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显生老师数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写作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改革开放以后连续出版了《公文写作概伦》、《和文学青年谈写作》、《写作学新稿》、《现代实用写作学》、《应用写作》等好几部颇有影响的著作，还发表了300余篇写作学、文艺学、新闻学论文。此外，他还是《现代通用应用文丛书》和《21世纪写作学文库》的总主编。裴老师为中国写作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并长期担任了该学会的副会长与会长及《现代写作报》社社长。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创办了南京大学新闻学系，并长期担任了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裴先生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自己和南京大学赢得了荣誉。不过，我们这些老学生来对裴老师心怀感激之情，主要还是因为他在课内课外对我们的教诲、鼓励、帮助与指导。王林书、许植基、杨春鼎、金崇水等学长皆曾著文对裴老师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也想通过几件往事聊表怀念之情。順便提一下，由于“显生”与“先生”读音相近，同学们为避免误会都习惯于称裴老师，而不称裴先生。
记得大二时，裴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年评论习作课，第二学期曾要我们每人写篇文学评论。这是我们第一次练习写学术论文，同学们都很认真。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恰好南大中文系资料室又编印了《毛主席诗词学习资料索引》，于是我花一角钱买了本，按上面提供的线索，找资料来读，写了篇《学习毛主席诗词笔记》交了上去。这篇作业我下了不少工夫，整整写满了一册练习本。裴老师似乎还比较满意，他在评语中写道：“读了您写的这本《学习毛主席诗词笔记》，心里很高兴。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学生是如此勤奋地学习主席著作（“诗词”是主席著作的组成部份），是如此认真地思索一些文艺创作的重大问题。”“这是一篇有份量的作业，我希望您今后能继续进行这一工作，写成比较成熟的文章。有些具体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以后您若有空，请您来我家，咱们好好地谈一次。”由于我生性怯懦，虽然思想斗争了好几回，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去拜访裴老师。不过裴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这篇作业，课后还有同学将这篇作业借去传观，这对我当然是巨大的鼓励，使我稍稍有了点自信心。因为我当时连个团员都不是，学习成绩又不好，还是挺自卑的。我想，要“写成比较成熟的文章”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诗歌理论修养，于是便跑到图书馆，打开分类目录，将有关当代诗歌理论的书目抄了下来，然后一本一本地借来阅读，一边读还一边摘抄。
当时匡亚明校长调来南大不久，干劲很大，还专门在我们中文系树了两位标兵，一位是叶子铭，他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于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另一位是黄景欣，他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于1958年由《语言研究》发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印象中匡校长大会小会都言必称叶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班几乎每人都选了一个毕业论文题目在忙碌着。可惜好景不长，我们就被卷进了政治运动的风浪中，先是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着到溧阳果园参加劳动建校，不久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写毕业论文一展才华的梦想便都化成了泡影。
我们62级学生，在学校呆了六年，却没读几年书，终于在1968年的夏天，按“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分配了工作。我被分到湖北省阳新县的一座矿山，先是下井当工人，然后到子弟学校教书。粉碎“四人帮”后，学校开始抓教学了，有次甚至让我开一个讲座，因此我又将大学期间读当代诗歌理论著作时的笔记本翻了出来。我讲的是诗歌基础知识，没想到还挺受欢迎的，于是我一时兴起，居然写出了六万字的讲稿，题为《诗歌泛谈》。找谁修改呢？我便将讲稿寄给了母校王兆衡老师，她谦虚，将讲稿转给了裴老师。裴老师将稿子看了两遍，写了3500多字的意见。该评语仅在开头说了几句肯定的话，然后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对每章每节都提了许多修改意见。裴老师在评语的开头写道：“我们需要《诗歌泛谈》这样的书。”“《诗歌泛谈》如能问世，对广大年轻的诗歌作者和爱好者是很有好处的，是会受到欢迎的。”裴老师在评语的结尾说：“之所以不说一些赞扬肯定的话，而提了这么多意见，正是因为对它寄托着希望，希望它能改得更好一些。”
裴老师的意见为我指明了奋斗目标，但是要想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却困难重重。因为在矿山根本就找不到相关研究资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时隔不久便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我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入学考试，终于侥幸地被录取了。但是求学期间忙着上课写论文，毕业后又忙着教书，完成其它科研任务，于是一直将《诗歌泛谈》撰写成书的梦想埋在心里。直到1995年我担任南大中文系教学副系主任，机会来了，我便老实不客气地为自己安排了一门课程，名为《诗学研究》。这门课程连续上了好多年，我每次上课都对讲稿加以修改与补充，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在2004年将《诗学原理》打印成书稿，等到此书正式出版又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重返南大后，我虽然偶尔也碰到过裴老师，但一直都没有深入地交流过，直到2006年3月24日，我才下决心拜访了裴老师的港龙园新居，而此时裴老师已退休在家，我也行将退休了。裴老师的新居客厅连着阳台，显得宽敞而明亮。站在阳台上，外秦淮河风光带、清凉山、古林公园，乃至紫金山的生意盎然的绿色都尽收眼底。我特别羡慕的还是阳台上那顶天立地的书架，坐在阳台上看书、喝茶、聊天，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裴老师谈兴甚浓，先夸奖我送他的几本书质量不错，接着谈了他的生活道路，还谈了他儿子的奋斗史，甚至还谈了他孙子到外地读书的情况。当裴老师听说我都快要退休了，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21世纪是个策划的时代，你要好好策划一下退休后的生活。”有所得必有所失，最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说诗歌是我的初恋，退休后我打算读读诗，写写诗歌方面的通俗读物。裴老师非常赞成，并且要我为他主编的《现代写作报》写稿。谈话中《现代写作报》的一位工作人员登门向裴老师请示工作，我便告辞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着裴老师的话。我原先对退休以后的生活有不少打算，听了裴老师一席谈后，觉得需要谨守老子“损之又损”之义，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渐渐地，我觉得退休以后的路变得明朗起来。
（徐有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