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18岁，第一次离别故乡，来南京大学入学报到。转眼之间60年过去了，可诚如一首歌里唱出的那样：“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电视连续剧《渴望》插曲《好人一生平安》）这60年间的许多往事就一直鲜活地在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
打马进城
1955年8月，我由安徽芜湖乘客轮顺江而下，来校报到。船到下关码头，上岸后，我这个小地方来的、又是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的穷学生，人生地不熟，一时不知所措，怎么走，才能到学校？正在我一片茫然时，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坐车吧，我送你。”顺着声音，我看见一位年约50岁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褪色的草帽，国字形面庞，风吹日晒之下脸色有些黑，两眼炯炯有神，和善地问着我。我原本有些紧张无助的心情，渐渐平缓，颇感温暖。
他说的车，原来是一辆载客的马车，两人座，座铺白布，倒也干净。说好车资（好像还不到一角钱吧），他帮我把行李拎上车，他也坐上驾位，说声：“走”，一甩鞭，“啪”的一声，车儿便缓缓前行。一路上，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车进挹江门之后，我便开始有些专注地欣赏市容，印象最深的是三车道和行道树。三车道，即马路上的快车道、慢车道和人行道。这三条道宽阔平直，车辆行人，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互不干扰。特别是那行道树，东西两侧的法国梧桐，根深叶茂，主干粗壮，枝干交错，绿叶互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隧道”。坐在马车之上，伴着马蹄清脆的“笃笃”声响，好像要把我们带回到那百年之前，千年之前的时光。就在我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之际，似乎听到了有人说：“你看，这是鼓楼，右边就是南京大学。”我赶紧收回思绪，看到师傅收紧缰绳，任马儿顺坡而下。师傅又用手势牵住我的目光，让我渐次看到了巍峨高耸的北大楼，古色古香的东大楼，古朴壮观的东南大楼……，感叹之余，却又看到了铁丝网围成的院墙，铁丝网上爬满了带刺的蒺藜。在图书馆大楼前还横陈着几排平房草屋。在这些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古典建筑之旁又有一些草屋平房和绿地伴生，还真有些田园风光的味道，想想倒也有趣。
这时，马车来到南园门前。师傅说：“到了，下车吧。”
虚惊一场
马车来到南园门前，尚未停稳，就见几位学兄紧步走来，问道：“是新生报到的吗？哪个系的？”“外文系”我说。学兄们帮着拿下行李，将我引向外文系报到处。这里，一位学姐问：“哪个语种？”“德语。”她看了好一会儿新生报到名单，说：“没有吴启文，只有一个叫吴启天的。”我一时愣住了，她又说：“你是叫吴启文，没搞错吧？！”我赶紧说：“我是叫吴启文，老师和同学们都叫了十几年了，没错。”学兄们听说有此一事，纷纷围过来很是关切。有的看“录取通知书”，有的查新生报到名单，有的说肯定是名单印错了，有的说先给把手续办了吧……那位师姐说：“你们先给办手续吧，我去系里再问一下。”不一会儿，她回来了，说：“是名单上印错了。”学兄们一阵哄笑，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看看，这可真是虚惊一场。
两位学兄帮我拎上行李和箱子。行李，是一床垫絮和一床盖被；箱子，实际上就是一只不大的包装箱。学兄关心地说：“就这点儿被子冬天肯定会冷的。”我们边走边说，来到宿舍（是4舍205室？）看见宿舍楼外墙上一幅大标语，写着：“欢迎新同学，你们辛苦了”。看着这10个普普通通的汉字，我想着到南京来的这大半天时间里所遇见的人，所发生的事，我的内心被深深地感动着、温暖着。我真想大声呼喊：“我到家了！”
师恩难忘
在南京大学读书的这四年，应当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这四年不仅是中学学习的延续，还是走向社会的过渡，更是报效祖国的准备。这四年的学习和生活，让我懂得了如何为人，怎样做事；既扩展了基础知识，更学会了服务国家的专业知识。
陈毅人先生的“马列主义基础”，黄淬伯先生的“现代汉语”，陈瘦竹先生的“文艺学引论”，陈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等，诸位先生渊博的知识，精彩的讲述，让我受益匪浅，印象深刻。至今，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在课堂上的风采。
专业课的老师也都是学贯中西、诲人不倦的名师。教授“基础德语”的林尔康、焦华甫、叶逢植、张威廉等诸位先生，教授“翻译”的贺良先生，教授“戏剧”的陈铨先生，教授“德国史”的民主德国专家葛来福先生，教授“德国文学史”的商承祖先生（时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等等。他们都是我专业知识的引路人。没有他们的教导，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事业。
叶逢植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学长。他很细致地向我们传授着德语基础知识。他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我毕业后很长时间都与他保持联系，向他请教。我在安徽工学院（现已并入合肥工业大学）任教时，曾为安徽省手球队出访时带回的“弗赖堡国际手球学校”的教材《手球基础》作全文翻译（约20万字），其中有几处把握不准，就曾回校向叶先生请教，从而使译文得到了精确的表述。
张威廉先生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长辈（与我的父亲同岁，1902年生，属虎），教授我们的时间最长，从二年级到四年级；课程最多，有二年德文、语法专题，词汇、威利布莱德尔、现代文学选读、十八十九世纪文学选读等。他是我国高校最早的德语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德语界的一代宗师，享有国际声誉。1984年，他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研究总局授予的“歌德奖章”；1988年，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授予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张先生是唯一同时获此两项殊荣的中国学者。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我曾多次向他请教，都得到他耐心的指导。毕业前夕，我去陶谷新村的张府拜别，受到很好的款待和教诲。他谆谆告诫，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要“工作向上比，生活向下看”。要淡泊名利，努力工作，不要怕默默无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他百岁寿辰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我曾经当了很长时间的副教授，但从来没有提过加薪和升级的要求。”恩师的为人、做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和至今的影响。
诚朴 敦行
求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分配时，我们班除了高剑秋、廖镇、胡宗健三位同学留校外，其余同学都被分至北京中央各部委，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外交部、公安部、新华通讯社、国家体委、国家文委等。我曾工作于公安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做过公安工作、科技情报工作、图书资料工作、翻译工作、编辑出版工作和教学工作等。每调换新的工作，我都积极应对，遵照校训“诚朴 雄伟 励学 敦行”，规范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诚信朴实做好人，雄心壮志创伟业，励志学习求新知，敦厚敏行不止步。“诚朴”教我做人，“敦行”教我做事。按我自己对校训的粗浅理解认真践行，不断践行。虽然我做得还不是很好，特别是“雄心壮志创伟业”中的“伟业”二字更是难以企及，但我一直希望能做得更好，也一直在力争做得更好。在学校我可以是差生，但是，在社会上，在工作中我会“以南京大学为荣”，绝不做“差生”。
在华东冶金学院（今安徽工业大学）任教期间，我还主编学校的交流刊物《冶金科技译丛》（季刊）和《冶金科技快报》（月刊），并发表译文十多万字，发表情报信息、图书资料、编辑出版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约20篇，在冶金部科技情报系统和安徽省高校系统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并多次获奖，得到了业内有关部门的认可和赞许：
1986年，同时获得冶金部和安徽省科技情报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8年，任马鞍山市科委科技进步奖情报行业评委会主任委员；
1990年，获华东冶金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990年，受聘任“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图书资料出版学科评议组成员”；
等等。
我是社会的平平常常的一员，我是南大的普普通通的校友。我的工作无功无过，我的生活平凡平淡。我没能为母校的辉煌的旗帜增光添彩，可我一直兢兢业业地保持着她的原色、本色。一入南大门，永是“南大人”。我将以“诚朴 敦行”作为我的座右铭，永远，永远。
（吴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