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院系都有自己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则是由许多有着不同个性特征的教师经年聚合累积而成的，也正是这些不同的个性的绽放，才使这个院系有了鲜活的生气，才让校园的生活丰富生动起来，才使师生们在冷板凳上活得有情有趣，让枯坐有了斑斓的色彩。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历史中潜藏着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也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写过回忆录，甚至有作家专门写过长篇小说，足见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近读老系主任胡若定教授撰写的他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生活六十多年的回忆录，很是感慨，便也想就我个人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近四十年来所观察到的已逝的人和事，作一素描，以飨读者。
所谓“三陈”，就是指陈痩竹、程千帆和陈白尘三位先生，被大家俗称为“陈瘦老”“程千老”和“陈白老”。三位先生不仅是学问大家，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大家，陈瘦老是以小说创作和戏剧理论研究名世的两栖学者；程千老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和古诗词的创作中独占当代鳌头的大家；陈白老则是在戏剧创作和散文创作上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作家。
陈瘦竹
陈瘦竹先生，生于1909年，江苏无锡人。20年代就开始了小说创作，1929年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亦有翻译作品问世，1933年毕业后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编译。这时他一边翻译，一边创作，一边钻研外国文学理论。1940年执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兼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以后他担任过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我经常听到岳父谈起他和陈瘦老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起商讨戏剧创作的事情，对先生的学识和戏剧理论的学养佩服之至。陈瘦老是1949年以后较早担任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学者之一，与其他系主任不同的是，他是既搞创作又搞戏剧理论的学者，故上课既有理论深度，又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据他的老学生邹恬先生回忆：“他上课从不看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两堂课下来中间不停顿，而且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简洁准确，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下课铃一响，要讲的课恰好讲完。他的讲课艺术使学生啧啧称奇，大家私下议论，认为除了学识才华过人外，一定是视力差，所以记忆力特别好，这个解释在病理学上也能找到依据。一直到我留校当助教后才改变了看法……陈瘦老说他自己“上课前是要打好腹稿的，有时还面壁从头到尾默诵一遍。”（《陈瘦竹纪念集》）如此说来，我们就更加敬佩陈瘦老那种对教师职业的敬业精神了。
我认识陈瘦老较晚，那已经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了，那时我在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做进修教师，未与先生谋面前，从其名字上来判断，预想中那应该是一个长相十分风流倜傥、潇洒浪漫的老师，可是一见面，便与预想的面目相去甚远：个子不高，头颅却显得很大，俨然就是一个大思想家的形塑，这种身材和脸型的学者印象在我几年后见到钱理群先生时，又一次在大脑皮层下产生了强烈印象。那时会在教研室会议上遇见陈瘦老先生，先生那时的目力已经很不济了，据说视力只有0.03，但是谈锋却甚健，凭着声音就能够认出熟人的面目来。让我更加惊叹不已的是，他的记忆力之好让人感到惊悚，记得那一年的“5·20”学术报告会，他在没有片纸的讲演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其中背诵了大量的作品台词，援引了大量的理论文章警句；那浑厚的嗓音吐出的几近表演水平的台词，博得了满堂喝彩。殊不知，陈先生在背后不知面壁诵读过多少回呢，而台词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也不知练了多少次呢，要知道陈先生年轻时是演过话剧的哦。有好事者事后核对原文，发现竟然一字不落、一字不差，于是，人人只有咋舌的份了。除了创作小说，陈先生的专攻也是现代戏剧，他对现代话剧的艺术分析，至今仍有独到的学术见地。
陈瘦老其实并不瘦，他的胖也许是和他善饮能吃有关吧，据说他的酒量很大，但是我未亲眼目睹过，倒是见过他豪吃的镜头。那是80年代末的6月初，适逢江苏省现代文学研究学会成立，在筹备会的工作餐上，我领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那时会议餐十分简陋，就在南大招待所旁边的教工食堂大厅里拼了桌子，十几个人围着桌子吃将起来，菜肴无非就是食堂打来的大锅菜，皆是那粗盆大碗盛装，记得最清楚的细节就是，某青年教师看到端上来的一盆红烧肉，就说：陈先生最爱吃这个菜，便连搛了好几块在他碗里，孰料有一块大肥肉滑掉在饭桌上了，大家都说算了，陈先生则不以为然，直接就用手摸摸索索地去寻觅那块肥肉，捕捉到后，便一口塞进嘴里……这个镜头便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终生不能忘却。在那个已非定量供应猪肉的岁月里，一个大学者同样难以满足一顿红烧肉的口舌之欲，真的令人心酸。
其实，像陈瘦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尤其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困顿的岁月里，蹲“牛棚”，挂牌游街，吃烂菜叶的忆苦饭，受拷打，成为他那时的家常便饭。这样的生活让他感到“这场‘革命’，果然史无前例，人类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真不愧万物之灵。一开始我就被点名批判，接着就被隔离审查，从此我真感到天地何其狭小，人世何其孤寂！我困顿于斗室之中，后来几乎不能相信外边还有广阔世界。……看到彼此都还活着（按指与夫人沈蔚德），这已是最大的幸福。”（陈瘦竹《戏剧理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也并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幸福生活。我想，像这样一位大学者、大作家，倘使能够在晚年充分满足其口舌之福，也算是对得起他们的一生了，可惜他连这样的幸福生活都没有充分享受过。
陈瘦老那一辈的学者对自己的学生都是呵护倍加的，有一个细节让人十分感动，那就是在自己身陷囹圄的时候，还为学生遮风挡雨。据他的学生，也是同事赵梅君回忆，1971年让她交代“五一六”罪行的批斗会上，其时她正临产，“陈先生总是把自己的毯子折好铺在她座位上，还拿被子作靠垫”，且不顾打手们的威胁，总是从容地“照常每次细心地把座位铺好、垫好”。这种舔犊之情不禁让人潸然。想起了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先驱者们对学生的保护，今天的我们似乎只有兴叹的份儿。
也正是在见到他吃肉的那个场景一年后的1990年的6月2日，陈瘦老去了。走的那一天我正好在系办公室，他的几个弟子来商量操办后事的事情。我并不知道陈瘦老走时的情形，直到看到了邹恬先生的回忆录时，才知道其中的原委。“第二天我赶去时病房已空，医生说他死得突然，很少痛苦，神情也安详。但陪夜的靳和，他的侄儿告诉我，那夜他睡得很不安宁，一直在做梦，先是梦见特务逼他交出进步学生的名单，被他严词拒绝了；又梦见有人在骂他，这大约是‘文革’的事；最后是在课堂上讲莎士比亚，学生不爱听，他很生气，又着急……这些梦好像是他一生的象征，又似乎流露出对下一代的忧虑和期待。”这是二十七年前邹恬先生的总结，如今这个“走向永恒”的邹恬先生也随他的陈先生去世二十二年了，然而，他对陈先生梦的解析却是有着十分的禅意：40年代末，在“四一”惨案中，他在国民党的枪下营救学生；五六十年代遭受了苦难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但是无论如何，他永远是不忘初心的，这个初心就是对待自己的学生的热忱，对待教学科研工作的热爱。然而，他最后的梦却折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而这样的悲剧还会如邹恬先生所担心的那样在“对下一代的忧虑和期待”中发生吗？叩问苍天，天国里的陈先生也未必能够回答。呜呼哀哉，魂兮归来的先生们。
程千帆
我见到程千帆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童颜鹤发、慈眉善目的65岁的老者了。那应该是1978年8月中下旬，据《闲堂书简》程千老1978年8月6日致刘君慧书札中云：“弟本拟上月底东下，以天气酷热遂延期。现决在八月半后启行。今后赐书，恳寄‘南京汉口路南京大学中文系’。”在爊热的南园里，我看到两辆大卡车进校，只见系党总书记正在忙前忙后，一问，原来是程千帆先生从武汉大学调过来了，系里是将其作为一件头等大事来办的，因为匡亚明校长有令，必须办好！当时只身挤进了南园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先生却毫无怨言，随即投入了工作。
程千帆先生原本就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65岁的他又回到南京大学，这大概可以算是落叶归根了吧。据他的第一个大弟子，也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先生回忆，他临终最后的遗言竟然是拉住莫砺锋的手说：我对不起我的老师黄侃先生。可见其老金大的情结之深，其实不然，他的学问人品泽被了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的几代学者，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能够将一个老右派从武汉大学珞珈山“牛棚”里直接请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执掌古代文学专业的人，唯有匡亚明这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校长了。匡校长派了当时还是年轻的副系主任的叶子铭先生直接去武汉面见程先生，无有多日，程先生便买舟东下了，而且还带来了专攻英美文学的张月超先生。最有趣味的是，人来了，工资关系没有，那时程先生在武汉的街道只领取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到了南大如何开工资呢。据说匡校长对财务处长说：我不管你从哪里出这笔钱，哪怕就是全校卖废报纸的钱，你每个月也得先给程千帆凑足一百块的生活费。就这样，程先生一俟安顿下来，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记得1979年的5·20学术报告会他不仅自己开了专题报告，还请来了叶嘉莹先生为大家做学术报告，二人的学术唱和风采卓越，博得学界的一片喝彩。《闲堂书简》1979年10月12日及1980年3月7日程千老致叶嘉莹两札中云：“数月前得面聆清诲，旋又得读所撰论花间词文，深叹持论精卓，并世所希，良用钦佩。”“你去岁回国讲学，颇有影响。耆宿如俞平伯先生，最近在一篇短文中还引用了尊说（《文学评论》五期），想已见到。”便是佐证。自此，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在程千老的引领下，学术氛围便日渐兴隆起来了。那个年代，坊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不及南京师范学院强，而随着程千老的调来，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便开始扬眉吐气，逐渐站在全国的潮头上了。2007年武汉大学中文系庆80周年，我专程前往道喜和道谢：武大中文系的系庆，其他兄弟院校可以不来，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却一定要来的，不仅因为我们是同根同源的章黄学派的传人，也是由于闻一多先生1928年从执教的中央大学前往武汉大学创办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更是因为你们在1978年8月为我们无私地输送了程千帆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使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得以再次中兴！那日中午的酒宴我只吃了半程就要返宁，但是武汉大学的一些老教授们纷纷来敬酒，感慨之余，让我思考良久。一个学科的兴盛，不仅需要带头人的学术功力，同时也需要他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周围的学人，这样才能让其学术氛围得以充分优化。在这一点上学界一致认为程千帆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据说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就十分关注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方法，让人特意留心。的确，程先生不愧为一代大师，他培养的学生如今都是各个高校古典文学专业的顶梁柱。
然而，一个人，尤其是已经步入老年的学者，为何会有如此喷发的学术工作的动力呢？也许答案就在《致南京大学校系领导》（《闲堂书简》1989年12月12日）中了：“我是在1978年秋以一个65岁的街道居民的身份到母校南京大学来工作的。我首先要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为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没有南京大学的聘请，我也许就老死空山。其次，我还要感谢你们对我的尊重、信任、支持和宽容，否则，由于我本身的各种缺点和弱点，也很难作出即使是现在这样微末的成绩。每次一想起这一些，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激动。十一年前我才到南京大学的时候，就暗自立下了两条誓愿：一是要争分夺秒，把在政治错案中损失的十八年时间抢夺回来。这一点现在看来并没有完全做到；二是在教学科研中要认认真真地走路，在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中要勤勤恳恳地带路，在应当退休的时候要高高兴兴地让路，现在是让路的时候了，我要向你们说：我的确是高高兴兴的。”读了上述文字，真让人亦悲亦怜亦痛亦敬。悲的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学者，居然连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怜的是他在艰难困苦之中，想到的仍然是报效国家和人民；痛的是他为学术和培养人才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得到的回报却是微不足道；敬的是他高风亮节的“让路”精神。在此，我们是否应该对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呢？！
程千帆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的治学大家，同时也是文人书法的当代佼佼者。所谓文人书法，不仅仅在于结字的布局和线条流畅之美，更重要的是，其书法内容中的诗文皆是自己的原创之作，工诗文，善创作，才是文人书法之精髓，而程先生的书法作品是最具这种文人元素的。文人书法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质，那就是从不收取润格，字是送给朋友的，尤其是文友，那是一种文人情感的交流，用其易银，便玷污了文人的风骨。当然，这是传统文人的做派。在商品文化时代里，我们不能诟病文人卖书画，只要是正当劳动所得，也没有什么值得侧目的。然而，我们对这种传统文人书法的做派也更保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上个世纪90年代程先生主动赐予我两幅字，这让我诚惶诚恐，便愈加敬佩其文人之品格，将其作为珍品收藏。其实，中文系得到他赐予的墨宝者甚多，大家心存感激之情，却无人表达而已；窃以为，这才是真正高古的文人无功利的交往，当然，这多为单方之给予。他晚年写字勤勉，据他女儿程丽则说，写字送人，求索者不拒，弟子们固然个个都有，喜欢者可索多幅。
据程丽则告诉我，先生不常饮，至多也就是逢年过节喝点葡萄酒而已。其实并非如此，据《闲堂书简》1990年4月5日致蒋寅书札中云：“我旧嗜烟嗜酒嗜茶，以心脏病戒酒，肺气肿戒烟，犹存茶癖。”我说嘛，像程先生这样风骨铮铮敢于直言者，岂能不饮？可惜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谁也没有见过先生豪饮。
先生乃一介书生，待人谦和儒雅，骨子里却有着与一般学者那种苟且偷生的懦弱所不同的刚正。看他的《闲堂书简》，便可见其风骨所在，且不说其痛陈学界之种种流弊，即便是对当代顶级学术大师的苟且同样予以诟病与不屑。在他给舒芜的信中，明确对钱钟书那种“又绝口不及时事，似在云端里活”的学人行状进行否定性判断，程千老绝不是那种躲进书斋成一统的“鸵鸟型”学者，他是有“铁肩”担当的人，是“东林党”那样的书生，是有“金刚怒目”一面的“真的猛士”。正如其开门博士弟子莫砺锋所言：“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恂恂如也，相当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内心却是刚强不可犯的。”也许，这正是先生屡屡在运动中被批的根源所在，然而，先生的性格则是终身如一，刚直不阿，风骨永存。
他在书简中常与自己的弟子称兄道弟，亦可见性情之一斑。在与自己女儿程丽则的通信中，也可见其怜女之情殷殷。
让我最动容的是，武汉大学陆耀东先生为程氏夫妇编纂书稿时，竟也蒐集到了程先生早年撰写的书评，先生回复道：“耀东老弟：十二月一日札及复印书评收到。将书评看了一遍，恍如隔世，如果当时在上海而不在南京，我也许就搞现代文学了。这篇文字还是赵景深先生要我写的，他正主编《青年界》。”（《闲堂书简》致陆耀东，1991年12月8日）先生没有从事现代文学也许是我们现代文学的不幸，然而，于他个人而言，或许亦少遭致许多罪名罢，像他这样耿直的人……
先生卒于2000年的6月3日，享年八十又七，也算是死亦逢时也。
陈白尘
我见到陈白尘先生也是在1978年他刚来南大中文系不久，他邀请其上海的老朋友赵铭彝来南大中文系做讲座，记得就是在系里小白楼（赛珍珠故居）的会议室。教师们沿会议桌围坐成里外两圈，其实就是一个座谈形式的会议；会议有些喧宾夺主，客人赵先生说得少，主人陈白尘说得多，用滔滔不绝来形容也不过分，他的儒雅的气质和犀利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带着苏北家乡淮阴的口音，和我插队地方的乡音相近，但是与周恩来总理那种已经掺杂了普通话的淮调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听起来既有乡土气息，又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至于他出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倒是有不同说法，但是他对系主任一职的精辟概括却是流传甚广：系主任这个生产队长的活不是人干的！我一听到这样的话，首先想到是他那浓重的乡音，仿佛又回到当年生产队长给我们派活时的乡音行状。的确，全系100来人从吃喝拉撒到生老病死都得管，清官不问家务事，系主任却样样都得管，那时最头痛的事情就是评职称，僧多粥少，一个学者一生的寄托都维系在这命悬一线的年度职称评审上，矛盾的焦点当然就集中在这个当家人的身上了，几番车轮式的谈话，文的武的，软的硬的，十八般技艺全都用上了，也难以平衡这其中的矛盾。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出身的领导者，哪见过这样的阵势，于是，苦恼焦虑让他痛恨这个领导职位。总之，陈白尘先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性格也是属于那种浪漫主义豪放派的，既与“海派文学”不搭，也与“京派文学”相去甚远，他是淮阴历史上的韩信？关天培？吴承恩？还是刘鹗呢？
小时候看过一部骑马打仗的影片《宋景诗》，印象颇深。后来读文学史，才知道这是陈白老的作品，他在1949年以前的作品有著名的喜剧《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而他在新时期创作了《大风歌》以后，就来到南京大学当教授了。1978年他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在考生交上来初审作品时，我便有缘与先生结识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陈先生的合作导师董健先生的安排。
那时，我作为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进修教师，整天24小时都在中文系西南大楼的教研室里，每天三点一线：教研室（我在教研室角落里搭了一张床，就睡在办公室内）、图书馆、食堂。我的指导教师是两个，一个是中文系副主任叶子铭先生，一个是教研室主任董健先生。那时董先生除了出差，每天都在教研室里办公长达十几个小时，他的许多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当系里决定由他配合陈白尘招收研究生时，大量的初审工作也就让我一起参与了，这或许也是他培养我能力的一种考验吧。记得当年报考的学生当中交来的作品巨多，因为当时没有规定限量报送创作材料，有的人不管是已经发表的，还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都一股脑儿地交过来了，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刻版油印的材料。那时的人工作都很认真，似乎每一篇东西都不能放过，每一个字都不能漏读，所以，阅读考生递交的创作材料成为一桩十分繁重的劳动。董老师和我没日没夜地看材料，还得每一部作品都写一篇阅读札记。至今还记得考生里有姚远、郭顺、石磊等十几人，他们都很出色。
有一天，董老师从陈白尘先生家里回到办公室，拿了一个叫做《有这样一个小院》的剧本，他也让我读一遍，我是一口气含泪读完剧本的，与董老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时全国每一个有条件的单位都自演话剧《于无声处》的热潮尚未完全退去，说实话，人们对旧体制的愤懑多是通过“伤痕文学”进行宣泄的，而呼吁政治改革的声浪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进行表达的。而《有这样一个小院》也是一部呼吁思想解放的力作，与《于无声处》相比较，更有生活气息，更有老舍笔下北京普通市民生活的京味儿。董老师和我说，陈白尘先生也是流着眼泪看完《有这样一个小院》的，他准备立马联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因为李龙云当时已经是黑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了。无奈之下，陈白尘先生就进京“开后门”，找到了他的老朋友，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最后才让这个高足顺利进校读研。后来李龙云果然成果斐然，还做了北京人艺的院长，若不是陈白老慧眼识珠，也许李龙云就不会在日后的创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而他没有在那场“清污”的运动中被那顶“缺德作品”的帽子压垮，也是得了陈白老风骨的真传。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艺术学科的卵翼之下，陈白老不仅教会了他认真读书和创作，更教会了他怎么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今，这一对老师和学生都已驾鹤远去，我们只能望着千载白云，空嗟时代的倒错了。
陈白老在1980年代初创作的散文影响甚大，长篇叙事散文《云梦断忆》为人熟知，它开创了抒写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生活描写的先河，其对社会人生世相的描写入骨三分，留给后人，也留给历史一份值得深思的人性档案。云梦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地名啊，但是，他留给作者的是无尽的悲悯长啸。《列子·汤问》云：“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陈白老一生着力于喜剧创作，却在散文创作中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了悲剧的表达空间，真所谓“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我们似乎可以听见陈白老正在唱着那“铁板铜琶大江东去”的豪歌向我们走来。
到了1990年代，《牛棚日记》更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是一部1966年9月10日至1972年2月29日的作者私人日记，用作者的话来说，它“几乎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作家协会的‘简史’，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现在我们只能望其兴叹了，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吊诡。他在《云梦断忆》的《忆眸子》的结尾中说：“当年的儿童们，已是今日的青年，他们将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多么希望从那小姑娘和胖男娃一辈的青年们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视到新中国的未来哟！”在此，一个作家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眼睛分明是在寻觅人性向善向真向美的一面，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找回来了吗？
据陈白老的弟子说，先生是喜欢喝酒的，但是酒瘾不大，不过，从他主政《人民文学》期间所发的许许多多被称为“毒草”的作品中，就有一类是“宣扬堕落的生活方式”的作品，“大写吃喝玩乐、饮酒赋诗”的作品当然应该归于“资产阶级没落情感的散文”。对文人善饮之疾的钟情，可见出先生浪漫情感之一斑。
陈白老是1994年5月28日逝世的，与前两位去世的时间6月初相近，三个人虽不是同一年走的，但是离世的月份日期却相差不到十天，难道他们都在冥冥之中相约春天归隐吗？
今天，我们能够从前辈的身后望见他们的脊梁吗？！
（文/丁帆，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雨花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