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西南服务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历史社会实践
他们为什么选择加入西南服务团？这是我们必须追寻的问题。徐学庶老人回忆，早在解放军进城前中央大学内部就有进步组织，当时学生分为三派，其中进步、反动学生各占10%、20%，其余为中间派，三派学生各自抱团活动。此外，当时中央大学有同学会组织，按地域、贫富等为划分标准。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纪律严明的解放军进驻南京城。此时学生们多数不知道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的具体内涵，但是大家对共产党、解放军印象不坏，同时对腐败的国民党失望透顶。更重要的是，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疑问：“共产党是怎么打败国民党的？”过去不问或少问政治的学生在南京解放后追求进步，追求新思想，同学间以社团的形式开始了解共产党知识，成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前奏。受进步书籍影响，不少大学生产生了参军思想，立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徐学庶在向南京学联报名，经过政审后进入西南服务团。
文林路20号这个地方，我们去过三次，每次去都能闻到街边咖啡馆溢出格窗的意式特浓的香气。蒋钟若老人的家就在这里。作为西南服务团成员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代表，他的人生经历颇有传奇色彩，讲起故事来也绘声绘色，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去“听蒋爷爷讲故事”。他父亲蒋光曾是国民党的要员，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任汉阳兵工厂代理厂长；叔祖父曾随左宗棠出兵新疆，家藏有7000余册的《四库全书》。他本人是中大化学系的学生，因家境殷实，专心治学，一般不与学校的“职业学生”来往。当时虽然说不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但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朽不堪，坚信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参加西南服务团是一个和他家比较熟的地下党替他办理的休学与入团手续。
中大法律系1948届校友赵先政，是学生领袖加入西南服务团的代表之一。他于1946年考入南京社会教育学院，并且长期担任四川同学会会长，学校红叶社社长，1947年因参加“五二〇”大游行等学生运动被勒令退学，寄居在中大四川校友的宿舍中，并于次年考入中大法律系，而且成为唯一一位一年级的系科代表，还与董俊松一起发起了签署和平协定的学生活动。据他回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让他动员同学参加西南服务团时，没有承诺，也没有工资，就是“参军入伍干革命”这七个简单的大字，但就是这简单的七个字，让和赵先政经历相仿的西南服务团成员，用了一生来践行。
孔德璜，山东曲阜人，父亲孔令灿与衍圣公（后改称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是叔侄关系。孔德璜1948年以高分同时被复旦、浙大、中大录取。最终选择就读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大学未读满一年，风起云涌的“第二条战线”就将他们裹挟其中。自觉书生气浓厚的孔老平时很少参加课外活动，为人也很腼腆，但在1948年以后的学生运动中不断励练，不仅参加了“四一运动”，加深了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在南京解放前夕，还参加中大组织的护校运动，昼夜巡逻防止国民党残余势力破坏。当时的大学生对国民党的迅速溃败极为不解，学校中地下革命团体的大量涌现为他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6月份，学校里组织动员西南服务团，他和宿舍里其他十一个人彻夜商讨，就当室友调侃：“连你孔德璜这样的都去的话，我们就都去！”时，怀揣着朴素的革命理想与不甘落于人后的孔德璜，率先报名西南服务团，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正式投身于巨变革命年代的历史洪流。
就这样，来自不同家庭的他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二十上下的青年，多半对共产党都还没有任何认知，却因为家国情怀，带着一腔热血投入新时代的洪流中去。用当仁不让的肩膀，扛起枪，走向远方。
1949年10月2号，西南服务团整装开拔，由下关渡江，从浦口火车站坐上闷罐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北上徐州、西抵郑州、南下武汉，渡洞庭，经长沙到湘潭，至此铁路不通，随即开始徒步行军。强行军让大部分来自城市的青年人吃不消，脚上打水泡司空见惯，热水泡脚成了政治任务。这些艰难困苦，给初尝革命之果的城市青年“上了第一课”。行军过程中，每个大队都下设一个宣传队，宣传员会在路边表演快板、革命歌曲，用以鼓舞士气人心，当地的老乡也会用“五里多稀稀”的特殊表达，激励着成员们尽快到达目的地。
(撰稿：黄柘淞、李昕垚、武黎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