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校长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学者，一生为党和人民的文化、宣传、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在工作上直接得到他的指导和教诲，很是遗憾。可是，因为他曾是南京大学的校长，我曾在南大求学，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多次有机会拜访过他老人家，感到非常荣幸。
如今回首往事，我想起来的大多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还是那么亲切和难忘。
1963年的一天，我从学校宣传栏里的一张布告得知，学校换校长了，新校长叫匡亚明。
匡校长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麦克风事件”。以往，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作报告时，通往全校的有线广播出问题的事时有发生，人们习以为常了。这回，匡校长向全校作报告时，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报告声是时断时续，后来竟听不到一点声音了。就这样过了好久，当喇叭里又传来匡校长的声音时，令我们大吃一惊——他没有继续做报告，而是严厉地对这件事进行批评。我记得他说，看起来耽误了几十分钟，浪费的时间不算多，可是全校几千人加起来，浪费的时间就不得了了！他要求认真查出原因，要处理有关责任人，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事后，有关部门把原因查了出来，失职的人受到处理，类似问题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这次“麦克风事件”，使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俗话说，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匡校长对影响工作、浪费老师和学生时间的事情，看得非常重，并雷厉风行、严肃认真地对此事进行了处理。那时，我虽然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但已心怀敬佩之心了。
过了不长时间，学校做出了一个决定：每星期有半天作为“校长接待日”，全校师生员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找校长反映。
我在高中时就非常喜欢外语，原因之一就是老师水平高，教得好。上大学后，教我们英语的老师中，有一位很有学问，教课也很认真。但他有口吃的毛病，这就使他念英语句子比较困难。一段很好的英文，经他非常努力地念完，听者感到味同嚼蜡。本来极为喜爱的英语课，当时却令我头疼。
所以，当我一看到学校设“校长接待日”的决定，心里马上就想起了英语老师的事。我想找校长反映，却没有勇气，一连放弃了几个“接待日”，过后又总是非常后悔。在后来的一个“接待日”，我下了很大决心，往校长办公室跑去。到了学校北大楼西边的办公楼，才上二楼，我就看到已经有好几个人坐在走廊的凳子上了。我也就小心地走过去，坐在后面等待。时间不很长，走廊南面的校长办公室门口，有人招手要我进去。进了门，我一眼看到了身材高大的匡校长。虽然一直渴望见他，此时却不敢走到他的面前。当时，我的心情紧张极了。过去，我在学习上有问题就找老师，可从来没有找过这么大的领导啊！
这时，匡校长微笑着向我走来，把我领到办公桌旁。他慈祥地看着我，还亲切地要我坐下来，我心里变得不那么紧张了。匡校长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哪个系的，我回答后，他就问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我就说了我们英语老师的情况，还突然冒出来一句话：“大学的老师应该比中学的好，现在这个老师真不如我们中学的。”说完我就很后悔，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这不是惹校长不高兴，甚至生气吗？
想不到匡校长一点也不生气，依然微笑着，问道：“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我回答：“南师附中。”他又问：“教你英语的老师他叫什么名字？”我答道：“吴耀卿。”他想了想，然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能给我们换老师，因为口吃毛病一时又改不了。”我还补充说：“现在的这个老师，使我们都不想上英语课了。中文系的学生，同样要学好外语。”
匡校长听了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哪个科的同学都要把外语学好。”接着又对我说：“我叫人再了解一下。如果情况确实这样，下个星期就给你们换老师。如果没有换，你再来找我。”他又交待旁边的一个人把这个事记下来。那人手里拿着笔和本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校长的秘书。
到了下个星期，我们的英语老师果然换了，新老师不但语法讲得好，而且口语也很好。我们学英语的劲头很快又高涨起来了。我从心里感谢匡校长，因为，他能倾听我们普通学生的意见，他懂我们的心，保护和调动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
“文革”灾难刚一降临，匡校长就被打成“叛徒”和“走资派”。十年浩劫，匡校长受到的批判、折磨、凌辱，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坚强地挺过来了。“四人帮”垮台后，匡校长被平反并恢复了南京大学的领导职务。后来，他又连续两届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曾在母校的大会上聆听他那满怀激情、鼓舞人心的讲话，也曾多次在校外听到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的真知灼见，看到他同专家学者，乃至年轻学生们亲切和蔼、语重心长地谈心。匡校长还是像过去那样，学习和发扬列宁的风格：热爱事业，热爱人民；雷厉风行、严肃认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对同志、对群众充满了感情。他虽年逾古稀，但仍以饱满的热情、忘我的精神，抓好每一项工作，为南大乃至全省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个人与匡校长的接触中，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人热情真诚、谦虚友善；他言必信，行必果，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
这里就说几件往事吧。
有一次，我在拜见老校长时，请他在方便的时候，把他的墨宝赐我，以便永久珍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问我写什么内容。我一下楞住了，因为事先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老校长德高望重，只要是他写的字，我能得到就心满意足了，哪里还好意思要老校长按我的要求写？所以便说：“写什么都行。”匡校长还是耐心地要我想想，我就鼓起勇气说：“那就请校长写古人的诗句吧。”匡校长点点头说：“好的，等写好了请人送给你。”我急忙说：“我自己来拿，很方便的。”
告别匡校长时，我估计一个月以后大概能来拿。想不到过了十几天，有一位同志到我工作的单位，找到我说：“校长给你的字写好了。”接着，把一个装了校长墨宝的大信封交给我，并且很认真地告诉我：“校长说，一定要交给你本人。”我如获至宝，拿出来一看，是辛弃疾的词句：“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西风黄菊香喷薄。”我紧握着那位同志的手，感谢他，更感谢匡校长。那位同志临走时又说了一句话：“校长还要我告诉你，如果不满意，他可以重写。”
听到这句话，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南大毕业生，就得到老校长如此厚爱，真是荣幸啊！他老人家经常说，做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人相处，就要热情真诚，就要一诺千金。这就是匡校长一贯的做人原则啊！
1985年到1989年，我住在鼓楼车站东巷，离住高云岭的匡校长家不远。其间大概隔两三个月，我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
记得有一次拜访匡校长，他向我谈起了孔子。过去我们读书，只晓得有人尊孔、有人反孔，这些人都是大学问家，说得似乎都有道理，弄得我真搞不请谁是谁非。我知道老校长对孔子很有研究，并出版了《孔子评传》，所以听得特别认真和仔细，感到他的话非常新鲜和精辟。
临走时，匡校长得知我没有这本书，便从房间里拿出了一本齐鲁书社出的《孔子评传》要送给我。我连连致谢并想把书收起来，老校长和蔼地说：“等等，我要写上字送给你。”他拿起一支钢笔，并把我爱人的名字问清楚之后，就在书的扉页上极为谦虚地写道：“周道纯 王文约同志指正 匡亚明 1985、11、11。”
我正要把书拿过来，匡校长却感到里面有个字写得不理想，要重写。我又看了看，觉得还可以，况且他年近80，能写到这样已是相当不容易了。于是，我就几次说用不着重写了，可匡校长就是不肯。他起身找来一小块橡皮，轻轻地在扉页上一遍一遍地擦。之后，他重新写好，满意地说：“这样可以了。”
我把书拿到手里，真感到沉甸甸的。因为，这本书，凝聚着匡校长殚精竭虑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心血；匡校长以此书赐我，体现了对我们年轻一辈深厚的关爱和期望！
在大学读书时，我只知道匡校长非常关心和爱护学校里的老教授，与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和友谊。其实，他对校外的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同样也是怀有爱心和一片真情。
上海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建和园林专家。1980年前后的那几年，我每次见到他，老先生谈起苏州、扬州、镇江的名园特色，常常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说到“文革”对文物古迹和园林的严重毁坏，则气愤不已。老先生曾写信给我说，苏州有关部门的领导是“害园之马”。他多次公开发出“救救苏州”的呼声。还有一次，他说到镇江本来是要看焦山的，结果看到的是焦化厂的烟囱。真是大煞风景！
我曾多次把陈先生的观点汇报给匡校长，老校长每次听了都表示非常赞同，并把陈从周教授视为知音。有一回，他气愤地说：好多地方那么好的旅游资源不开发利用，竟在公园里办工厂，搞亏了又向上面要钱，简直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后来我出差到上海，把匡校长的这番话告诉陈从周先生，先生闻之极为兴奋，对匡校长非常佩服和崇敬。
记得有一次，我去匡校长家，他一见我就高兴地告诉我一个特大喜讯。原来，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匡校长，和中央党校的吴亮平同志，前一段时间到苏州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后上报中央。报告呼吁采取积极措施，紧急抢救保护古老美丽的苏州古城和园林名胜，并建议把苏州建成全国头等风景旅游城市。中央非常重视，总书记***，还有邓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
匡校长特别兴奋地告诉我：“7个政治局常委中有4个作了批示，很少有的。陈云同志平时是不大作批示的，这次他也批了。”我高兴地说：“陈从周教授知道了，肯定会非常高兴的。”匡校长说：“那是一定的。他是最早提出保护苏州古城和园林名胜的专家，他的贡献很大。”
我后来把此喜讯告诉从周先生，他激动地说：“吴老匡老，功德无量。”又说：“我早就呼吁多少次了，可是没有用，所以我已几年不到苏州了。现在，中央重视就有希望了。”
那时我出差比较多，陈从周先生曾托我把他的新著赠送给匡校长，匡校长也曾要我把他写的字送给从周先生。他们两位虽然没有共过事，又相隔数百里，却像相交多年、心灵相通的老友。
陈从周教授博学多才，诗、书俱佳，又曾是张大千先生的弟子，故作得一手好画。承老先生厚爱，赐我不少墨宝和法绘，其中有一幅作于1984年，画的是梅、兰、竹，我特别喜爱，请专家裱成手卷。顾廷龙、王遽常、钱仲联、杜宣、陈兼与、王西野、蒋启霆等著名专家学者，均在上面挥毫题诗，使手卷更加珍贵。
手卷的引首请哪一位大家来题写，当时是我非常苦恼而又难以解决的一件事。我不敢打扰匡校长，因为他本来就是高龄了，还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忙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浩大工程。虽然我几次去他家，却都没好意思开口。大约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请匡校长题字。
想不到匡校长竟欣然答应，并说：“这个字不能多，要结合陈从周教授的人和画来写。可能要长一点时间。”我说：“不要紧，半年、一年都行。”我说的是真话，因为他老人家那时实在太忙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还不到一个月，匡校长就写好了。我非常激动和感激。我深知，匡校长为我视为珍宝的手卷题字，是满足了我的一个大心愿，也是对我们这些后生极大的关怀、爱护和激励。
回到家里，我小心展开手卷，惊喜地看到了匡校长写的4个大字：“君子之风”，后面还有几行小字：“从周先生之画，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也。质之先生，然否。”我一连念了好几遍，感慨万分。从匡校长的题字里，我看到了他对有君子之风的陈从周教授的尊重和深情。
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辉。从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事上，人们都可以体会到匡校长对普通人的一片真诚爱心和浓浓真情。
每回，我到他家门口，一按门铃，就有人来开门，有几次还是匡校长亲自开的门。我只要走过院子里不长的路，就进房门到客厅了。匡校长会很高兴地要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叫家里的人沏茶送到我面前，并告诉家里的人：“这是南大的同学。”每听他这么说，我就会为自己曾是南大的学生而感到极为光荣和自豪。
老校长见到我，总喜欢问我最近跑过哪些地方，有什么见闻，并认真地耐心地听我汇报。有时我去，见匡校长的客人尚未走，便要告辞。老校长就会过来要我等一会儿，先吃点茶几上放着的饼干、糖果。有次，老人家还指着食品盒说：“那个小饼子很好吃的，你尝尝看。”在德高望重的匡校长家，我这么个小人物竟受到如此礼遇，真的感到很开心、很幸福。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有次我去老校长家，见他在和一位客人谈心。也许要我等的时间长一些，匡校长见我来了就要夫人丁莹如老师先接待我。丁老师告诉我：“那位客人是下午赶来的，晚上就要坐火车走，所以校长要先接待他。”我说：“那我下次再来好了。”丁老师摇摇头，表示校长不会同意。我于是说：“那您去忙吧，我就在这里等等好了。”丁老师还是摇摇头。谈话中，我顺便请她谈谈匡校长在吉林大学的一些往事。丁老师回忆了一会，向我说起了匡校长几件极平常又很感人的往事，一直谈到匡校长送走了那位客人，再来接见我。这些往事，我当时并没有想得很多。等到后来我自己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再联想匡校长对人关心之至、体贴入微，就更加感动和敬佩。
还有一点也是使我很感动的。匡校长尽管资格相当老，职位非常高，工作十分忙，而且年事已高，但每个来访者走时，他往往要亲自送到院墙的大门口。即使对我这样的晚辈，也不例外。
我从小怕狗，走路时如果遇到狗，总会尽量绕道而行。匡校长住在高云岭时，家里就曾养了一条狗。
那次我刚按了他家的门铃，就听到狗叫着从院子里飞蹿到门口，用爪子撞击大门。我顿时大吃一惊、后背发凉，心想：赶快跑吧！正当我转身要走之际，门开了。不是别人，正是匡校长。他高兴地和我握手，我却警惕地躲着那条狗。匡校长很快发现了，告诉我：“不用怕，它不会咬人的。”确实，我后来发现，只要匡校长或他家里的人在旁边，那狗对外边来的人还是蛮友好的。
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去看望匡校长，见他精神不大好，就不敢多打扰他。我抓紧说了几句话，就赶紧告辞。我刚要跨出屋门，就发现他家的那条狗正在门口，两眼直盯着我。我突然害怕起来了，因为以往有匡校长送我，那狗即使在我身后，我并不害怕。现在老校长精神欠佳，说什么也不能让他送我了。
正当我鼓足勇气准备出屋门时，匡校长要我等一等，又转身向房间方向喊了几声。我以为校长有什么要紧的事，就站在门边等待。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人。匡校长对那人说：“帮我送送客人。”我真是大喜过望，连忙出了屋门，上了院子里的路。虽然那狗一直跟在后面，但我在他家里人的陪伴下，终于安全跨出了院子的大门。回头远远一看，只见敬爱的匡校长还站立在屋门口，慈祥地望着我。我心头一热，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大爱无疆，真情永远。无论何时何地，他老人家都满腔热情、细致入微地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爱护人，体谅人。
这就是我们可敬可亲的匡校长！
这就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匡校长！
2012年2月10日
（周道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