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西南服务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历史社会实践
毕业于中大附中的周志成,从1952年开始管理工程队,1953年开始参与了昭通至周边多地的通讯线路架设。1959年西藏叛乱前,时任第四工程队队长的他负责从中甸架设电线到德钦,这在解放初通讯线路“十县九不通”的云南是十分浩大的工程,线路架设困难重重。沿途没有公路,大片的原始森林,零星分布的城镇,工作人员只能沿途伐木开路,夜晚就在野外露宿。粮食、器材只能用马帮驮运。架设白马雪山线路时工程艰巨,不仅有喀斯特地貌带来的自然困难,还有边境土匪的频频骚扰。在上级请求下,丽江军分区派遣了一个排战士掩护,即便如此,夜晚休息时周老和他的工友们还是衣不脱身,枪不离手。这两条线路的成功修建不仅打开了解放初云南边陲通讯建设的新局面,更代表着西南服务团像周老一样的技术骨干,在各条战线为大西南的基本建设做出的卓越功勋。
学土木工程的徐学庶,1950年随军抵滇后,参与接管交通部门。1951年后开始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但因为新政权一穷二白,没有大型的机器,修路时缺少压路机等必要设备。由于缺少钢材,修路筑桥只能辅之以木头、石头、石灰等物品。加上瘴气横行,药品又极匮乏,每次修路,工人动辄死亡上百人。在优先修通少数民族地区交通线的任务下,民族关系处理也是工作的重点。西南服务团在民族地区尊重民族风俗,为了更好开展工作,必要时天平也不得不从组织纪律偏向民族政策。从50年代到70年代,徐学庶等交通系统干部奔赴云南各地修路,从滇越铁路的修复,到贵昆、成昆铁路的通车,从昆打、昆个公路的通车到滇藏公路的完成,实现了水路交通综合运输网骨架的奠定。到1985年,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达1621公里,比1949年增长1.4倍,公路线路里程达49541公里,比1949年增长16.8倍,所有县和97.8%的区(社)通了公路。此外,水运、民航等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徐老和他的战友、工友们栉风沐雨、克艰排难的奉献精神和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1988年正当徐学庶离休时,恰逢云南工学院准备筹办土木系。徐老再一次忘我投入,筹备建系,任教直至1993年。
看背景资料时,唐泰良老人令我们肃然起敬,因他在国内冶金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众多学术文章。作为西南服务团冶金战线的杰出代表,唐泰良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也颇有几分戏剧性。1952年,南下干部的调干生考试开展得如火如荼,唐泰良打算通过考试赴京学习工业,以增长才干更好地造福祖国和人民。但彼时的云南干部资源吃紧,工作局面复杂,玉溪县委会的得力干部唐泰良的调干考试未获省委批准,却被旋即调至云南大学重新学习。在采矿、地质、冶金三个专业中,唐老因为在母校金陵大学工学院读化工的缘故,选择了冶金,学习了四年毕业。1955年党内肃反时,因父母和哥哥去了台湾,被打为“特嫌”、“叛徒”,并且“挂起来”,进行内控。1957年调到云南省有色金属局,任生产技术员。因为学过俄语,还担任过技术科苏联专家翻译,为搭建云南冶金的对外交流合作桥梁做出了贡献。随着越来越左,1958年他又被下放工厂做普通的高强度工作,跟班劳动。直到1961年同为西南服务团战友、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同志来视察,得知他的情况后,才让他重新做起技术工作。好钢不管是不是用在了刀刃上,唐泰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执着丝毫未变,虽然“特嫌”的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但他毫无怨言。直到晚年,唐老还担任着昆明冶金公司离休支部的书记,为老同志老战友们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而默默出力,默默奉献。
1947届金陵大学农学院的章光旭则是为云南的林业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大三的章光旭报名西南服务团后,在云南被安排到省林业厅,从事护林和造林的工作。云南是全国重点林业省,山区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0%左右,植被繁茂、种类繁多,有“植物王国”之称。然而云南山区的农业耕作方式却非常落后,山区百姓一直有着烧山毁林、刀耕火种的习惯,严重破坏着宝贵的森林资源。章光旭和同事们深入山区基层进行宣传教育,逐步扭转了当地群众刀耕火种的耕种方式。1959年,章光旭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学习的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他受命筹备云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专心开展林业科研工作。他和一些农林植物专家一道,开展了用材林与经济林的速生丰产、森林虫害、森林培育、合理采伐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为云南林业发展的战略设计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时他们要跋涉高原山区采集树木样本,有时他们又要到西双版纳培育热带树种,更多的时候他们长期驻扎在远离城市的山林中,进行农林作物的引种、良种、育种、栽培技术的研究。在林业岗位上工作的42年里,章光旭老人先后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1个,省级科研奖5个,参编《中国油茶》、《中国山楂志》等农林专著数部,发表科研论文30多篇。从高山高原的寒带山林到西双版纳的热带树林,他在云南的每个脚步都是“绿化高原的足迹”。
周汉杰,他和表兄唐泰良相约参加西南服务团,放弃了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机会。到达云南后作为联络员,参加接管昆明市警察局第五分局。由于得罪领导在1955年被打为反革命,开除公职、党籍。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到新建炼铁厂接受劳教。1961年结束劳教,被安排到光明农场“就业”,实际上是关押。1979年得到平反,在市公安局主管接待与劳动教养案件相关的审查工作。在1984年参与创办昆明市人民警察学校,任副校长,直至离休。周汉杰在云南的前30年可谓是一路坎坷。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尤其是在80年代恢复工作之后,深受劳教之苦的他,在审查劳教案件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要求“所有劳教宗卷,必须与被劳教者本人见面”等,他时刻警惕自己的悲惨遭遇在别人身上重演。回顾往事,周汉杰没有太多对过往的遭遇怨念,只是感叹大好的年华没有用在为人民工作上,感到惋惜。回顾人生,他说:“我虽然官卑职小,但是我没有碌碌无为。”我们知道,他尽了自己的心,一份知识分子的良心。
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鼓舞人心,而历来波云诡谲的政治运动此时更是暗潮涌动,如何奏响这首冰与火之歌,是每一个西南服务团的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人生抉择。
(撰稿:黄柘淞、李昕垚、武黎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