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学用结合，培育各种人才
金大的教学以启发为主，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除课堂教学外，制定他们阅读参考书籍，以求博学深思；同时，着重理论与实际联系，力求学用结合，故各专业都特别重视实验和调查实习。这些活动，主讲教授常亲自参加，如分析化学实习，除专有教师辅导外，袭家奎教授还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实习并结合进行教学。农艺学实习，师生同样脱鞋下田，进行田间操作和观察研究。农经系调查实习，主讲教授卜凯博士（美籍）虽年逾60高龄，仍不辞辛苦，骑车经20多里崎岖小道，去观音桥至高店子间浅丘地带实地教学。此外，金大师生们还利用每年寒暑假期间参加实习。如农经系曾在1943年由戈福鼎教授领导学生利用暑假约四五十天前去华阳县（现双流县）中和、新兴、太平等乡进行平坝和丘陵区的农业生产调查实习。卜凯博士也经常前去指导；戈福鼎教授则亲自步行到各乡，具体领导，日夜奔波于浅丘区农户间，与学生同食同住，生活十分简朴而艰苦。教授老师们每晚在油灯下还要收集学生当日实习情况，会同助教研究处理，并提出存在问题，指导他们对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其他文、理学院，特别是研究部和专修科，实验场地虽各不同，但老师们无不亲自参与实际操作，具体指导。
在八年抗战前后，金大为国家社会培育出各种人才数逾千人，计有硕士40余人，学士600余人，专修科约500人，其他短期训练班（所）约200余人。其中在各项科技领域中和国内外有关单位担任要职的知名专家教授，不乏其人，如谢道炉（谢韬，原人民大学校长）、朱声（方然，原江西省文联主任）、王金陵（大豆专家，原辽宁省副省长）、左天觉（烟草专家，曾在联合国任职）、张德慈（水稻专家，曾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卢良恕（小麦专家，原中国农科院院长）、李隆术（植病专家，原西南农大副校长）、李柏汉（植物学家，原南京大学教授）、陈彪（天文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卓浩（生化权威，美国科学院院士）、余鸿津（在美国任教授）、但功鸿（在美国任教授）等等。其他担任部长、大中学校校长、院长、正副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农艺）师等重要职务，从事高中级科技领导工作的同学，约在数百人之多，未能一一列举。
金大在教学中不仅重视德育、智育，而且对于文体教育也极为重视，除经常按院系举行文娱晚会、迎新送别晚会活动外，还培训了一支当时在国内也很有名气的足球队，其教练——体育教师徐邵武，原为金大学生，是国家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在成都时就经常组织五大学联合足球队举行球赛，曾与我国国家球队（包括世界球王李惠堂）、英国皇家空军足球队、美国空军足球队等进行比赛。
三、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民主运动
1938年金大来蓉初期，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进行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时期，全国各界人民和大中学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9年以后，根据上级指示，共产党员和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组织成员，均转入隐蔽斗争，在此期间，包括金大在内的华西坝五大学师生，均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民主革命运动。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转入隐蔽活动期间，有的金大地下党员与组织失掉联系，但仍坚持斗争，独立作战。如：农经系学生王泽丰（民先队员，1938年入党），转入了川西地区温江、大邑等地，配合零散的地下党员刘嘉言（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子洞）等，组织和发动农民革命运动；中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骏达（民先队员，1938年入党，陕南学委负责人，解放前夕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则以联谊会等方式组织校内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1942年秋，金大的赵一鹏与华大的刘盛舆、燕大的刘克林等暂时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连同王晶尧（王学燧）、崔嵬（崔铁民）、钟宗等六名进步学生，在赵一鹤的主持下共同成立了校际的秘密组织“蓉社”。他们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及讨论时事政治、联系团结群众为主要活动内容。1943年，“蓉社”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小组”；当年底，这个小组成员增加到14人，又改名为“青年民主政治宪政促进会”。与“蓉社”建立的同时，在金大校内成立了“现实文学社”和“狂狷社”。继后两年中，相继成立了“时声社”、“活力社”、“草原社”、“敢社”、“菲芄社”等6个革命社团。负责筹建组织这些社团并担任领导职务的成员，多是抗日初期加入中国的地下党员，如王煜（王宇光）、赵一鹤、朱声（方然）、郭维等，或30年代参加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抗日宣传队”、“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国团”、“三联书店”等的革命同志，如刘毅、谢道炉（谢韬）、朱景山、杨寿南、王月娥、肖琨焘等等；其他社员则多属长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革命青年，共约120人，组成了著名的金大“六社”。1944年，为统一这6个社团的思想和组织力量，还成立了金大“六社总社”，并选王煜和刘毅担任正副总社长。
同年10月，在李相符同志（中共南方局专派党员、民盟中委、川大教授）的直接领导下，经金大“现实文学社”负责人谢道炉邀请，成都各大学革命社团负责人在望江楼举行会议的基础上，通过成立“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并由各校地下党员如金大王煜、华大刘盛舆和彭塞、川大黄文清等在文殊院举行会议发起，吸收各大学革命社团部分领导核心和骨干成员，秘密组成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民协”成立后，通过各校公开的革命社团，组织发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民主革命斗争，从而建立了党对金大“六社”、对华西坝五大学以及川大等校公开革命社团的统一领导的秘密组织关系；并通过“民协”负责人或成员担任金大“六社”总社的正副社长或分社社长与骨干成员（即郭维、赵一鹤、朱景山、杨寿南、谢韬、方然、张薇薇、肖琨焘、王月娥等同志）。在成都历次抗日民主革命运动中，金大“六社”和五大学革命社团都公开进行宣传、号召、组织、联络、纠察、集会、摄影等工作，并公开领导指挥历次革命运动的游行、示威、**、谈判等具体斗争。其主要事迹有：
1.参与“时事座谈会”的工作
1944年9月，由“中国民主同盟”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在华西坝举行“时事座谈会”，出席人员有张澜、鲜英、李相符、潘光旦、周新民、罗隆基、章伯钧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当时尚未公开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首领李璜、常燕生等；还有在华大的国际友人即加拿大共产党员文幼章、革命人士吴耀宗，金大的陈中凡、沈志远，燕大的沈体兰等专家教授及其他知名人士。他们公开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到底，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停止反共、反人民，释放政治犯，反对贪官污吏等等。当时华西坝五大学的革命师生和成都市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约2000人参加了会议。在筹备、召开这次“时事座谈会”期间，金大的“狂狷社”和《狂狷周刊》的负责人和华大、燕大的“新生”“星火”“海燕”“火种”等革命社团的部分成员，参与了会议的宣传、会场的布置、纠察等工作。《狂狷周刊》担任会内新闻采访、编写出版专刊，因报导了座谈会实况，竟遭到国民党地方政府以所谓“违犯抗战言论和出版法”的罪名强行勒令停刊；成都《新民晚报》（民盟机关报）也因对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被勒令停刊，后改名《华西晚报》继续出版。
2.联合举办“五四晚会”及火炬游行
经过“时事座谈会”之后，华西坝乃至全市一时民主气氛高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革命浪潮蓬勃兴起。在1945年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时，由华西坝五大学各革命社员联合邀请民盟中委、川大教授李相符，五大学教授吴耀宗、陈中凡、沈体兰、沈志远，文艺界、新闻界知名人士陈白尘、邹荻帆、黄药眠、王芸生和国际友人文幼章教授等参加晚会并讲话，与会者1000余人。会议号召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爱国传统，坚持对外抗日，对内实行民主与科学，为实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实行民主政治而奋斗。晚会后又举行火炬游行，在游行出发前还举行宣誓：“将抗日民主斗争进行到底！”。宣誓时发言人有金大代表谢韬（谢道炉）、燕大代表李中。筹备并主持晚会的社团和成员，金大有“狂狷社”“时有声”的王煜（宇光）、刘毅、郭维、肖琨焘、吴用之、朱景山，“现实文学社”的谢韬、朱声（方然）等。这次晚会后，促成金大“六社”中的“草原社”“敢社”“菲芄社”等在当年正式成立。
3.声援“市中事件”
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学生遭受省会警察局长方超指挥武装警察的袭击毒打，致使学生30多人受伤，还被囚禁40多人。这一重大事件激起蓉城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由此爆发了全市大中学校联合上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事前，以金大“六社”为首，联合燕大、华大、齐大等校革命社团负责人，以及市中学生和其他中学代表，在金大第一宿舍食堂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组织发动这次示威游行。后来由于五大学中的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分子进行破坏，企图阻扰示威游行的实现，随即把联席会议转移到燕大小礼堂召开，终于决定在11月11日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同时，成立成都大中学校后援会，选出金大、燕大代表出任后援会主席；并由金大“六社”起草了宣言，印发全市并寄往抗日后方的各大城市，后又译成外文寄往英、美、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的报刊曾连续刊载。
在示威游行的当天，由金大“六社”担任指挥，领队有王煜（宇光）、刘毅、杨寿南、赵一鹤等，负责宣传的有刘毅、郭维、张薇薇和金大学生自治会代表袁铭、燕大学生代表李中、刘克林、王守义，华大学生代表刘盛舆、胡文新、彭塞、贾唯英（女）等和其他中学代表共十几人。金大的“菲芄社”担任对游行队伍和代表谈判等实况的摄影任务。“六社”各分社社长和全体社员，除留极少数在校警戒外，绝大多数都参加了示威游行。革命的学生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惩办肇事凶手、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及警察局局长方超，赔偿受害学生的损失、实行民主政治、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严重事件等。后经过“大中学校后援会”及五大学社团代表刘毅、张薇薇、郭维、刘盛舆、贾唯英（女）、李中、刘克林、戚宝等约10人（袁铭参加游行后，遭受三青团威胁而退出）再次与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进行谈判斗争，加之国外报刊刊载成都学生运动消息等舆论压力，引起了国民党政府极大惊慌。张群始奉蒋介石命令接受此次运动谈判条件，将余中英、方超“引咎辞职”赶下台，从而使“市中事件”这一民主革命斗争，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4.湘桂战役形势座谈会
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占领长沙后，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因我抗日军民坚持抵抗而受阻，后又沿湘桂路攻占桂林，并向贵州进犯到达独山，对重庆和其它大后方城市造成巨大威胁。此时，国民党投降派乘机而起，宣扬降日图存，蛊惑人心。在此社会动荡、人心混乱之际，金大“六社”总社为了使人们认清形势、激发抗日斗志、肃清降日谬论、以安定人心，经过讨论，决定由金大学生自治会出面，在全校公开举行“湘桂战役形势座谈会”。当时，学生自治会正副主席王华宾、刘毅、郭维等同“六社”各分社配合，运用布告、标语、墙报、壁报展开宣传活动，并于次年9月在金大行政大楼会议室郑重举行了“湘桂战役形势座谈会”。到会各系学生约千余人，部分教授、教师也参加了。座谈会由王华宾主持，刘毅代表学生会作形势讲话，阐明“只有坚持抗战到底，清除‘和谈降日’卖国主义思想，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等道理；号召“全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应澄清混乱思想，团结抗日”；并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制止腐化，实行民主宪政，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积极支援湘桂抗战军民，打退日寇猖狂进攻，救济从前线撤退后方的难民”等。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教授、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十多人。这次“座谈会”大大增强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扫除了国民党投降派散布卖国的谬论。
5.反击青年党头子反共拥蒋的斗争
1944年以前，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为首的“青年党”曾在一定情况下，表示支持抗日，并对蒋介石搞一党专政扼杀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行径表示不满。但到1945年以后，他们竟公开接受国民党驱使，积极拥蒋反共，不再抗日。青年党首脑们于1945年夏，在成渝一带大肆进行拥蒋反共的反动演说。李璜、左舜生利用华大教授的身份在华西坝五大学以教学课堂为场地，公开召集大会，发表反动演说，说什么“当前抗战，劳而无功，胜利在望，只有支持国民党，拥护蒋介石同日和谈”的反动言论，并辱骂共产党坚持抗日到底是“以卵击石”“无法挽救民族危亡”“现在搞政治运动，不利团结抗日……”等等。
当时，这些反动言论，激起了金大“六社”全体社员同校内革命青年学生的雷霆之怒。“六社”总社长王煜（宇光）和刘毅立刻召开分社长会议，决定各分社出版壁报专刊且由各分社长亲自执笔写专文进行批判抨击。素以文笔锋利著称的“时声社”正副社长谢韬（道炉）、方然（朱声）和“六社”中擅长“笔战”的成员，均各展所长，撰写评论、杂文、诗歌，对青年党头目的反动演说，尽情剖析批判。一时间，《壁报专刊》、《特刊》、《墙报》贴满了华西坝行政大楼、宿舍、广场等地。随后，五大学其他革命社团也纷纷办壁报，积极响应斗争，从而沉痛地打击了政治投机派青年党的反动气焰，使抗日民主斗争进入了一个高潮。
6.声援昆明“一二·一”血案
1944年，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国内坚持长期抗战，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企图攻占湘、桂、黔的野心。1945年，抗日后方大城市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以民盟为主的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开展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宪政，召开人民参政会，成立包括各党派、各界人士的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成都“民主青年宪政促进会”的统一布置下，1944年至次年春，金大“六社”及五大学革命社团，分别召开了有关的座谈会。1945年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在重庆《新华日报》公开发表后，金大“六社”经“民协”统一研究布置，立即组织各分社认真学习、深入讨论。这年8月，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以后，在“民主宪政运动”主张成立“联合政府”的浪潮推动下，蒋介石被迫电约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背信弃义，违反《双十协定》，在接收日占区的借口下，狂妄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要求实施《双十协定》，坚决反对内战。
11月，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师生，在云大礼堂举行“时事座谈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实行国家民主和平统一，谴责违犯“和谈协定”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12月1日即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务包围会场，开枪镇压。当时联大、云大有革命学生4人中弹牺牲，十多人负伤。华西坝五大学及川大革命团体和师生以及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均对此表示莫大愤慨。金大首先发出致昆明学生的慰问信，并会同各校革命社团，纷纷用报刊、壁报、传单、标语等，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制造“一二·一”血腥镇压革命青年的罪行。
各校还分别召开了追悼会。后又经五大学“民协”布置，由金大“六社”联合五大学革命社团在华西坝广场联合举行追悼大会，参加的学生有4000人。这次大会仍由金大学生会负责人刘毅、王华宾主持，由燕大卫永清任主席，燕大学生陶慧华（女）致悼词。各校参加大会的教授有李相符、吴耀宗、沈志远、沈体兰以及外籍友好人士文幼章、夏仁德等。会后举行了声援昆明“一二·一”血案的示威大游行，人们悲愤、怒吼，沿途高呼：“强烈抗议镇压青年学生！”“要民主，***，要自由！”“惩办‘一二·一’血案凶手！”“慰问受害、受伤革命学生，赔偿一切损失！”等口号。
四、迁返南京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金大立即筹划迁返南京事宜。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后，除应届毕业生外，其他年级学生和教职员工（有少数留成都工作或转其他院校借读）从1946年4月起分批分两路出发，一路经成渝公路到重庆，沿长江而下；一路由川陕公路到宝鸡，经陇海铁路转津浦铁路南下。迁返工作组织得较为细致周到，每批有教授、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负责领队。但是，由于抗战胜利后由华东、华北迁川的机关、工厂院校等都在纷纷迁返，各地水陆交通十分拥挤，且国民党政府又正忙于调动部署军队，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仅没有着手恢复遭受日本侵略军破坏了的交通，反而对返校运输多方阻挠，因而师生员工们在途中备受折磨，有的在长江乘木船触礁落水；有的在川陕公路乘汽车翻车；有的行至西安又因铁路不通换乘汽车，在硝烟密布的田野中爬行一周才到郑州，再经京汉铁路南下到武汉，停留近月始坐木船沿江而下。尽管如此，大家仍都克服种种艰难和困苦，先后返回南京。凡有暑期实习任务的学生，7月起即开始实习。8月，金大就在南京恢复招生，9月中旬开学复课。
全校师生在努力完成教与学任务的同时，为争取国内和平与人民民主、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继续积极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斗争。
在历史的长河中，8年不过是一瞬间。但金陵大学在抗战8年历难中，坚持认真办学和刻苦教学，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的变化发展事迹，远非以上叙述所能概括。尽管在蓉的和外地的大批校友为我们回忆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但由于事隔已四五十年，难免有挂一漏万及失实之处，且因执笔编写者水平有限，时间又紧，整理取裁可能欠妥，敬请原金大校友和知情者补充指正。
（1986年12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