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31日，是星期六。下午5点多，我突然接到郭世信同志的妻子阎丽红的电话，她哭着告诉我，老郭在中午１点２０分去世了。
我当时一下呆住了。过了一会我给扬州的王宏鼎同志打电话，他听后决定和我一起到东北，为我们的老同学世信送行。我又赶往火车站买了两张火车票。当晚11点，我与从扬州赶到南京的宏鼎乘车，于6月1日晚上9点多到了辽宁朝阳，见到了老郭的妻子和孩子。6月2日上午，我和宏鼎到殡仪馆参加了郭世信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我们一起跟随老郭的亲人，将世信同志的骨灰安葬在朝阳市北郊风景优美的龙凤山公墓。
一位与我有40多年友谊的老同学、老朋友，就这样离开我们了。他今年67岁，真不算高龄啊。
世信是山东文登人，家境十分贫寒。我们都是1962年考入南京大学的，他是哲学系，我是中文系。我俩曾同住一个宿舍。王宏鼎和他的夫人俞焕娣是历史系，虽比我们高一届，但在校时就和我们很熟悉。
在我们以前几届，文科三个系的毕业生主要分配到中央各部委和文化、宣传、新闻、出版等单位。“文革”来了，情况大变化，中央各部委和一些单位自己的人员都大批下放，哪里还要毕业生？更何况我们是“刘少奇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于是我们被分到了辽宁西部的北票，老王两口子在县里，我和老郭在煤矿。
从富裕的江南到贫穷的辽西，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我们那时年轻，不怕吃苦，下决心好好向工人阶级学习，改造自己。当然，我们心里很难受，想想花18年的时间和无数的精力，读了那么多书，结果成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修正主义的苗子”，还要跑几千里路来劳动改造，真是倒霉极点了。不过，我们很快适应了那里“宿舍——食堂——工地”三点一线的生活。再后来，我们与那里的工人师傅逐渐从互相了解、熟悉到建立起越来越深的感情。我自己有时傻乎乎地想，一辈子当个只知干活的工人也挺好，不用费力气读书还能一辈子光荣。
在大学时世信就入党了，因此劳动一段时间后就被抽到机关工作。我在劳动几年后也调到机关工作，我们同在矿务局宣传处，他搞理论教育，我做报道干事。在基层劳动只要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就行了，到机关后却要天天开会、学习各种报告、文章，还要讨论发言。这日子就不好过了。
世信上大学时的专业就是马列主义，我在大学时也很喜欢读马列的书。现在我们在矿务局宣传处工作，就更要天天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分析形势。但有时我们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分析一些人和事的时候，明明发现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根本不符合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现象，却不能讲。还有，对上到林彪、江青、王洪文之类的“大人物”，下至地方上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我们心里有时虽也有强烈的不满，更是万万讲不得的。你如果说出来给传出去，那会马上有灭顶之灾。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三天两头搞“严打”、“深挖”、“追查”。局里召开的千人大会上，新婚的妻子会登台揭发丈夫在枕头边对她说的话里的“反动言论”；儿子能把父亲在家里吃饭闲聊时的话拼命上纲上线。几万职工的一个煤矿，竟被搞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那时，不但要提防别人，更须提防自己，深怕自己的言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是一个有话就要说的人，饭可以不吃，不让我讲话可就要我的命了！日积月累，有些内心深处的想法，老憋在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在那噩梦一般的日子里，我是多么盼望有一个值得我信任，使我放心的人啊！我可以把心里的话通通讲给他听，不但不会惹来任何麻烦，我还能得到他的理解和帮助。我很庆幸我的身边有郭世信这个老同学、好同事和知心朋友！我们披肝沥胆、赤诚相待。我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向他讲，没有一点顾虑；他有什么话也都可以向我说，用不着任何犹豫。
王宏鼎的夫人俞焕娣是个热心人，经她介绍，老郭在当地娶到了年轻漂亮的阎丽红。我们一帮子“臭老九”都为他高兴。老郭家就在我住的宿舍楼下，所以夫妇俩经常请我这个单身汉到他们家吃晚饭。
他的家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会客，全在这小房间里。但那时的这个小房间却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的家。他的家，对于我来说，正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小岛，广阔沙漠里的一块绿洲。
我每回到他家吃饭，他都会笑容满面地请我先坐下来，他自己忙着拿酒瓶和酒杯，又在桌上放好两三个凉菜才坐下。然后，他贤惠的妻子继续忙着做饭菜，我和老郭则一边开怀畅饮，一边把心里的话尽情地倾吐出来。酒是很普通的，菜也是家常菜，但我感到非常好吃，简直胜过如今高档饭店的山珍海味。现在吃的东西只是嘴里感到好吃，那时在他家里一口酒一筷子菜吃下去，会美到心里，感到浑身舒服，甚至整个人精神焕发。这时往往是我们最自由、最舒畅、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常常越谈越高兴，越高兴话就越谈不完。
每次这样的畅谈后，我都能连续好几天白天心情好，晚上睡得香。我们正如“涸辙之鱼，相濡以沫”，互相慰藉、互相鼓励，渡过了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南大分到北票的7名同学中，只有世信仍留在那里，历任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我曾多次去信，希望他能回江苏工作，他表示目前自己工作很愉快，就在那里干到底吧。我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
世信做事非常认真，也很讲义气。他古道热肠，又嫉恶如仇。对好人好事，他总是赞不绝口；对坏人坏事，他往往愤愤不已。我离开那里后就为他担心，希望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烦恼的事、气愤的事，都要告诉我，千万不要生闷气。因为我知道，如果一个人心里老是有气，那必然会伤害自己的健康和缩短自己的寿命。
2002年春天，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是老同学聚会的好机会。经我多次邀请，他终于和夫人回来参加校庆活动，又到扬州、上海玩了几天。他非常高兴，多次说这次回来很有价值。不过，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比较差了，记忆力、说话、行动都不如常人。
他和夫人回东北后，我经常给他打电话。开头两年，他还能在电话里和我谈谈心。以后就困难了，有时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再以后，他连电话都不能接了。我只能从他妻子和儿子那里了解他的情况。
世信在东北生活有40年了，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煤矿，他没有辜负当地老领导和数万名矿工对他的期望。世信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很爱他。尤其是他的妻子阎丽红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志。他们夫妇退休后，收入非常低，连世信起码的医药费常常都成了大问题。世信晚年七八年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经济上的困难和照顾病人的重担，像大山一样压在她的身上，其中的艰难和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她却一直精心地照顾世信，而毫无怨言。我们老同学谈起来常对她敬佩不已，也为世信能有这样的好伴侣而欣慰。
四十春秋，浑如瞬息。良朋渐少，知己无多。当我在电脑前打这篇文章时，世信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面前，但我却永远见不到他了。悲夫！
（周道纯 男，1944年出生，196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江苏工人报》总编。2004年从江苏省总工会退休。著作《中山陵园博记》1979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岁月流金》200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