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遂学长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我们知道消息比较晚,当听闻他已离去的时候,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凄然若失。是的,我失去了一位知己好友。2011年清明这个时节,怀念故人,慎终追远,凭吊逝者。不仅是纪念这份情谊,更是心灵的寄托,逝去并非就是消失。志遂留下的丰功伟绩和顽强精神将长期驻留在我们的心中。
志遂和士弘是在苏州“从小”一起的好友,曾经在苏州有名的纯一初级中学同窗。一起同班的还有金樾、严章钰等。邹祖焜虽然同级不同校,但小时候也是相互很熟悉的。在那个时候,大约是1938年前后,我们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却经历了国难当头,一起承受着同样的凄风苦雨。日军侵入苏州后,我们一度失去了学校和学习的课堂,后来一起进了由部分中学老师们自己创办的补习学堂。那时,志遂学习上是很刻苦的,在我们同学中是佼佼者,特别是国学基础深厚,数理理解很突出。
到1940年,一部分同学报考了大学的预科班,志遂和章钰等同学没有报考,延迟到1941年才报考,因此,志遂、章钰和我、祖焜在大学相差了一个年级。不过都在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习、生活中,相同的老师,宿舍也很近,大家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记得志遂他们入学不久的一次出游,由王嘉谟、潘田等高班学生组织,意在团结组织进步同学。当时在活动中出了一条谜语:“朕如愿以偿”(打一同学姓名)。大家对新生还不太熟悉,正在思索中,我立即想到是王志遂,果然中奖。中央大学里社团活动很多,我们组成了中大“三吴同乡会”(吴县、吴江和常熟),各个院系同学都有参加,祖焜、志遂分别被推选为理事长和理事,主要开展同学互帮、互助,假期往返乘火车时还可以买到团体低价票,各种课外活动有声有色,很多不同年级和各个专业的同学结成了好友。
我们中央大学41级毕业后,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我们这批苏州同乡好友分别了,我和祖焜去了江苏省公路局(当时在镇江),但与志遂等在苏州还能偶然碰头。志遂那时告诉我,他和章钰等中大工学院42、43级同学被当时的政府转入到上海交通大学。从志遂那里知道了中大土木系的同学们所经历的艰难学习环境。后来听其他校友说志遂在新的学校里学习上依然很上进,深得指导老师陈本端教授的青睐。交大毕业后,好像他曾经去了机械筑路总队工作。
1949年以后,我们一度失去了联系。1953年秋,铁道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基建工作会议,部署大规模铁路建设。我随同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领导参加会议,不期而遇从朝鲜回来参加会议的潘田学长,从他那里知道了王志遂也在抗美援朝战场,而且在抢建、抢修铁路桥梁工程技术上发挥了很好的技术骨干作用。志遂在中朝新建铁路指挥局桥梁处的直接领导是华允璋同志,也曾经是我在浙赣铁路局杭州工务段设计科工作时的科长。我闻之,真为他发挥工程技术专长所取得的业绩而感到高兴。志遂回国后,参加了建国初期鹰厦铁路的建设,我也因工作曾经到过铁路施工现场,试图找见他,但是700多公里的新建铁路工地,绵绵高山峻岭,数十万的队伍,没能相遇。
从1950年代以后,也可能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环境和工作的关系,我们有近30年不通音讯,不知彼此情况,直到1982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联系上。志遂当年3月23日给我的信中写到:
“晨接电话,极为兴奋。知道旧友信息,更是高兴。去年两次去汉,打过一次电话,得不到你的情况,曾想去你院一访,因我前几年不幸遇到车祸,右腿骨碎筋断,行动尚属不便,恐扑个空,因此未竟。可惜,可惜。
“前天,我去天津,看到章钰,也谈起你,还有祖焜、小钮,均不知情况,叹息不已,今得你电话,激动难以言状。”
以后每逢我去北京或志遂出差来武汉,都会见面畅谈。少年好友中,祖焜在台湾执掌新亚建设公司,志遂则成为我国著名的桥梁抢修技术专家。以下是几次记得的见面。
1988年4月,台湾校友20人组团回母校访问;
1990年9月21-25日,台湾及海外校友25人回南京访问母校和老同学聚会;
1992年5月,(祖焜来)为南京大学“知行楼”奠基;
1993年10月,“知行楼”落成……
这许多次大小聚会,我和志遂都一起参与欢聚。
翻开影集,我们在一起的帧帧照片历历在目,弥足珍贵,令人难忘和怀念。
志遂同志的一生,无愧是一位学有所成,勇于向前,为国为民建树了功绩,特别是为国防交通战备建设事业鞠躬尽瘁的功臣。
(文/王士弘、李倩如,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本文原载《王志遂纪念集》,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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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遂(1925—2008),苏州人,1942—1945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中国铁路军用桥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毕生致力于我国的国防交通科研工作,主持完成了六四式铁路军用桥梁、八七型铁路应急抢修钢梁、八三式铁路轻型军用桥墩等的研制工作。迄今这些成果依然在国内外国防交通应急保障和平时抵御自然灾害交通抢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