陵大学先迁到了成都华西坝，当时华西大学把他们的好多房子、教室都让给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当时的大学教授、专家都住在棚子里，因为来不及修房子。当时教授、学生生活相当艰苦，物价高，很多人流浪到四川来，有的家庭失散了，不过一部分脱离家庭的人有政府救济。
我当时回四川，没有在学校，我在四川省建设厅工作，后来开始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张，重庆开始轰炸.我也离开了建设厅,到了重庆,那时武大(8分50秒)搬迁到乐山,接着通知我去任教,我没去,这时我金大的一个同学是财政部的专员,专门负责四川财政方面的巡查，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就请我给他一路帮忙，专门做经济调查，物价的涨落之类。37年四川大旱，35年36年四川就干旱，连续三年干旱，于是就请我帮忙做旱灾调查，我就从成都一直到了万县下面的奉节县。一方面考察救灾情况，政府拨款的情况，调研时间从2、3月到8月份才基本结束，回到重庆。当时，我大学毕业时的东西都寄存在重庆十字街，一个熟朋友的地方，“轰隆”一下轰炸，我也没辙了，大学几年的书籍、衣服全部“报销”，“报销”完了咋个办？要找个工作，一个朋友是财政部的，介绍我到禁烟督察处重庆分处，临时在那里工作，我又不吃烟，对烟也不熟悉，但是我要吃饭，一搞搞两年。当时工作地点在乐山，乐山大轰炸，好在跑得快，听到二十八架日本飞机轰隆隆的，我们就跑。好在我们办公地点在老城墙旁边，城墙用的久了，就有些洞，有人要去河边洗衣服，就挖了些洞。听到飞机轰隆隆的，我们从洞跑到河边。等到飞机走了以后，回头一看，那一排街边的房子上，人的尸首，肠肠肚肚，太惨，那一次乐山死了最少五千，最少五千，这是日本人欠中国的国债。轰炸以后，这个机关撤销了，撤消了以后我就回到成都，回到成都就恰恰遇到政府调查 ，调查某个城镇，农民究竟负担了多少的社会承重，我就调查了新都、邳县附近的几个县，这个调查持续了8个月，接着旱灾救灾，一直持续的下一年的2月才初步结束。后来，国家很多炼钢厂搬迁到了重庆大渡口，当时缺少耐火砖，为了帮助国家炼钢，我们办了一个美成耐火砖厂，一直到抗战胜利。虽然是私人办的，用还是为了国用。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成都暂时还没什么工作，接着又来到重庆，一个朋友在南充纺织厂，最后到了南充师范教书，这一教就教了19年。四川成立4个行署，***任川北行署主任，我是学习农业经济的，就专门来管农业经济相关工作，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四川合省之后，调到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在财政经济委员会干了半年，文化监改组叫文化局，后来改为文化厅，担任文化厅研究室的工作，直至84年退休，之后在家看书、读报、旅游修身养性。”张汉民老人用了短短二十几分钟便概括了其辉煌的一生。
据了解，张汉民老人父母皆为人民教师，父亲是第一小学校长，在邳县、重庆多个地方的小学都当过校长。母亲也是教师，其母退休时老人才7、8岁。小学阶段就是关在学校里面读书，学校管吃饭穿衣这些事情，父母早上送过去，晚上接回来。读小学的地方就在现在的“浆洗街”。初中高中都是住宿舍，中学在成都的华西中学（初中高中），在学校里住宿管得严，但费用也很低，在校外住，洗澡之类的都要花钱。后来因为个人兴趣报考金大，因为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所以一定要考金大。毕业后，希望找个好工作，当时恰逢抗战时候，有过参军的想法。其同学报考航空学校，在抗日战争中击落3架日本飞机，后英勇牺牲，当时，航空方面牺牲的同学较多。
因老人是三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在这次采访名单中属于较为年长的一位，于是记者追问其大学生活，希望能够了解那个时代大学生的想法与生活。张汉民老人回忆道：“那时的南京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各学校教授也会彼此交流。大家有需要就会相互间聘请过来讲课。当时校规最严的就是金陵大学，学生晚上九点前必须回宿舍，两次不回就会被开除。上课也最严。当时在学校有20个四川同乡，专业、年级都不同。当时一有假期，就会相约去玄武湖等地方郊游。我们当时在生活上比较活跃。毕业后就各走各的了。我估计了一下，我的同班同学都已经不在了。有一个98的去年也走了。一个班就剩我一个人，一个系就剩我一个人，赖着不走。”回忆到此处，看似平淡的语气中无不饱含着深深的失落和怀念。
据了解，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当时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于是记者向老人询问当时农业经济系的学习生活环境，张汉民老人谈道：“南京大学的农业课程，有实习，每一个学生四年中有半年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实验农场实习，取得合格资格以后才能毕业。如果没取到了农场实习的成绩，就拿不到文凭。而且当时考试特别严格，并且经常考试，到了考试的时候考场就设在礼堂，礼堂很小，所以座位比较密集，再加上当时的外国教授，个子非常高、眼睛又很尖。当然在学校也有活跃的时候，例如星期天，学校会组织大家到燕子矶、玄武湖等地游历，平时的星期六晚上，或者圣诞夜，经常会遇到扎着辫子的女学生到礼堂去参加舞会，外国教授很大方，所以上课时学生们都很活跃。有时还会放电影，有物理、化学、农业各个方面与专业相关的片子，
当时我们系主任是个美国人，我刚刚读了一年他就回国了，之后就由中国教授来担任主任，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农经系的乔启明，解放后，他是山西农学院的院长，之后是张文郁担任农经系主任，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博士，我们学校毕业留学的，多半现在就在康奈尔，而且台湾现在经济搞得很好，前后两个台湾搞经济的都是金大毕业的学生。我们四川的老乡当时在金大读书的现在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当时金陵大学有二三十个四川的学生。现在四川科教协会会长，周梦执，就是从金大毕业，从法国留学回来，是居里夫人的学生。还有成都建设管理局的总工程师，以及现在台湾总统府的秘书长也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对了，蒋介石的侄儿也是金大的学生。”说到这里，老人脸上流露出作为金陵大学一份子的自豪之感。
关于选课细节，老人回忆：“除了主要必须学习的课程以外，你可以选，但是选的课程是要和自己有关系的，没得关系的不要去选，比如说农经和社会学、经济学都有关系，都可以选。有些指定你选，有些由得你选。”金陵大学在当时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在管理体系上与其他大学有所不同，老人说：“管理是一样的，关键是更严格、认真，像中央大学，根本就不认真，范围宽了，老师就管不了你，我们这边就比较严格。金大有个规矩，穿衣服一定要穿干净的。中大，中央大学就不管你，管你西装也好，中装也好。金大还有个规矩，再怎么斯文，体育你要及格，体育不及格，你也拿不到文凭。金大有足球队，我当时还是足球队的主力。足球比赛就是和上海的大学，和中央大学整天比来比去。当时上海暨南大学第一，我们大学第二，其他就像是中央大学就是禁不起打。另外我读书的时候，37年（或者是38年）上海全国运动会，我们学校还排球赛、百米赛都参加。美人鱼杨秀群就是在37年上海运动会出了名。当时我还有参加田径赛，当时四川田径赛我是第二名.”
提到卢作孚时，老人回忆说：“我给他做过秘书，后来他到民生公司去了，我也离开了建设厅，他本来是一个小学教师，辛辛苦苦成立了民生公司，很不容易啊！他办了一个三峡布场，他一辈子都穿三峡布场的布鞋，没有穿绸子缎子的东西，生活也很简单，俭朴。为人诚恳、谦和、很有礼貌，作为总经理，他对一个学生都很客气。成功的人是最谦虚的人，最高傲的人是最失败的人。”
问及***时，张汉民老人谈道：“这个人呢，直爽，骂你就骂你，没得客气的，错了就能把你骂的狗血临头，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你工作干得好，他就最喜欢你。工作不好，滚一边儿去，不讲人情。他每天手不释卷，看了就能记着，记着就能用。谦虚，不懂的东西，不耻下问，不管是学生，手下，他都会去请教。”
当问及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历史时，张老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我就遭了撒，我在国民党建设厅工作，禁烟也有我，被打成右派了。没有挂牌，但是把我当成嫌疑犯，下放到农村，属于劳教分子。整整25年，回来都七十多岁了，还能搞个啥子呢？在邳县教书，当时在农村我还算自由，不像其他人一举一动都要被监视。但是就是这样在农村放了25年，一事无成。你说，人的一生，能有好几个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