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杨大伟（1918年5月16日—1995年8月26日），祖籍山东济宁。17岁离家求学，考入因抗战西迁四川的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化教育专业，1942年毕业。
毕业前夕，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萧焜焘总干事（生前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家父说：“你是学电化教育的，我们新近从美国运来一批35毫米便携式有声电影放映机和电唱机、扩音机、发电机等设备。可惜会用的人不多，现在有些已经坏了，对我们的抗日宣传工作影响很大，你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工作？”当时家父已经答应留在母校当助教，可是听了萧总干事的一席话后，当即决定把自己所学的一点知识和技术贡献给伟大的抗日救亡工作。
家父在写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对一段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到：“我曾亲眼看到东北父老兄弟扶老携幼逃难流入北平时的悲惨情景。当时抗日锋火遍及全国，热血青年个个磨拳擦掌，无不想报效祖国，想尽一切办法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之中。”于是，家父在交了毕业考卷的第二天，就搬到重庆南岸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去了。在重庆南岸只住了一夜，次日一大早就动身到云南昆明，正式参加了云南昆明军人服务部滇缅区的工作。昆明服务部滇缅区部主任辛志超（生前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同工派家父担任第一游行工作队主任，具体工作是带着一位放映员和几位见习生，以及一套电影放映设备作巡回放映电影，播放（有线）新闻、戏曲，并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主要服务对象是云南的滇军和各大专院校的师生。由于当时在军人服务部的同工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做统战工作的任务。工作队除在昆明市做巡回放映电影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到云南省很多县的滇军驻地去工作，放映电影，播放戏曲、音乐，组织战士开展文体活动。他们放映的影片，除国产新片外，还放映了不少苏联影片，仅《列宁在1918》一片就曾放映过一百多场次（这部影片就是此时经我父亲之手第一次和“蒋统区”的广大军民见面的）。苏联的动画片更受欢迎。每次放映之前，先播放抗日歌曲，戏曲等唱片，观众除战士外，还有不少当地居民，当他们听到播音时，就老远地赶来围坐在放映幕前、幕后，十分热闹。每场观众均在千人以上，观众的情绪十分高昂。
1943年，重庆总部派家父带队到军人服务部印缅区（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去工作。家父带着陈祖光同工和全套电影放映设备，飞过驼峰来到了印度。在印度，战士们远离祖国，驻扎在从来没有勘查过的野人山中。印度的天气十分闷热，潮湿。蚊子、蚂蟥、蛇等到处都是，生活单调恶劣，最大的痛苦是见不到“中国人”。每当他们放映电影，战士们能见到祖国来的亲人和电影都有说不出的激动、欢乐，此举有力地鼓舞了他们的抗日决心与勇气。在印度过了一段时间，放映队兵分两路，家父带了一部分放映设备到拉舍尔（现在的巴基斯坦），陈祖光同工则留在印度。当家父回到印度时才知道年轻的祖光老弟（当时大家都说他是家父的徒弟），因车祸而牺牲了。1944年由于影片来源的关系，家父转入缅甸，在一所后方医院里建立了一个俱乐部。为伤病士兵提供图书、棋类、留声机等文娱活动设施，使他们在养病期间得到些温暖。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军人服务部的工作也完成了任务。家父回到昆明，在昆明还为联合国影闻宣传处放映过不少影片，联合国在各国战场拍摄的幻灯片也深受群众的欢迎。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周传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理事）先生在和家父小酌时无意说起在陈纳德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服务的往事，当年两个人不但同处一地，居然还“近在咫尺”——周老打趣家父说，“你行啊，你们住的是帐篷，那可是白领级别的待遇啊，哈哈哈哈……”
1946年初，家父应孙明经先生之邀回到母校金大影音专修科任教并参加影音工程系（四年制）的组建工作。
影音专修科开设了摄影初步、摄影物理、电影摄制、静片摄制、影音教育、影片评鉴、剧本编审以及机械制图、电影美术、无线电及无线电收音机修造、有线电话、光学、内燃机、电工实习、金工实习及相关专题讲座等。家父主要负责主持放映登记与调度工作，计分：课程放映（三院各系教师根据课程需要选定片目带领学生在放映室上课），系统放映（工业、农业、英语各系统，每周一次）和露天放映（主场在金大校园草坪）三个部分。同时，讲授“影音教育”等课程，为《影音》月刊撰文介绍兴起不久的电化教育常识，翻译文章介绍国外影音发展情况。
杨大伟发表于《影音》月刊的记录文章
1952年是涉及全国高校范围的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的各个院系学科除了文理部分与当时的南京大学合并外，都调整到不同的高校。当时中央决定调集全国电影教育师资集中北京，筹建电影学院。是年夏天，金大影音专修科、影音部全体教职人员，带领部分在校学生等一齐赴北京，参与电影学院的组建。电化教育也由此正式纳入国家统筹，为加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开创了扩大发展的局面，我国唯一的电影教育最高学府由此诞生。电影摄影系、录音系、录像教研、剪辑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影音传媒单位，国产影视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而早期源自金陵大学的这一支师资力量，其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受“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家父正常的教研工作被搁置耽误多年。这样的窘境，到文革后期才开始有所改变。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赠送给中央电视台一套彩色电视机播放设备器材。为解决专业翻译上的难题，负责接收和安置该设备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家父当年的学生）提出可以请我父亲协助解决。当时他还在河北安新（即今天的“雄安”所在地）的4802部队（“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劳动，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由“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临时抽调他回京配合央视有关人员圆满完成了任务。
此后不久，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中科院音乐研究所举办的“音乐声学技术训练班”又聘请父亲去该所讲授录音、音响电工专业课程，至1974年5月28日结束。
由于大学“停摆”多年，这些培训课程都需要专门准备教材，学生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父亲逐一对症下药，终于圆满完成了此项任务。训练班结业时，音乐研究所为父亲召开了欢送会。单位领导和学生代表都做了发言，宣读了该所的感谢信。会后全体领导、教师和学生一起把父亲送到车站。父亲在日记中说，这是他几十年当教师都没有受到过的“礼遇”。
“文革”后期，父亲在电影学院主要从事英文技术文章的翻译工作。
1977年，电影学院和全国一样恢复了高考。年逾花甲的父亲也积极参与到入学考试和阅卷的工作之中。
恢复开课后，父亲重新开设了为导演、摄影、录音、美工等几个系的学生必修的电影技术概论基础课程。父亲为此做了大量精心的准备工作，重新编写了全部有关教材。体弱多病的父亲坚持和年轻教师一起在三尺讲台上发挥“余热”，直到学院的教学工作全面走上正轨。
1987年9月，年近七旬的父亲在电影学院图书馆退休（研究员）。
令人遗憾的是，父亲精心存留的许多在金大时珍贵的实物和有关书籍、资料、证件、照片等不幸在文革时期灭失掉了，但是在父母和我们心中的“金大情结”却永远与日月同在！
（杨绍祖记于2018年初秋）
又记：
我母亲李丽麟也是在金大毕业后随同父亲调集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有关母亲在金大前后的回忆录另文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