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西南服务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历史社会实践
1950年2月，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到达云南短暂的休整之后，于小石坝集中，然后分配工作。他们被分往玉溪、武定、曲靖等地区参加基层工作队。西南服务团战士们心中的小石坝，就好比传说中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从此一别，各奔西东。再回首时，青丝染白发，有的是物是人非，有的是阴阳相隔。
云南与其他省区不同，1949年12月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率众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当地各级地下党迅速接管政权，并留用旧的军、公、教人员。西南服务团到达云南后，团长宋任穷出任云南省委书记，并令西南服务团全面接管各级政权及职能机构。而此时的二野还面临着消灭国民党残兵，进军西康等任务。要补征1949年的税粮，作为军队的补给。征粮的同时，又面临着建政、剿匪等复杂工作。接管、征粮开始后不久，就接连发生暴乱。到1950年5月就有200余股土匪，达十多万人，一度攻下6个县城。怎么巩固新建立的政权，这些任务就落在西南服务团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身上。
唐泰良老人回忆，当时分配工作是每个地区一整套班子都提前准备好了名单，根据文化程度、专业背景等因素，分配到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地方。首先学习民族政策，开展征粮运动。唐老被分配到玉溪县，任县委会派往下面区工作组的组长。据他回忆，征粮的主体是地主，一般的农民虽然也要征，但是比例比较低。当时区政府的人员成分也较为复杂，为地下党（新青团）和暂时留用的旧公职人员。他曾亲身经历过区政府人员与土匪勾结谋害工作组干部的事。他任组长的区政府工作人员曾经趁他不备，***在背后向他射击，但因枪的质量差，枪膛冒烟但是没有射出子弹，当时也没当回事，只是当面训斥该人员不要乱开玩笑。一星期后，上级便告知破获一起土匪勾结区政府工作人员暴动未遂的案件，那个工作人员正是当时偷袭唐老的人。
但并非都如唐泰良那么幸运。金一杭老人回忆，1950年2月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行军到沾益，坐小火车到小石坝后分工，一大队300多人被分到玉溪地区，金一杭、苏有能被分配到澄江县，苏任杨宗区副区长草甸片负责人，金被分到二区。第一项工作便是征粮。金老说，征粮时还是采取旧的“保甲制”，由保甲长去催粮，按“累进”方法，田多者多征，田少者少征。当时的贫下中农不敢接近西南服务团，深恐服务团撤走后被地主和土匪武装报复。有个农民代表名叫文汉忠的就被土匪利用，其兄文汉鼎准备捉拿当地干部，其后文氏兄弟二人行迹败露皆被作为土匪枪毙。在另一片区，1950年3月深夜，30多个土匪骗开了苏有能工作组驻地的乡公所大门，打死守卫，苏有能抵抗不过被捕，随即被虐杀。64年过去了，讲起这些金老的眼里还充满泪花。她说，“因为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我一直幻想，有一天他能回来。”
征地主粮会遭到反抗，所以征粮就必须镇反。当时没有法院，就由群众组成“人民法庭”。在镇反运动、土改等高潮时期，工作组就有枪毙的权力。在征粮、剿匪、镇反中发现的积极分子，利用他们成立贫雇农主席团，组织农会，开展土改。
孔德璜回忆，由于民族关系复杂，部分土司与土匪勾结，征粮必须和当地土司讲透政策，搞好关系，稳住有田的大户，便于粮食征收。为避免暴动与土匪叛乱，军区还配给他们一个排的兵力，防止民变失城。征粮之后，他就被分到沙营盘区任副区长，曾破获一起内部案件，土匪组织的一个中队长就是区里一个中队长，不仅给土匪提供武器弹药，而且还有一二十人的武装，这起案件给孔德璜极大震撼。在参与随后的土改中，扎根、串联、发动诉苦大会，划阶级，征收没收，分配土地等一系列步骤，让孔德璜第一次真切感知到“剥削”、“压迫”，“阶级觉悟”这些原本只有在书本中才出现的字眼。
在征粮、剿匪、建政、镇反过程中，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共有七位校友牺牲，他们是董俊松、苏有能、王为尧、丁文、蔡光祖、张世藩、唐世俭。直到今天，64年过去了，苏有能、王为尧两位烈士的遗骨都没有找到。
在1950年代初，西南地区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后，对于西南服务团的革命军人来说又面临很多选择。如“调干生”考试，即通过考试重新进入大学学习，甚至公派出国留学，尔后再分配到其他地区或其他部门，进而告别大西南的艰苦。据一些校友回忆，当时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只有2到3个名额，说一点也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但是申报后上级回复说，党还需要大家在这里工作，需要大家替党分忧。这么一说大家心就定了，“当然是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啊！革命是没有自由的！”就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在组织的统一调度和分配下，继续着建设和发展大西南的征程。
(撰稿：黄柘淞、李昕垚、武黎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