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恩师张月超教授（1912-1989）不幸去世后，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就对一位朋友说：我要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后因故拖延了。这种拖延是有原因的：先生在临终前所写的遗嘱上，把他那部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送给我作纪念。我把这看作是先生
给我的一种嘱托、一个任务，先生喜爱莎士比亚，研究和讲授莎士比亚。在先生的影响下，我自己也在做一个有关莎士比亚的课题，我一直想等此书出版时，写作一篇后记来纪念先生。另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先生是那样突然、决然地告别了人世，虽然多年过去了，提起这件事，对我来说依然是一种巨大的伤痛，我内心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歉疚，我害怕触动那个伤口。
记得1989年那个阴冷的初春，春节后才几天，正下着大雪，突然宿舍门房要我去接传呼电话（那时电话还未普及）。一听是先生的声音，我感到有点纳闷：先生春节前才去北京啊，那边有暖气，老人畏寒，不是说好春暖花开再回南京的吗，这才几天就又回来了？先生在电话里没有多说什么，但那意思听得出来，是要我去看他。
那时我从美国访学一年，刚回来不久，记得出国前我是在医院病房向先生辞行的；后来在美国听说先生的癌症其实是医院误诊，不久先生就康复出院，但是婚姻却发生了变化。我回国后，这些事先生不愿说，我当然也不便问。而且也真不巧，那年春节后我岳父病情急剧恶化，白天凡是课余时间，我几乎整天守在病榻旁，张先生那里也很少去了。
真是晴天霹雳，4月2号下午突然传来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我惊恐、彷徨，不知所措；看到先生的遗嘱，更是撕心裂肺、痛哭失声。两天后是清明，岳父也去世了，短短几天中我连续送走了两位尊长，内心的伤痛可想而知。后来更让我感到悲愤的是：先生去世前两三天，曾托一位邻居给我一张纸条，要我去看他。我在医院，那位先生找不到我，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纸条就随意丢在系办公室的桌子上，最后也不知所终。我这么多年来常常想：如果我当时看到这张纸条，立即去先生家中同他聊聊，先生的心情是否会好一点？是否可以避免那样一种悲剧？
今天年轻一代学者恐怕不知道张月超先生的大名了。其实先生也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啊。1932年，是德国诗人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巨人，中国学者在那两、三年中也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和译文。其中最活跃的是南京的两位学者：一位是宗白华，他写作和翻译了多篇文章，还选编了一部论文集《歌德之认识》；另一位就是张月超先生，他把歌德同爱克曼的那些著名谈话部分翻译成中文，他采用了刚刚兴起的比较文学方法，把歌德同美国作家爱默生进行了比较，他还写了一部《歌德评传》。宗白华时任中央大学教授，而这时张月超先生年仅21岁，不过是外文系3年级的学生，就出版了学术著作，而且这样三百余页的专著在当时整个外国文学界都极其少见。宗白华先生为发现了一位学术新秀而感到欣喜，他为自己学生的著作写了序言，予以热情的推介，而张月超先生也为老师主编的文集写了书评，对其中的论文进行了点评。一对师生，老师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学生是20出头的少年才俊，两人共同努力、相互呼应，一道向中国读者推介西方文化的一位伟大代表。
那时的中央大学，除了宗白华以外，还有一大批名教授，外文系就有楼光来、范存忠、郭斌和诸位先生任教，先生极得他们的器重。依据当时的惯例，几所国立大学的外文系每年都把自己最优秀的一位学生推荐到国立编译馆任职，1934年先生从中大毕业时就得到这份光荣。
上世纪的许多学界名流30年代有一个辉煌的开端，但此后则历尽坎坷，最宝贵的时光大半在战争和无休止的政治动乱中度过，才华得不到充分的施展。这是个普遍规律，张先生也大体如此。毕业3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他不甘做亡国奴，颠沛流离于大后方，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过英文，后来又做翻译。好不容易八年抗战胜利了，但接着又是3年内战，先生为国事感到万分忧虑，他多么希望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大家共同建设百孔千疮的祖国啊。先生信奉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48年国共和谈，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应聘担任了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在这个职务上，他自然得听命于顶头上司张治中和邵力子，但也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等颇有交往，并得到这些风云人物的器重。历史的发展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和谈破裂了，先生产生了去香港另谋发展的打算，他的计划为周恩来所得知，周恩来鼓励他去香港，并委托先生带一封信转交当时在香港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先生来到香港，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任务，此后他就留在香港，主编《国际文摘》月刊。
五十年代初，在“建设新中国”口号的感召下，先生同许多在海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样，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满怀希望回到大陆，应聘去武汉大学任教。先生努力工作，出色的教学效果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而且完成了另一部著作《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
中共建国以后，外国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之一，在许多大学的外文系也是必修的，但是西方作者的或是建国前出版的此类著作都不能用了，结果成了全国没有一部合用的外国文学教材（杨周翰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1964年才出版上册，下册迟至1979年才问世），各校只好把一些苏联学者的论著拿来应急，这些著作中充满说教，那些伟大作家因为属于“资产阶级”而被反复批判。先生在武大讲授外国文学，他痛感教材的缺乏，于是把自己的讲稿和论文整理出来，成为《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此书分篇论析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最重要的作家，虽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史，但也把握了西方文学的脉络和精髓。在当时教条主义横行、棍子乱舞的情况下，先生坚持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把对文本的赏析同理论的探究结合起来，引用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文笔也流畅生动，在那种沉闷的学术空气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此书问世以后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流传全国，在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师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到八十年代初，先生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增补了普希金、果戈里等5篇俄国作家的评传，改名为《欧洲文学论集》出版。又是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读来仍然可以发现其价值。
不过，《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出版不久，先生中了“阳谋”。不过是几句牢骚，于是新账老账一道算，给戴上了一顶“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帽子。此后就是无休无止的检查、交代、批斗和劳动改造。先生曾经告诉我：“陈白尘先生文革中是鸭倌，在干校放鸭；我是牛倌，在农场放牛，我做过的事，说了谁都不相信——我还给牛接过生”，白尘先生是喜剧大家，他一手持竿放鸭、一手叉腰向天，那幅威风凛凛的照片早已传世，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月超先生是外国语言文学的专家，我无法想象他放牛或为牛接生时的情景，他微笑着告诉我，我听着却感到多么悲哀，如果他不去放牛，而是继续研究歌德或莎士比亚，那会给我们留下多少宝贵的财富！
文化革命后期，先生被强迫退休，成为无业游民，直到文革结束，慧眼识英才的匡亚明校长才“招降纳叛”，把先生，同时还有陈白尘、程千帆两先生，一道礼聘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此后不久，先生突然时来运转被“落实政策”，因为去香港给周恩来带过信，这是革命任务，于是从接信那天起就算起义参加革命了，就从“历史反革命”成为“对革命有功人员”，由南京部队司令部授予了大红证书，享受了离休人员的种种待遇，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朝为阶下囚，暮为座上客”。
先生来到南大，我很荣幸地成为先生的第一届、也是中国第一届世界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1981年毕业后又成为先生助手，到1989年先生去世，其间有10年师生之缘。
记得那天开学，在中文系小楼，系主任陈白尘教授主持开学典礼，对导师一一介绍，对学生逐个点名。典礼结束，本专业的4位同学同张月超、赵瑞蕻两位导师见面，张先生讲了几句话，说下周正式上课，要我们预习《贝奥武甫》英文原本。《贝奥武甫》是部英雄史诗，也是英语文学的发轫之作，用古英语写成。我是中文系出身，根本无法阅读这样深奥的外文原著，所以对先生的要求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下周上课了，先生一开始就要我们复述《贝奥武甫》的主要内容，我一下子愣住了，想不到会这样来考查，那3位同门全是外语系毕业的高材生，自然没有什么困难，听着他们流畅的伦敦英语，我简直无地自容。轮到我了，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无能，先生没有责怪，只是说了一句：“要研究外国文学先要学好外文。”第一节课我就出了洋相，但是我牢牢记住了先生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并且年复一年以此告诫自己的学生。直到现在，遇到那些不懂外文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博士或教授，读到那些不屑引用外文资料的外国文学论著，我就感到愤怒和悲哀，也会想起、并深深感激先生第一节课就对我的当头棒喝。
一些中文系的同学常常以才子自命，不屑拘泥于小节，做学问也是粗枝大叶，我也沾上过这样的坏毛病，可是读研究生以后，笔下的一点点小毛病，都逃不过先生的法眼，几次下来，吓得我下笔再也不敢大意。记得临毕业前，我在论文中提到16世纪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卡斯忒尔维特洛（Castelvetro Ludovico），我凭记忆写出其拉丁文原名，也没有去核对，结果漏了其中一个字母。这又被先生抓住了，他对我说：“这在你的论文中是枝节，但错了就不是小事。”从此我写文章再不敢掉以轻心，宁愿多费点事，反复把资料核查几遍。
记得有一位很优秀、我也很器重的学生，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在餐桌上借着几分酒意向我提了一点意见：“杨老师，跟你读书3年，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我听后不禁一怔，想了很久，我承认这确实是我工作中的缺点，必须改正；但在我的记忆中，张先生好像也从来没有表扬过我，我只记得他总是要求我们“厚积薄发”、“不发空言、言必有中”，他还有一句常让我丧气的话：“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少新见解，其实别人早说过了，只是自己读书少，没有读过而已。”这些话，在规定教师的论著需要量化计算、学界新秀们动辄著作等身的今天，听来是多么“迂腐”和不合时宜，但我永远感谢先生，正是他当年的要求，使我回首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生涯时，还不致有太多的愧疚。
同许多老一辈的学者一样，先生常说“道德文章”，总是把“道德”放在“文章”的前面。我以为，“道义”二字是先生人格的核心。先生为人严肃，学业以外的问题，我轻易不敢多问。不过从师之初，私下就常常感到诧异：国共相争半个多世纪，可谓你死我活，而先生在双方都有不少好朋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生有好些亲友在台湾还居于要职，也有人已移居美国，在当时还没有解禁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同先生常有来往。先生经常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各种书报资料，比如《纽约时报书评》，当时国内不易见到，先生却能够在十多年中每期准时收到，我也是从先生那里第一次读到这份刊物的。新版《莎士比亚全集》、韦勒克（René Wellek）《现代文学批评史》五、六两卷等等新书一问世，立即就有人从美国给先生寄来了，我想先生同他们分别该有几十年了吧，可见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友谊。另一方面，中共方面的一些官员，虽然居于高位，也同先生保持着很好的私交，我有几次看到高官前来拜访先生，此时先生居所四周就有便衣警卫站岗，我还被其盘查。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地位很高的文化官员来南京看望先生，他们就挤在那个身都转不开的厨房里一道便饭。后来我同先生逐步熟悉了，不再感到奇怪：先生重友情、重言诺，他以道义为重，真诚待人，所以尽管是那些对立政治阵营中的人，都能不计政治观点的差异，同先生保持数十年不变的友谊。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同学们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导师张月超和赵瑞蕻两先生正好相反：赵先生是激情洋溢的诗人，张先生则是一丝不苟的学者。不过，作为学生我也很清楚，在探讨学术问题的时候，瑞蕻先生（比如写作《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时）同样是那么严谨，而月超先生在他严肃面容的背后，也有着深沉的感情世界。
正是因为有着太多感情，一旦发现其中的虚幻，就会陷入深深的失望。不过我也觉得，先生的弃世，主要并不是感情的因素。先生遗赠我的《莎士比亚全集》就在案头，我时时翻阅，页边留下的批注，总是引起我种种思绪和忆念。我发现《全集》第九卷中，在《哈姆雷特》第四幕第四场有这样几句独白：
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牲！
这几行被先生打上了钩、又加上着重号，这一页纸还被折叠着，顶端则有先生亲笔抄录的莎士比亚原文：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
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
我想，这几行一定是先生生前反复阅读和思考的。
先生一生学术，自歌德始，以莎士比亚终，他自己的一生也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或歌德的浮士德，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他一生丰富多彩，他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着人生的意义；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力量再进行新的探索的时候，他就毅然告别了这个世界。愿先生在天之灵同意我的这种认识，我相信他会同意的。
也许人们会把先生看作一位普通的、传统的学者，但是我总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异于世俗的精神——于是，我又想起了哈姆雷特、想起了浮士德。
（杨正润，2004年8月，秦淮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