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区的一条荫浓静幽的小街上，搬来了一位端庄的中国女士。安顿下来没两天她就开始拜访左邻右舍，总带一小盆儿花草做为礼物。没过多久，她在前院种了十几棵玫瑰和一大棵牡丹。又没过多久，她在后院的栅栏旁栽上了几丛翠竹，随风摇曳着“不可居无竹”的脱俗潇洒。翌年几场春雨后，前院的玫瑰花、牡丹花争相开放，赤粉橙黄白艳映辉生，香味愈浓愈淡煞是醉人。邻居们走过来观赏，过路人止步吸闻，那真是一种“只应天上有”的享受。离开时，他们总要往窗内望望。如种花人碰巧能看得到，他们就连连挥手向她致意。
这位种花人就是我的大姨范益之。那时她已离开金陵大学的工作五年多，才拿到印第安纳大学的教育博士学位不久，刚刚开始在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华盛顿总部的研究工作。这是怎样的一次人生转折！对许多生长在旧中国的人都可谓难以想象，但了解范益之的人却会觉得如此而已。
范益之来自汉江中游的湖北老河口镇，那是一个既重民族传统又能接触到时代潮流的云集之地。经典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句自幼就激励着她；同时女人也可以是君子的新思想给她方向和信心。在家排行老二是大女儿的范益之小小年龄就有志要自立自强。刚上小学不久，她就松开了被裹的双脚，勇敢地迈出了作新女性的第一步。她的那一步还为后面的四个妹妹点亮了一盏灯，使她们一个接着一个能看清自己应走又能走的路：抵制裹脚的社会虐俗，脚下平稳地面对人生。范益之并没有满足于家乡的小学堂。几年后她退了媒人的提亲，一个人顺着汉江又长江到当时的国都南京进一步求学。
在金陵的求学，是范益之人生升华的过程。知识多了，视野阔了，目标高了。离开家乡老河口时，她想的是自立自强。走出金陵大学时，她的目标是不仅要自己好还要为他人和社会服务。在金陵大学上学期间，范益之被金女大提倡的“厚生”精神深深打动。当时的金女大校长吴贻芳是这样解释“厚生”的：“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多高的精神境界，多深的人生哲理！一代中国新女性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成长，既作自力更生者又作社会贡献者。
就这样，金陵大学毕业后的范益之再一次没有选择嫁人，而是选择了留校工作。在金陵大学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十三年里，范益之把妹妹们相继从老家接到她身边上中学，然后又上大学。我的母亲三妹就是在南京上的中学。我小时候曾多次听母亲讲大姐照顾她的故事：一次母亲得了伤寒，发高烧，头发掉了许多，大姐日夜悉心地看护着她，为她端汤喂药。
一九四六年，范益之在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后，再一次踏上了求学之途，这一次乘国际邮轮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读研究生。那时的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来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旧中国。“封建愚昧，贫穷落后”是用来形容中国国家的常用词，“东亚病夫”是称呼中国人的别名，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司空见惯。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范益之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六十年。这六十年里，她始终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并深知自己的言行举止代表着中国人。她经常说，“不要小看自己，对中国人的看法来自你。”正是以这份民族责任感，她一直恪守着“厚生”精神，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社会显示了中国人不可置疑的尊严，高尚的品质，宏邃的智慧，卓越的才干，无比的勤劳。
工作上，范益之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来对待它的方方面面。在一个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的异国做教育研究是难上加难，因为教育的基础就是语言和文化。尽管如此，范益之博士总是按时高质量地完成每一项研究任务，按时高质量地写出每一份研究报告。据她自己说，她从来没有请过事假和病假，上班总比秘书先到。三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做，那是怎样的坚持。美国国家教育协会总部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由于那里的停车位置有限而且昂贵，在那里工作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得不使用公交上下班。每次上班，范益之要先步行到汽车站，从那儿坐公共汽车到地铁站，上下两次地铁后还要再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她办公的地方。一天两趟，一个月起码四十趟，三十年是多少趟的步行，上车和下车！一趟要一个半小时，一天来回两趟要三个小时，一个月起码六十个小时，三十年是多少时光在上下班的路上！
生活中，范益之用爱来温暖她认识的每一个人，还有她不认识的人。所有她认识的人都是她的朋友，包括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同学，国家教育协会的同事，街坊邻居，还有他们的孩子。逢年过节她总邀请一些朋友到家中作客，品尝她亲手烹制的佳肴。有时是红烧肉，有时是烤鸭，总有一道地道的中国菜摆在她的餐桌上。她记得每一个朋友的生日。生日前后这位朋友总会收到一份祝福的礼物；礼物总是她一针一线或缝或绣或织或勾或编的手工品，更确切一点儿，艺术品。每一条手绢，每一双手套，每一件背心，都凝聚着她的爱心和诚挚，也凝聚着中国人的爱心和诚挚。为了帮助那些有困难但她不认识的人，范益之每年定期定时向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盲人基金会捐款，从不间断。如听说住宅区有什么募捐活动，她一定参加，从不迟疑。
范益之去世时享年差二十天94岁。就人生而言，九十四年是许许多多的岁岁月月天天。在这许许多多的岁岁月月天天里，是她的追求使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继续。继续是为了成长自己，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他人和社会服务。范益之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位普通女子，但更是她那个时代敢于追求的一位新女性。她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是奉献于他人和社会的一生，所以她的一生是充实的、丰满的、精彩的。虽然她从来没有任过什么高职或赚过什么大钱，她却以自己的厚生为“如何人生”这个大问题写出了最优质的答卷。古稀之年的范益之曾满意地总结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很好！”
（文、图/孙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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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益之，湖北光化人。一九二八年从南京中华女子中学毕业。同年九月，就读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年后转读于金陵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一九三三年六月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次年七月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证书。毕业后留金陵大学工作。一九四六年赴美，先后就读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就读印第安纳大学获得教育博士学位。继而在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华盛顿总部工作直至退休，曾编著《视听教育》师范学校教科书等。虽多年在远隔重洋的陌土生活工作，范益之和许多在美的金大校友始终以金大母校为归属。他们相互视为家人，相依为命，相互关顾的故事是一首动人的好歌。她生前的案头总放着一摞在美金大校友会的期刊和一册在首都华盛顿以及马里兰州居住的金大校友们的联系信息。范益之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打电话关心她的或来看望她的多是她金大的校友。在范益之的追悼会上，一篮鲜花来自一对已住进老人看护院的金大校友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