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关爱后学的耄耋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王立兴教授已在这座校园走过了一甲子又一纪的人生岁月。他亲历了南大中文学科的群星闪耀，见证着南大“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创业精神，也以行动保留着老一辈学者的艺匠诗心，让“至真至诚至纯”的品格流淌在南大中文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南大人永恒不变的精神基因。
王立兴老师深知，每一堂课都是对未来的精神注脚，春风中坐，师生从游，沉潜庠序，问道南雍。他以扎实学问与赤子之心，探求人文学科的真谛，为学生编织通往理想的浮舟，在教学实践中践行着教育兴邦的理想。光风霁月，山高水长，正是因为这样一位位默默奉献的耕耘者，教育强国的征途方能一路繁花、一路高歌。
为而不争，在“筑本强基”中埋头做事
王立兴的家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旁的南秀村，他与夫人吴翠芬教授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简单的桌椅茶几，温馨有爱的全家福，整齐摆放的书籍资料，映衬出老先生朴实而丰盈的心灵。这里离校园尤其是图书馆很近，让他感到“有精神寄托”。
1952年，王立兴与青梅竹马的吴翠芬一同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四年后，吴翠芬成为了免试研究生，师从著名文史专家胡小石先生，而王立兴留校成为了助教。“我是当时古代文学教研室唯一的一位党员，虽然年轻，但很多事情都要挺身而出、敢担当。”王立兴回忆道，文革结束后，系中教职人员缺乏，新老交替青黄不接，他就行政事务、教学任务、学术事业三手抓，虽然很累，但也“逼”着自己做了很多实事。
在王立兴自述中，编写教材始终是一条重要的主线。上世纪60年代，王立兴曾受命协同陈中凡、汪辟疆两主编编撰《中国历代小说选》部编教材，并曾两次代表主编赴京参加文科教材中文组的教材研讨会。编写组经过两年的努力，全稿已完成，因文革开始未能付梓。虽是憾事，但也为他后来的教学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系里经费困难，甚至不足以购买朱东润繁体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学生上课没有教材怎么办？我们决定自己动手编一版简明教材。”担任系古代文学教研室负责人的王立兴牵头联系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的同行，凝聚了十三所院校相关教师合力编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选材248篇，分上、下册，终于于197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又于1982年出版了增订本，选材412篇，分上、中、下三册。彼时还是讲师的王立兴并未曾想到，这本教材竟累计付印了上百万套，对全国古代文学学科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教委（教育部）将此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和学生高考的必读书目，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成人教育都以之作为教材。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出版界有识之士评价：“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在编写作品选同时，王立兴在系领导支持下，联合十三校，提出“趁热打铁”，再编一套《中国文学史》，他一人就承担了“清代诗文”一章和“近代文学”一编共十万字的编写任务。定稿会议在江西进贤召开，会后决定他一人进驻南昌，花了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全书的通稿定稿工作。此书于1979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光明日报》曾著文报道，称：“这是文革后全国第一部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它既吸取了解放后出版的其他《中国文学史》的优点，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
1982年，王立兴又接到了国家教委（教育部）发来的副主编聘书，要求协助主编程千帆先生完成留学生统编教材《中国古代文学英华》的编写任务。王立兴辞去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此教材由国家教委集结九院校参加编写，并于1982年9月在厦门大学开了编写组会议。王立兴参加了教材的选目、编注、定稿及全书体例的统一工作。此教材1984年8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年、1988年两次再版修订，都是主编委托王立兴完成的。1985年8月，由国家教委推荐，王立兴代表主编和编写组参加了北京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将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介绍给国外：对外汉语教材〈中国古代文学英华〉的编写和使用》（此文随后发表于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编的《文科教材建设》1986年创刊号）。此书曾多次参加国际书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和留学生的欢迎。1985年此书获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荣誉奖，1997年由香港中华书局翻印出版。
回顾以上教材的编写历程，王立兴真诚地说：“这是集体的力量，是奉献的力量。毕竟一个人，一个学校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工程的。”
相比起个人著述，集体创作并不易为一己成果添彩，但王立兴深知编著教材是筑本强基的事业，对学生建立知识体系、培育人文素养意义重大。“我们做学问、教书的风气就是这样，心态很平和，为集体考虑，为而不争，讲究奉献。”王立兴说。
承志践诺，在滋兰树蕙中传承薪火
“欲把金针度与人”，这是王立兴为先师胡小石《楚辞专论》所作全录纪言的标题。“金针度人”是中文系师生从游的传统，也是学术真火燃烧不息的密码。
王立兴与夫人吴翠芬是胡小石最后一次讲授《楚辞》的聆听者。吴翠芬是课代表，负责师生沟通。她的笔记记载了胡小石先生文理兼具、旁征博引的生动讲述与独到见解。然而，胡小石先生述而未作，后遇特殊年代，手稿资料散失。“太遗憾了，”王立兴感慨道，“我的老伴一直珍藏着两本‘楚辞专论’的笔记，期望有一天能整理出版。”
改革开放后，吴翠芬教授由于外派工作、赴美讲学等事务迟迟未能将夙愿付诸实现，待计划动手时，却被病痛缠身。在罹患癌症后，吴翠芬取出这两本宝贝般的听课笔记，为自己无力整理而叹息。见此情景，王立兴宽慰道：“等你身体好后，我协助你一同整理，不会让恩师的楚辞研究成果在我们手中湮没……”谁知吴翠芬一病不起，于2014年溘然长逝，留下这份未竟的心愿，成为了遗憾。
彼时，王立兴先生已至耄耋之年，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左目因黄斑裂孔已经无法辨认文字；右目仅存0.3的视力，令他无法借助现代科技之便，唯有依靠手中笔墨，一字一句地书写着老师的心血与妻子的心愿。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无论是家人还是挚友，无不劝说他放弃。然而，王立兴却以坚定之志回应道：“承诺的事，我是铁了心要完成的。这是责任，也是情怀。”
历经三个春秋的不懈努力，王立兴三次改写文稿，终将胡小石先生的《楚辞专论》整理完毕。初稿，他一丝不苟地誊录下吴翠芬的笔记；第二稿，则是逐字逐句、逐章逐节地核查资料，并详加注解；至第三稿，他对全文进行了润色与誊正。该书在出版之前，更是经过了五次严谨的校对。胡先生关于《楚辞》的精辟见解能够最终付梓成书，离不开王立兴矢志不渝的信念与努力。
“每一句话、每一条注解都需要回到原文仔细校对，生怕出一点差错。”王立兴感慨到，颠簸不易、孜孜矻矻的过程终究迎来了令人欣喜的结果。据女儿王火青回忆，为整理此书，父亲“排遣尘世之俗虑，求得一片虚净天地，不急不躁、不气不馁、不争不显，为敬仰的恩师与挚爱的伴侣留下学术与人间记忆”。
做学术，有傲岸风骨的垂范；育后生，有爱生如子的关怀。在王立兴的回忆中，中文系的老先生们都很擅长育人：程千帆在学术上对学生“很严格”，培养了一批优秀后学；胡小石注重“授人以鱼”亦“授人以渔”……“金科玉律真师范，化雨春风入我庐”，南大老先生们的言传身教给了王立兴“何以为师”这个问题的答案。先生给予后学的，是如清风朗月般高洁的人格影响，亦是通往教育强国道路上的一座灯塔，照亮了他的前行征途，激励他培育新一代的栋梁之材。从1956年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助教开始，王立兴就一直在和同学们打交道，将“平等”“博爱”“宽容”“鼓励”作为教书育人的关键词践行至今。提到王立兴老师，学生们也总是感念于他的温和、亲切、认真与宽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立兴与吴翠芬的学生成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学生们都叫我的老伴‘导师妈妈’。”王立兴笑道，“就算过了这么多年，学生和我们还是很亲密。每次回到南京，他们还是会特地来家里看我们。”
同频家国，在永怀感恩中初心不改
在王立兴的人生轨迹中，他的重大选择与生涯发展，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崇正中学男女合校的时代背景下，王立兴与当时还是同学的妻子吴翠芬共同步入了高中阶段。不久之后，他们二人均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成为了学校首批共青团员。吴翠芬坦率聪慧，积极大方，很快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而热心踏实的王立兴则成为一名团干部，两人同属一个支部，因此有了更多的交集与机会。
彼时，抗美援朝的烽火燃起，为了报效国家，二人怀着满腔热忱，一同报考了军干校并通过了体检。然而，正当他们准备踏上新的人生道路之际，市委学工部部长亲自找他们谈话，告知因工作需要，学生干部不能都去参军，组织决定让他们留在学校，继续为团和学生会的工作贡献力量。“于是，我俩就服从安排，继续留在了校园，紧密合作。要知道，我们当时只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啊！”王立兴回忆道，在那段充满挑战的日子里，尤其是在教会学校内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两位青年总是彼此协商，默契配合，共同应对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组织赋予的各项任务，也在实际行动中深刻体会到了“爱国”“责任”与“担当”的真正含义。
王立兴曾以妻子的两次人生重大转折，观照时代的巨变——一次是1949年家乡的解放。她曾满怀深情地对孩子们说：“如果不曾解放，我不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难想象我会成为一名大学的人民教师。”另一次是1982年的出国讲学，她说：“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我一个初中英语水平的人，经过努力，跨出了国门，不辱使命，并由此看到了一个鲜活生动的世界，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坚定了自己信守的方向。”
王立兴亦是如此，潜心求学、教书育人、沉潜古籍多载。回想年轻时，志在离开校园，身着戎装，这固然是一种保家卫国的豪迈；而后坚守南雍，留驻于书桌、讲台与书本间，皓首穷经终不悔，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报效家国的赤诚呢？这些经历筑铸了生命的底色，这些故事亦诠释了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重视与培养。一位位“王立兴”们，满怀着教育理想，将这份爱与责任，化作绵延不绝的力量，传递给了每一位学生，续写着教育强国的篇章。
老骥伏枥，在接续奋斗中润泽后学
由于青少年时期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又加之工作后与学生们走得很近，王立兴对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总有着格外的关怀。“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拥有强健的体魄。我和老伴都是体育爱好者，我年轻时还是校足球队的运动员嘞！”年逾九旬的王立兴精力丰沛、坚持运动。无论是充满活力的青春岁月，还是充实的退休生活，他都保持着强体健心的习惯。
虽然已经离开讲台多年，但他对学术前沿的敏锐和热情丝毫未减，仍积极地倡导与推动着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为《全清小说》这部“硬骨头”总集的顾问，他坚持每日读书、写作与思考，并将这份“功底”追溯到了学生时代。“一开始我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古代小说，但因为基础打得扎实，‘转型’还算顺利。”得益于南大讲求广博与专精并重的文科教育理念，加之自己的勤奋与努力，王立兴“下沉”研究小说得心应手。由于这段经历，他深感“把基础打牢打宽”的重要性，也期望着新一代年轻人脚踏实地、拓宽眼界，用不断的学习进步来应对时代变迁与科技发展，成为祖国需要的人才。
“我们读文科的同学，一定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看书后要动笔、批判性思考，从书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的见解。在生活和学习中，要自强、自立、自信，培养批判精神、质疑精神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出于对母校的热爱，出于对青年人的关心和支持，王立兴在退休后仍然心系校园，多次来到青年师生们中间，为他们讲述校史故事与个人经历。生动的故事、真挚的话语、诚恳的建议，成为了许多南大中文人的校史教育“第一课”。
2024年，是南京大学文学院110周年院庆，《胡小石文集》的重新整理也提上了日程。虽然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年轻人的手中，但作为编委，王立兴仍感重任在肩，仍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故纸堆，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在家中的相关书籍里，王立兴留下了工整详实的笔记便签，详细记录着错漏之处或意见建议，他希望此番再版能够尤其重视胡小石先生的书学、楚辞学和文学批评史遗产，以告慰先师、惠泽后学。“我能够做到问心无愧。”王立兴语气温和而坚定。
“做人要纯朴、待人要真诚，保持内心的纯净，以坦荡之心面对世界，这样才能活得心安理得，享受自由。”王立兴是校史钩沉的见证者，也是南雍故事的创造者，更是躬耕中文世界的奋进者。在他的讲述里，我们能读出甘于寂寞的坚守，金石为开的热忱，潜心育人的大爱，更能回溯老先生们遍植兰蕙、广树桃李的育人之功。芳华百廿，弦歌不辍，躬耕教坛，强国有我，七十二年的南大岁月就是王立兴最鲜活的“故事簿”与“纪念册”，“读其书，传其业，效其人”，他用这些永不褪色的老故事，摆渡年轻的一辈至最深沉厚重的历史故实中，鼓舞他们读懂南大，读懂中国，回应属于自己的时代之问。
（文/梁罗茜，采访/南京大学文学院梁罗茜、谢琳欣、张劲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