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年考入南大中文系的我班40名同学心目中，叶子铭、黄景欣两位老师无疑是大家的偶象。“读必盛唐，言必叶黄”，入校不久，就听上几届学长这样赞誉他们。两位都那么年轻、潇洒、儒雅、才气横溢又学识渊博，年未而立已驰名学界，成为校园里青年教帅的标杆、旗帜式人物。可恨老天妒才，两位都过早去世了。黄老师更是未尽天年，30岁盛年便倏然弃世，“千古文章未尽才”，给南大留下永远的痛！
黄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语言学概论”，他偏高而瘦，头发不多己开始谢顶，前额宽而亮，一双略显爆凸的大眼很有神采。讲课语速不快，吐字清亮，字字入耳。语言学枯燥，概论部分更难吸引人，黄老师的授课特点是理论色彩浓郁，一些名词、概念、定义抠得很深很细，从各个侧面论证自己的观点，即使对学界权威，也不人云亦云，敢于表明不同看法，同时又尊重他人，一口一个“XXX先生”，绝无任何不恭。他讲课征引多，由于腹笥充实，又耽读西方哲学家、语言学家著作，给我这样很少接触西方学著作又不善思辨的学生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但他讲课绝不乏味，让人觉得他是用全副激情在授课，加之抑扬顿挫的清朗声调，让我们生出语言学广阔无垠，身入宝山的感觉。也许太博学之故，一学期（也许是一学年）下来，一本不算太薄的教科书竟只讲完了“概论”的“绪论”。尽管如此，他却把这门课的主要内容，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以及学习这门课的门径指引得既清晰又详明，使我们对这门课有了初步的了解。
黄老师给我们授这门课时，只有廿六、七岁吧？这样年轻，课上得这样出色，大家为之倾倒，原因何在呢？才气，那是无疑的；口才，纯属一流；思维，那样清晰、严谨。但是，光凭才气，就行吗？大家一道议论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知道，黄老师是语言学宗师方光焘教授的高足；本科毕业被点名留下当方老师助教的，“名师出高徒”，信不虚也。但原因远不止此，最根本的是黄老师的刻苦、勤奋远超常人。据说，黄老师懂几门外语，授课时经常将美俄日法的语词与汉语进行比较分析，这大概也是比较语言学一个方面吧？此外还听说，黄老师经常跟系里越南留学生学越语。至今我还记得，每天早上在南园食堂吃过早饭到校上第一节课时，经过校门前都会遇见他夹着一摞书，大步流星往南园走，这是老师“晨课”结束赶回去吃早饭了。每天都那样准时准点，使人联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作息时间！这种精神，才成就了我们敬重的黄老师。记得校园里有段佳话，匡校长刚到南大，就进教工食堂，询问谁是黄景欣，和他一道用餐，并夸赞说，“诸葛亮27岁当军师，你是27岁当讲师”，须知当年南大，讲师已是高职，而27岁的讲师更是绝无仅有、凤毛麟角！
那年头，强调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红透专深，而黄老师的学术名声又远远掩盖了他“红”的一面，所以往往在学生中造成他走的是“专”的道路的错觉。其实黄老师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其时高校里似不多见。此外我们还记得，每逢系里有什么集体活动如大扫除之类，他总是率先垂范，干得汗水淋漓，而又绝不做作，确是忘我投入。
1964年10月，中文系师生到江苏海安县参加“四清”，黄老师和我们几位同学被分到双楼公社苏桥大队。黄老师担任工作组秘书，他完全丢掉了大学老师的架子，跟社员、队员打成一气；风里雨里，田头场上，都有他忙碌的身影。他还见缝插针为大队写汇报，填报表，然后迈开长腿住公社送，成天乐呵呵的，干得真欢！因为热情、亲切，社员昵称他“黄爹”，队员们包括我们这些学生也没大没小当面地叫他“老黄”。就在这样的忙碌中，黄老师仍然没有丢下他的业务，他的住处床头桌上堆着好多书，都是些深奥的语言学的书，还有不少译介过来的西方哲学的“灰皮书”，那些书我们是从不问津的，黄老师时时追踪世界学术步伐的精神于此可见。
俗话说，时代弄人，造化弄人，这一时期的黄老师，内心大概也不平静，也有无奈。当时的学界天空经常有阴云掠过，给人的心里投下不愉快的阴影。60年代初，南大中文系跟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教研组展开了“语言和言论”问题的大争论，挂帅的是南大的方光焘和北大高名凯两位知名教授，黄老师当然是南大参战的主力。记得1964年年中，方老逝世了，1965年1月初的某日，我因事到公社所在地刘圩去，路遇黄老师急匆匆从刘圩回头，询问之下，黄老师告诉我，“高名凯先生去世了，我到刘圩邮局去发了个唁电”，神情显得十分黯淡。这使我联想到方老去世后系里的传言，黄老师到方老墓地告别恩师是最后离开的，其时旷野的风吹着孑立墓前黄老师长而杂乱的头发，给人一种凄凉之感。此事确否，就不得而知了。
海安“四清”，我们离校近10个月，一期结束回了南大校园。其时，文革虽未开始，但征兆已显，知识界尤其是文艺界的大批判已成气候，甚至连俄国的“别、车、杜”以及一些“斯基”也遭到了批判，更无论西方学界一些代表人物。国内学术界一些知名专家、教授也噤若寒蝉，谨言慎行，唯恐运动一来惹火烧身，南大校园里尤其文科各系呈现出一种沉寂的空气。
回校后记得又上了一段时间课，一天，黄老师来给我们授课了，精神显得消沉，一开口就说，现在非常时期，文科多灾多难，中文多灾多难，语言学更是多灾多难，他一气讲了三个“多灾多难”，语气十分痛心而无奈，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大家听了也为之不欢。他以后好像没有再给我们上过课，在我们心中，这成了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没过多久，突然传出了“黄景欣自杀”的噩耗，班上同学都懵了，全班气氛一下子凝固。过后联想，黄老师之死确有我们无法了解的因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南北语言学界的大泰斗方光焘、高名凯相继辞世，他不能不感到心灵上的孤寂与落寞。三声“多灾多难”的叹息，学术空气的严酷，使他碎心其间、安身立命的语言学神坛也即将坍塌。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业务精英难免的盛名之累与不虞之毁，以及个人情感上遇到的不可解开的心结，迫使他走上了那条不归路，是乎不是，作为学生的我们当然没有发言权，但其时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一个记忆！
黄老师走了，渐行渐远，时隔40多年，倘老师泉下有知，当年的学子，今日也多是年逾七十的白头门生，仍没忘记他，追忆往昔，首先回忆起的还是他，敬爱的黄景欣老师！
（张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