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西南服务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历史社会实践
革命前壮怀激烈的理想情怀，与革命后残酷的现实政治间落差巨大。出身知识分子的原罪，让老校友们的命运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无一幸免。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曲折探索中，他们历尽艰险，尝尽酸辛，不仅是肉体的苦难，还有灵魂的凌辱。但是，面对我们的采访，他们像一个个胜利的幸存者，坦然、淡然、怡然自得！
蒋钟若，湖南湘乡人，中央大学化学系1948级学生。父亲蒋光曾毕业于耶鲁大学国防化学专业，任金陵大学教授，代理汉阳兵工厂厂长。父亲他提供了良好的家庭和教育条件，为他设计了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的人生道路。然而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大二在读的蒋钟若坚持要参军报名西南服务团，父亲不同意，信托时任国立南京大学校长的潘淑劝告他在校学习，但满怀革命激情的蒋钟若回了句：“我不回去！”，就这样踏上了千里征途。父亲担心他途中遇急，令继母在棉军衣里逢了些金戒指，以备不虞之需。到达云南后蒋钟若分配到元谋县做基层建政工作，很快便是要土改了。和那些没文化的老粗比起来，知识分子干部总多一些怜悯之心、婞直之气。土改期间，蒋钟若到元谋的一个村子检查工作，看到村口一个妇女被扒光上衣，乳头上用麻绳拴着，下面缀着一个砖块。一打听，方知这是农协贫雇农主席团在斗地主婆。蒋钟若说“该批斗批斗，该判刑判刑，不能这样非刑吊打。”这才救了这地主婆一命，在那个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已属不易。从那时起，他开始怀疑，开始思考……
恩格斯说过，历史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拉着胜利的战车，踏过万千的尸骨。
孔德璜与孙松林两位校友的人生命运，和一个叫做王文玉的老干部密不可分。四大队2班的孔德璜，是中央大学1948届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校友，孙松林是中大附中的校友。行军到云南后孔德璜被分配到禄劝县（彝苗自治县）参与征粮剿匪等基层建政工作，后调至楚雄州地委组织农业生产，后在地委办工作。而孙松林则一直在银行财经系统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时任楚雄地委办公室主任的孔德璜，被人贴“打倒二书记”的大字报。楚雄地委书记王文玉以派他去农村调研“粮食大辩论”进展情况为契机，保他过关，替地主阶级出身的他躲过了一顶重重的右派帽子。而此时楚雄地区财经系统的反右运动正值高潮，时任财办副主任的孙松林给来自山东解放区的老干部地委书记王文玉提了些意见，并且就银行系统内部的业务问题提了些想法，此后便卷入所谓“欧阳华林”反党集团案中。同是中大校友，同是西南服务团成员，命运就这样把孔德璜躲避过了的右派帽子戴到了孙松林头上，而这顶一纸文书般轻盈的帽子，竟被孙松林戴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年里，孙松林先后被送到元谋县的新民农场接受劳改，后又转至吕河煤矿，经历了一个“老右派”应该经历的所有事情。而孔德璜，躲过了反右却没能躲过“文革”，尝尽造反派的各种酷刑：挂铸铁牌、批斗、陪斩等等，后来下放干校、到水库当苦工，受尽折磨。
在孙松林被劳教的元谋县新民农场，1958年后先后送来右派等832人，到1961年底共死亡348人，这其中有不少就是西南服务团的成员。据统计，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在各次运动中有155人以各种荒诞不经的理由被错处，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直至非正常死亡，受害面在50%以上。当时云南支队中的教授、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在六大队四中队成立了一个研究生班，其中7位留在云南，作为南下干部的精英中的精英，却无一幸免：3人被打成“右派”，4人被打成“反革命”。后来他们自嘲，这是“全军覆没”。
回首几十年的坎坷人生，蒋钟若老人说：“我们的社会总喜欢赞扬在坎坷中仍能坚守正义无愧良心的品格，这当然值得赞扬，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忽视了对坎坷产生的原因的反思？这些原因必须反思，我们的后人才不至于重犯我们的错误，重走我们的弯路。更重要的是，这些反思必须彻底，不能敷衍，不能有所保留。”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遭遇的不公的最好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损失，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保证。
在狂热的年代，既有逢迎体制，媾和权势，同流合污于颓世浊浪之人；也有正直敢言，实事求是，能冒天下大不韪者。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我们在校友们的话语中看到了南京大学学生的铮铮铁骨，看到了知识人的脊梁。
(撰稿：黄柘淞、李昕垚、武黎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