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孙文郁，1889年3月11日生于山西宁武县东寨村。由祖父孙致昌取名文郁，字绍周。1981年11月27日病逝，享年83岁。
1919年，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山西省立五中，同年考入山西大学。山西省政府为了改变山西落后面貌，选拔一批优秀学子公费到外省深造，父亲被选送到南京金陵大学学习农科。同时被选送的还有乔启明、王谖、任承宽、李映真、郝钦铭等。从此确定了父亲终生从事农业科学的远大目标。
父亲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科，以成绩优秀留校任助教。以后由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农业经济系主任、农业经济研究部主任、代理农学院院长，对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一向治学严谨，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农业经济学科有很深的造诣。生前著述甚丰，影响较大的有：《农业经济学》（金大农学院必修课主要参考书）、《农业经济调查》、《农场管理学》、《人口食粮与土地利用》、《农家记账资料》（由农业部加印发给农民使用）、《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研究》、《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豫、鄂、皖、赣四省之棉产运销》、《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与运销》、《日本小麦之生产与进口》（英文）等。金大农经系历年出版的有关我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报告为数甚多，其中大多数都有父亲付出的辛劳和精心指导。父亲十分重视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强调：“调查研究工作对于理论之验证，实况之认识，与夫新观念之启迪，均有莫大之助益，盖不明实况则不足以发现问题；不明理论则无由证实问题之是非。结合理论与实况而归纳研究之，则新理论、新原则、新方法可循此而得。”
1928年，在金大农业经济系全体师生通力合作下，父亲组织调查了7省17个地区中2866户农家的生产和生活。农经系主任美籍教授卜凯在此基础上主编英文版《中国农家经济》一书，1930年由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出资，商务书馆出版，深受海内外学者重视和赞许。
1928年冬，父亲由金大推荐，应太平洋国际学会粮食研究会邀请，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协助艾斯堡博士研究“东方粮食消费之趋势”；同时，去康乃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1930年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后，父亲回国继续在金大任教，并主持“土地利用调查”的科研课题。自卜凯教授主编的《中国农家经济》出版发行后，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金大对中国的土地利用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卜凯担任总调查主任，调查工作分区进行，由孙文郁、乔启明、崔毓俊、杨蔚等12位老师任分区主任，汇同农经系全体师生，并特聘一批社会上专业人员参加，先后共调查22个省、168个地区、16786个农场、382560农户，人员之众，调查内容之广、经历时间之久，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由于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经历种种困难险阻，前后历时9年始告结束。1931年卜凯和乔启明同赴美国进修，调研工作由父亲主持进行。
1934年，卜凯教授应美国财政部召唤回国，由父亲接任金大农经系主任，主持教学和科研工作。
1935年，父亲因主持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由乔启明教授接任农经系主任。
1936年6月，教育部核准金大成立“农科研究所”和“农业经济学部”，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开全国之先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实业部、农林局相继委托金大农科研究所开办“农业经济技术人员训练班”，培养更多的高中级农业技术人才。父亲在当时力排非议，坚持招收第一个女性研究员陈兰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突起，风云紧急。分布各地调查人员被迫撤回南京。这时南京也屡遭日机轰炸，教学与科研无法进行。不得已，金大教职工及家属开始向武汉逐步转移。直到1938年，在学校统一安排下，迁到成都华西坝，才逐步恢复教学与科研工作。
1941年，历经9年调查研究的《中国土地利用报告》在成都正式出版。这项调研报告完成后，经过卜凯加工整理，编成论文集、地图集、统计资料集3大册出版，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各大图书馆纷纷收藏，成为研究农业问题的珍贵文献。
1946年1月，金大在成都华西坝召开庆祝会，庆祝金大农经系成立25周年、农业经济研究部成立10周年，祝贺孙文郁教授任教20周年。
1946年，金大师生员工分批返回南京。回到南京后，我家仍住在小粉桥金大小桃园宿舍；抗战前我们就住在这里，也是抗战八年中我们一直思念的地方。
1948年冬，由于金大农学院院长和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离开大陆，经金大校委会决定，由父亲代理农学院院长。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父亲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会后，经中央决定，调父亲去北京工作，到农业部计划司任副司长，主持工作（长期无正司长）。
我们全家在父亲教育和影响下，一向追求真理，同情革命，接受进步思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同情并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南京解放前，父亲积极参加护校活动，迎接解放。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年代，父亲支持3个子女参加革命。大哥孙格生和我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哥分配在二野军政大学，我参加四野十二兵团。解放后不久，大弟孙棣生也参军，长期在军委总参工作，直至退休。大妹葆生和小弟运生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人民教师和专业干部。
父亲自1919年进入金大农科学习，在金大度过一个甲子，金大农经系成为父亲生命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这几十年中，是父亲生活中最舒心的时候，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出成绩、著作最多的阶段。对于我们子女来说，这段时光也是最难忘、最温馨的，值得永远怀念和回忆。
1954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任命，父亲由农业部计划司调任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副院长，和徐觉非院长齐心合作，共同筹建农机学院。他们先在北京德胜门外选定校址，请了一位俄国工程师负责设计学院主楼。在选用墙砖时，选用了一种名叫“钢砖”的砖，强度较高．表面可烧制成玻璃状，既耐用又美观，这使父亲高兴极了。学院主楼建成后，风格雍容华贵，俊秀大方，颇有儒雅之风。人们喜欢在主楼前拍照，也成为一些电影的外景地。
在建校期间，父亲经常深入工地，有时就住在工地上，与工人一起生活，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于他深入工地建筑的各个环节，节约了不少资金和建筑材料，以后为学院增建了一座楼，人们称之为“节约楼”，用来开设工农速成中学。全国第一批女拖拉机手梁军就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以后成为文武双全的农业机械化人才。
父亲一向工作认真，作风正派，教学有方，刚正不阿，严于律纪，诚以待人，不苟言笑，言多中肯，言必诺，诺必信，在文化教育界很有影响，被选为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保密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法院陪审员。
但文革期中，他和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知名学者一样受到冲击，工资被降为15元，父母二人只有30元，根本不够最低生活费用。家中电器等设备全部“上交”，最后被赶出家门，搬到指定的狭小住房居住，室内除两张单人床外，什么也放不下，家俱等只好堆在露天院中。特别令人心痛的是，大批珍贵书籍文献资料堆放在露天平台上，任凭风吹雨淋，损毁严重。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破坏！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己年届80的父亲和缠成小脚的母亲竟被强迫下放到河南博爱县农场劳动。二老竟凭坚强意志，熬过了这几年的磨难。粉碎四人帮后，终于回到北京、回到学校，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
文革中父亲被莫须有地强迫带上“美蒋特务”“历史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3顶大帽子，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回到学校后，前两顶“帽子”正式平反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本来就无法律依据，随着拨乱反正，也就自然取消了。但对此父亲却一直耿耿于怀，曾不止一次念叨：“说我是资产阶级可以，但说我是权威太抬举我了。”并一连重复两次：“太抬举我了！”父亲一向为人低调，对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从不宣扬，严于律己，沉默寡言，埋头实干。这次却不停地念叨，可见他内心中受到多大的刺伤！蕴藏着多深的痛楚！
但文革中他也受到一些正直好心人的关怀与保护，感受到一丝温暖与阳光。首先是农机学院院长徐觉非，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为人正派，是非分明。他对父亲很尊重，很信任。崔毓俊教授夫妇也对父亲多方关怀、照顾。我们两家经常串门谈心，互相安慰、鼓励。两家的子女也建立手足情谊，亲如一家。还有邻居袁广霖学长，他也是金大校友，他爱人是学院医生，对我们也多方关照帮助。世上还是好人多！在那段逆境中，我们仍能随时感受到好心人们给予的种种关怀与温暖，对此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1981年初，父亲身体日渐衰弱，行动也不方便了。有时，要我们带他去市内看看。11月26日上午突感不适，下午腹部疼痛，被送进医院，很快人就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于27日凌晨1时45分离开人世，享年83岁。12月5日，由北京农机学院正式举办孙文郁教授告别会，近百人参加。父亲终于走完了他淡泊的人生历程，度过了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农机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
金大农经系师生这样悼念孙文郁教授：孙文郁（字绍周）教授是金大农经系奠基人之一、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工作勤恳，为人刚正不阿，严于律己；对一切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对同志平易近人；表现出一个爱国正直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先生虽己撒手人寰，但先生治学之道、为人之道、为师之道却于世长存，永存人间，永存我们心中。我们思念先生的高风亮节和他在农业经济学科领域的光辉成就，永世不忘。先生一生中所培养的、遍布海外的大批学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造福人类、光芒万丈。
（文/孙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