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裕光，浙江人，1893年出生，1905年入汇文书院（金大前身）附中就读。1911年入金陵大学化学系，1915年毕业后又专攻国学文史等课程一年。1916年以优异品学成绩毕业，由学校资送美国深造。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曾当选为留美学生月刊总经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国学生会会长并兼美洲赈灾运动中国委员会主席。
1922年陈裕光返国，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主任，并曾兼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由于工作关系，他与蔡元培、范源濂、马叙伦、陶行知等交往甚多，并且共同商讨教育问题。陈裕光深受“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影响，除认真教学外，还积极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科普工作，并主持编译《科学与世界改造》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曾有意聘请陈裕光出任北师大校长，但他当时不愿长期从事行政工作，遂借探亲为名重返南京。由于他在北师大已初步显示其学术水平，所以金陵大学立即聘他为有机化学教授。1926年文理科长（相当于文理学院院长）夏伟思（Mauds T.Sarvice）返美，遂由陈裕光接任。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和反对基督教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外国教会和教会大学成为攻击的对象。除金女大以外，所有外国人住宅都遭到抢劫和焚烧，有6个外国人被杀死，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事件发生后，外籍教职员全部撤走，留校学生只剩下100人左右。校长包文此时已萌生辞职返美意念，送经由校务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九人委员会，在董事会领导下临时管理金大。这个委员会全部由华人组成，并推选过探先（农科主任）、陈裕光（文理科主任）负责召集。稍后包文辞职，南京国民政府又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9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决定由陈裕光出任校长，这是金陵大学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校长。
陈裕光担任校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但同时更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因为他本来就是美国教会和包文属意的继任者，所以1928年3月金大董事会在纽约开会，正式来电“对选举陈裕光为金陵大学校长的公告表示欢迎”。全校师生员工反应更为热烈，9月18日举行欢迎陈裕光校长大会，师生纷纷发言，对他的人品、学向极为推重，并希望“发扬光大本校之前途”。下午开新闻发布会，由学生会代表宣布：“金大原为教会学校，一切行政皆操外人之手，经同仁努力奋斗，已将本校教育权收回，华人任校长，为本校创举。此后本校将进而为中国化、革命化之学校，深望新闻界予以相当之援助”。革命化当然是年轻激进学生的一厢情愿，但中国化确实从此加快了步伐。
陈裕光就任校长以后，首先就是向国民政府大学院为金大呈请立案，1928年获准后成为国内第一所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紧接着便是根据政府注册条件，改组校董会并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行政主管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中国教职员工人数也日益增加。尽管校董会仍任包文为顾问，但由于他多病，卸职后即回美就医疗养。直至1937年3月才应陈裕光之请重返金大，除备咨询外并教授英美文学史。暑假包文居北戴河休养，七七事变发生后，因南北交通隔绝，遂经朝鲜返美，此后再未来华。包文对金大前期发展贡献很大，可以说是已经奠定了金大成为名校的最初基础。他离职返美后对中国和金大仍然一往情深，关怀备至，但他不再对学校行政作任何干预，这就为陈裕光行使校长职权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1930年，按教育部规定，金大将文理科改设为文、理两个学院，农林科扩充为农学院，于是文、理、农三院综合性规模初具。同年又得美国霍尔基金60万美元资助，设立直属校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1936年开始招收历史、化学、农业经济三个学科研究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进一步开展科研活动，金大遂进入较高的办学层次。
抗战爆发以后，金大被迫西迁，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大学校园艰苦办学，由于全校师生员工在陈裕光领导下团结奋斗，金大不仅迅速恢复正常教学、科研，而且还在许多领域取得明显进展。所以学校发展甚快，到1948年，也就是金大建校60周年，全校文、理、农三院共有22个系、4个专修科、7个科学研究机构，在校学生有1100人，已成为全国规模较大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之一。
从1927年11月到1951年学校改组，陈裕光担任金大校长有24年之久，是教会大学中任期最长的华人校长之一，金大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达于鼎盛。因此，研究陈裕光的办学理念当可使我们得到多方面的启发。
二
陈裕光出任金大校长以前，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有过校、系两级行政管理经验，担任金大校长期间又曾四次出国考察，研究欧美和东南亚的高等教育制度。1929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奖章，1945年南加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育博士称号，可见他在高等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深造诣。
陈裕光是务实而又谦虚的学者型大学校长，他的办学理念主要体现于实践之中。初步检索他遗留的有关文献，直接而且集中谈到自己办学理念的似乎只有两处：一是在金大举行6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是他晚年有关金陵大学的回忆。
根据有关文字材料以及本人在该校攻读期间的亲身感受，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陈裕光办学理念加以考察。
第一，把大学定位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他在金大60周年校庆的大会上讲话，开宗明义就反复强调：“回溯本校为外籍校友所创立，因此以沟通中西文化，介绍西方之新进科学，为其自然的特点，而文化亦因沟通，而更加发扬。本校对此宗旨，始终未渝。……即本人自办学以来，亦一再与本校同行与同学畅谈本校办学方针，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本人曾于（民国——笔者）32年6月在成都华西坝五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云：‘五大学之共同职志，乃在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1934年1月，他应邀赴美，曾与《组约时报》记者谈话，乃以沟通中西文化，为今后办学之方针。返国后，亦以此项意见告诸同学云：“学术本属国际的，希腊的哲学早已传诵全球，近代的科学不分国界，到处研究。可是中国的学术，至今还没有特殊进步，更不用想在国际上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所以本人此次出国，目的也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换学术研究，使本校的学术标准有所提高。此盖东西之文化各有所长，如能相互发明，则世界上文化更见灿烂光辉。”可见此种定位不仅着眼于学校，而且还着眼于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学术发展。
国际化本来是教会大学的共同特点，如在美国纽约等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取得美国对应大学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任何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等等。但是金大则是从正式创立之日起，就强调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所以陈裕光在上述讲话中特别提到金大创办人福开森与首任校长包文的先导作用。福开森曾在1929年6月从北平来金大参加校董会，会后对学生发表演讲说：“中国自秦统一文字，数千年来，文化事业，代有进步。就研究书画之古籍一端而言，合美、英、德、法所有者，已不及中国一国之多。……昔日学生英文程度皆佳，有能任意用英文作文谈话者，然若令其改用中文，则转病不能，是失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民而不自觉其耻孰甚。”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诚学生：“中国非欲多添徒穿西服之青年也。”为了增添金大的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并便于教学研究，他曾在建校40周年把自己珍藏的939件文物赠送给该校。包文校长则始终认为：“既以志在为中国兴教育，则主张学校终当中国人主持之。”他常对学生说：“此汝等之学校，我辈权为管理，汝能自立，即以之付汝矣。”专为外籍教职员学习汉语创办的华言科（亦称传教士培训中心，）其宗旨即是：“为西教士学习汉语及培植对于中国文化及国人正当了解与态度。”当时社会上盛传金大学生“著于英文”，包文得知后慨然曰：“金陵所造就者专门人才也，英语不过其工具耳，后数稔当知之，然不可不一新国人耳目，使知非偏重英文也。”此后乃筹设国文系，继又成立国文专修科，增添全校国文必修课，大量购置国学书籍，堪称开教会大学风气之先。
陈裕光对于两位先驱的办学理念不仅有所继承，而且大有发展。由于金大已率先在教育部注册，接受中国政府有关政策法令指导，加以教会内部也有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民族主义浪潮猛烈冲击下认识到自身调适的必要，“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呼声逐渐高涨，陈裕光对于自己的办学理念更增强了信心。1930年金大正式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其宗旨为：（1）研究并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2）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3）协助本校文学院发展关于本国文化之学程，（4）供给本校师生研究文化之便利。
中国文化研究所创设之初即成立执行委员会规划所务，徐养秋为主任委员，刘乃敬、贝德士、刘国钩、吴景超等为委员。并设图书委员会，以研究员李小缘、贝德士、刘国钩等为委员，办理图书选购等具体事宣。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并不限于本校教师，校外绩学之士经延聘参与工作者，有商承祚、徐益棠、黄云眉、陈登原、王伊同、刘铭恕、刘继萓、吕叔湘、吴白匋、史岩等，分别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族学、目录学、语法学的研究。该所是金大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单位之一，入学考试课目除中西通史、中文、英文外，还有第二外语之要求。其他理科、农科各研究所招生考试亦有国文课目，可见金大对学生中西兼通的殷切期望。
当然，金大对于英语的重视仍然是一贯的。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英文要过五道关，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教学方面，除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用中文外，其他课程一律采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的术语和啦啦队的呼号也无例外。因此，金大学生英语水平较高，在30年代华东四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之江）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上常获优胜。而且与辩论对手的西装革履正好相反，金大参赛学生一律长袍马掛。所以陈裕光晚年还不无自豪地回忆说：“在金大20多年，从未穿过西装，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装”。服装虽然是生活小节，但在当年崇洋风气弥漫下，能够如此独行其是实属难能可贵。这大概正是为了要培育真正能够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才，不为中国“多添徒穿西服之青年”的表现吧。
第二，教与育并重，把陶养学生品格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陈裕光在金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说：“教育二字，包括二种意思，一为数导学识，一为陶养品格。二者并重，不可或缺，若仅有学问，而无人格，则于事于人，无所裨益。故本校除启发知识外，亦常以琢磨品性，闸明宗教伦理为职志。”
陈裕光这一理念与其前任一脉相承。包文1925年曾撰《金陵大学之近况》一文，强调指出：“吾人深信教育之首要作用在养成高尚的品格，而宗教实为培植智仁勇公民之要素。本校虽为教会设立，但不强迫任何学生皈依教门，但愿尽吾人义务，使学生明了各种教谛，应将来作自由的选择。”金大的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导师来做，“学生在校时其学业思想及行为均应由导师负责指导，出校后原任导师仍应与学生间保持密切接触。”当时各系学生人数不多，所以师生关系比较密切。例如历史系贝德士等老师，除在课堂上诲人不倦外，还常利用周末邀请学生到家中茶叙，于家常休闲中给学生以心性熏陶。
金大的品格教育主要不是靠讲大道理和做大报告，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于校园文化的整体之中。即以该校正式颁布的《学生仪节》这一文件而言，对社交活动的各种细节均有具体介绍，并说明“此仪节系按西国之风俗人情而作，然其大意亦不外尊重他人权利与思想耳”。说的是礼仪，而德育即暗寓其中。金大固然强调导师的身教言教，但更为重视的乃是学生的自我教育。其学生自治会第一章总则即宣布：“本会以发展生活自治，培养人格自尊，维护学术自由，增进学校与同学之联系为宗旨。”金大的学生社团生气勃勃，1934年12月仅在训导处核准备案者就有37种，此外还有许多基督教团契，都为学生自我修养与互相砥砺品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第三，倡导教育为社会服务，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
金大历任校长都强调大学应为社会服务。1919年9月，包文在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关心的问题水远是，我们怎样以积极的方式去接触民众的生活。作为教员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奉献，而非索取；作为教义的原则，我们生存着应当给予，而非得到；在个人的生活、工作及大学的合作中，我们越是将这种精神贯彻到我们的实践之中，我们也就愈彻底地为这个时代服务着，也就愈加深入地在人们中间宣扬了天国。”
10年以后，即1929年，福开森也对金大学生说：“夫诸君当今所处之境，必曰不如某也。然试观中国内部乡村之情形如何，诸君诚有幸福者。则当努力求学，为国家社会谋福利，中国非欲多添徒穿西服之青年也。”
在30年代和40年代，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把自己的办学宗旨确定为“为上帝服务和为社会服务”（Serve God as Well as Serve the Society）。毫无疑间，原始驱动力当然属于宗教方面，但也不乏有识校长懂得为什么和怎样去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所以，1948年11月，陈裕光在60周年校庆大会上总结说：“教育非仅求知，乃所以加强服务意志，锻炼耐劳刻苦精神。教育本身，并非仅以增加知识为已足，而在作育人才，济世惠民。所谓：“非我役人，乃役于人”，由小我而推及大我，变利已的思想，而为利他的思想。……总之，本校办学以来，除沟通文化外，亦常勉以为学问而致力，为修养而淬励，为和平而奋斗，为服务而尽力。”
在实行”三一制”与为社会服务方面，成绩卓著者首推农学院。其前身农林科，本来就是在孙中山、黄克强、张謇等各界知名人士赞助下，为改进中国农业创办的，1928年正式扩充为农学院，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为农业改良作出许多重大贡献。到1937年，农艺系已拥有实验总厂1所、分场4所、合作场8所、区域合作试验场5所、种子中心区4所，其中仅南京总场即有农地1,700余亩，可见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宽与辐射力之强。金大2905号小麦等改良品种的育成与推广为该系最具代表性的成绩。森林学系在南京亦有苗圆38亩、合作林场2000余亩，在造林、管理、利用等方面都获得学理与实践两方面的显著进展。农业经济系的重要贡献是对农家经济的调查分析，由卜凯主持的在7省17处2866个农家调查基础上集体撰著的《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一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学术声誉。1929年以后该系又转入调查中国土地利用，并且结合人口及食物消费的调查研究。此项工作历时9年，总共调查全国22省、168地区、16786亩田场及382,560农家，编成论文集、地图集、统计资料集三巨册，且为中英合刊。此外，该系还接受政府委托，从事过水灾、战争损失方面的重要调查研究。其他园艺、植物病虫害、农业教育等学系，在社会服务方面都有斐然可观的成绩。农学院还设有推广部，起初是在安徽和县设立乌江推广实验区，抗战西迁后又在四川先后设立温江、仁寿、新都3个推广实验区。该部特重电化教育，曾制作影片100余部，幻灯数十套，广泛放映、发行，向全国推广应用，还有各种推广标本模型，在农业科学普及工作方面成绩亦大。
在文学院中，社会学系的社会服务工作开展最多。该系曾两度对雷、马、屏、峨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并创设边疆社会研究室，出版《边疆研究通讯》（双月刊）。从1939年开始，该系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合办多项事业，如举办工合干部人员训练班，为各地工业合作社筹措生产任务。该系史迈土教授曾多次前往重庆、兰州、陕西作工业合作方面的讲演，并根据教学经验编印《工业合作》一书。经济系师生于1938年暑假即已分往自贡、嘉定、重庆、灌县等地作经济调査，第二年暑假再次前往温江、乐山、犍为、峨嵋、嘉定、资中、江津等地作更为系统、详尽的调查与报告。历史系也不甘落后，1944年受教育部委托在成都举行史地讲演周，前后共计10讲。“合抗战时期需要，听众极感兴奋，每次听众约在数百人左右。”该系还与理学院合作，摄制中小学教学幻灯片，用以普及历史教育。当然，历史系教授中服务社会贡献最大者首推贝德士。他在金大西赶后奉陈裕光命留守校园维护校产，并与社会系史迈士、植物系林查理诸教授，参与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金陵大学校园遂成为城内最大的难民营，收容流离失所的难民数万人。他们除日以继夜奋不顾身救护难民并不断向日本军方申诉抗议外，还通过各种形式逐日逐人逐事记录日军烧杀淫掠等各项暴行。这些文献已成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同时，他们在贪梦凶残的日军的控制下，还组织训练了一批社会调査人员，花费3个月时间，编辑出版《南京地区战争损失，1937年12月－1938年3月》一书，主持此次大规模调査的史迈士，就是运用了前此参与农经系对于水灾与战争损害两次卓有成效调査的经验。在南京沦陷期间，贝德士曾深入调查日本当局利用毒品贸易毒害与掠夺市民并写出详尽报告，此外还撰写《南京地区粮食调査》《南京人口》等著作。
三
陈裕光并非一个雄才大略的强势校长，而是一个敬业乐群默默耕耘的实干家。他在金大之所以能够赢得众望并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大没有如同司徒雷登那样的外国强人，陈裕光遂得在名分与实际两方面都能体现为一校之长。就他在职期间而言，外籍主要教职员任事最久且声望最高的当数贝德士，但此人亦属谦虚朴实、敬业乐群的实干家。他对中国校长相当尊重，对中国文化和道德更为理解。他在抗战后给美国教会的一个报告中指出：“我们教会大学曾为战时服务作出空前绝后的奉献，没有必要悲观失望．但我认为，我们在从事有关中国人的各项事务时，应当遵循一个准则。我们所有的人必须向中国学习，而不是中国向美国学习。无论如何，我们的中国朋友们会同意，中国道德最强大之处，是它的忍耐与承受苦难能力的品质。他们从这种品质不断适应环境，创造新事物，并战胜环绕着他们的重要困难。”“我们能否对中国人民的道德作出任何贡献，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开辟思想与行动的新路的品质。这绝非靠此间或教会对中国行政人员发号施令：人们必须如此做。应该是通过极为真诚的那种合作。”校内绝大多数外教职员的支持与爱戴，使陈裕光即使在面临外国教会较大压力时也没有后顾之忧。二是陈搭光在学术与品德上焕发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他在晚年所总结出的“共和精神”。“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两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自已选课方面的学分制，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所谓“共和精神”实即民主精神，也就是共同参与、集思广益的一种工作方法。实际上，第一任金大校长包文已经为此树立了榜样。《包文先生传》云：“先生为人静肃威重，豁达有容量，乐善泛爱，待人和易，而出于至诚。凡学校钱财之出入，事业之举办，一以会议决之。与会者使各畅所欲言，遇争执不相下，则以片言折之无所私循，争者悦服，事以立解。”我们在陈裕光的身上不难看见包文的影响，所以金大同事称之为“踵益其美”，即将共和精神扩大到整个教学与学生管理。
所以“景唐（裕光字）先生”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衷心爱戴，同心协力度过了许多严重的难关与转折。正如一位校友所回忆的那样：“陈裕光接任校长后，以其渊博之学识，成熟之领导技能，有条不紊、克己谦恭、和蔼真诚之道德情操，身教重于言教之治校作风，主持校政。……他以谦虚谨慎之态度，迈开了改革步伐。”
但是陈裕光并非一般的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他具有远大的抱负，同时还有勇于任事的魄力与克服国难的毅力。在这一点上他也很像包文，《包文先生传》云：“先生勇于任事，尤其卓识远见。凡事先立大计于胸中，规定其步骤，计虑周详，巨细无所遗。及计划定，即施行，无犹豫顾忌。虽遇挫阻不阻丧，终奋勉尽力以底于成功而后已。其行事皆若此，数十年如一日也。”当然，陈裕光并非纯然萧规曹随，他为金大设定的“大计”可能已远远超过包文的预期。在金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他公开透露了自己的心声：“在民主国家内，除公立学校外，应有私立学校与之并存，与公立学校相得益彰，同为学术而努力。如世界著名的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私立大学，均有学术声誉，且为国际间称颂之最高学府，本校同仁亦常以此相勉。”可见他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要把金陵大学办成国际称颂的最高学府。但他又是脚踏实地，事事根据国情校情，以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他绝不贪大求全，而是突出重点，首先办好农学院，并首先从此享誉于海内外，使金大处于国内大学的前列。金大农学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不仅在1949年以前效益覆盖全国众多省区，而且在1949年以后亦泽惠于两岸农林事业的振兴。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和现实。
由于人所共知的国内外原因，金陵大学终于在1951年宣告终结。这不是金大本身的过错，更不是陈裕光所应承担的责任。无论如何，金陵大学已经存在64年，其业绩，其影响，在历史上都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金陵大学的历史，包括陈裕光校长的办学理念，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笔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并作为借鉴。
（文/章开沅，本文原载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廿周年纪念文集》，转载时编者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