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我曾有过出国梦。当时进的是教会学校，学校对英语课抓得很紧，教师教得也好。教师教育我们把英语学好，将来可以进一步深造，甚至出国留学。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三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当时的出国梦也只是小孩子的一种遐想。高中时家乡解放，英语课停摆，进了大学学的是俄语，做研究生时学的是日语。文革劫难，蹉跎了十年最美好的时光，搅得心灰意冷，所学外语都荒废了，出国梦想也不用想，早已成了泡影。
斗转星移，一声春雷，炸烂了“四人帮”，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大地又在扬帆前行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开启了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大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校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始筹划中美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英语培训班也就在这时应运而生。
1980年暑假刚改完高考语文试卷，我系总支书记找我和另外两位教师，告知学校为了接待外宾和出国的需要，将开办暑期英语口语短训班，为期一个月，系里决定我们三人参加。听到这一消息，我有些犹疑，睽别了32年的英语，如今还能再捡起来？但这也重新燃起了我的出国梦，在家人的支持和友人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参加。短训班从7月24日至8月25日，外文系的四位老师轮番授课，个别辅导，强化口语训练。不到一个星期，我系另外两位教师就自动放弃，不再来上课了。我起始学口语对话时也张不开口，想打退堂鼓。总支书记特地找我谈话，说你不能再退学，否则中文系要吃批评了，为此我只好硬着头皮学下去。顶酷暑，战高温，苦学苦练，一个月下来，阅读、听力都有了不少进步，我又重拾起学习英语的自信。在结业时，大家都用英语汇报了自己的收获，外文系罗长炎老师最后总结时，用英语说了“有志者事竟成”（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来激励大家，使我信心倍增。
学期一开学，学校又决定继续开办英语提高班，为期三个月。因大部分学员都有工作和教学任务，改为每周两个晚上上课，课程仍由罗长炎等老师执教。老师抓得很紧，讲授、习题、提问、背诵、默写、对话，这种强化训练，大家一刻都不敢懈怠。三个月学习结束，老师突然宣布，学校将举办两期出国师资培训班，每期3—4个月，由外籍教师任教。现拟从提高班推荐一部分学员，经外籍教师口试通过后参加学习。我也在被推荐之列，有些胆怯。罗老师鼓励说，你语感好，发音好，定能成功。12月11日外教口试时，居然顺利过关。12月18日培训班开学，主管文科的范存忠副校长和教务长出席，勉励大家学好英语，不辜负学校的期望。从该日起至5月9日，跟着外教学习了四个多月。从5月10日至7月7日，因奉命去北京入闱参加高考语文的命题工作，中断了一段学习。返校后，为了巩固学习成果，又到外文系旁听有关英语课程，直到1982年上半年。
这两年来，除了教学任务和必要的社会工作外，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英语学习上，原拟的科研课题只好搁置在一边。毕竟年纪大了，记忆力大不如前，口舌也不如以前旋转自如，不加倍努力不行啊。为了训练口语和听力，我每天都跟着录音磁带反复练习，和小女儿用英语对话，还买了一台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为了帮助记忆，我对英语语法、句型、短语、词汇、俚语谚语，分门别类做了几十本小笔记，还阅读了一些英语小说，连日记也改用英语写。攻克英语，痛并快乐着，其中的甘苦得失，只有自己清楚。当时曾有人友情地提醒，说你刚刚提升副教授，主攻的应该是科研，现在如此辛苦地学外语，是否得不偿失。友人的劝导我是感激的，但为了梦想，我又怎能放弃呢。为此我用英语写下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Nothing in the world is difficult for one who sets his mind to it.），放在案头，每天看一看，鞭策自己。
1982年9月开学不久，在教育部的牵线下，我校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达成了双方互派访问教授去对方讲学的协议。内大派一位地质系教授来我校地质系讲学，我校派我去内大英语系和现代语言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我与内大英语系联系，希望他们能将中国古代文学英译本教材寄来，以便作些准备。直到11月初，该系仅寄来了英译本教材上下册的目录，这给我的课程准备带来了很大困难。没法只好先将英文目录还原成中文，然后按图索骥，由老伴帮助搜集、复印、抄写有关材料，并借助我国专家翻译的《唐诗三百首英译本》、《中诗英译比录》等书作一些准备。但因未见到英译本教材，心中还是无底的。当时将英文目录还原成中文时也遇到一些困难，如《西游记》选的目录是The Temptation of Saint Pigsy.意译为“圣猪的诱惑”，实为“四圣试禅心”；《红楼梦》选的目录是Ts'ao Hsǔeh-ch'in How To Be Rid of a Rival.意译为“一个竞争者是如何被去掉的”，实为“王熙凤计害尤二姐”，这些都经过反复推敲才还原了小说原意。
带着一种使命感，12月26日离宁赴京，到教育部报到，办妥一切手续后，29日只身飞旧金山，1月3日由旧金山经丹佛飞抵内布拉斯加首府林肯市，入住内大校区附近的公寓。次日见了英语系正、副主任和秘书，领取了教材、有关用品及办公室钥匙。主任告知这是一门选修课，每周2学时，一学期3个学分，订于11日正式上课。由于我的英语还不能完全胜任中国古代文学的表述，系里特地为我配备了助教翻译徐隆先生（上海人，在内大自费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学位），这为我上好这门课增添了很大信心。一个星期内我抓紧时间熟悉教材，并按照要求写出教学大纲，大纲包括每周的讲授内容、必读及参考材料、四次作业内容（paper）等，大纲要打印好发给每一位学生。第一次上课时，我除了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概述了南京、南大、中文系的情况外，主要讲了这门课的目的要求，对英译本教材的看法，宣读了教学大纲。在翻译的客串下，学生提了不少问题和建议，气氛活跃。这门选修课正式注册生共16人，除英语系和现代语言系外，还有教育、政治、新闻和计算机系的学生，大多是研究生，他们都是对中国文学有兴趣才来选修的。此外还有几位教授旁听，其中一位奥马哈分校的教授，每次都是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听课；还有一位美籍菲律宾华裔女教授黄月明（内大社会学博士），每次都是等我下课后辅导答疑结束，陪我一道离开学校，有时还邀我共进晚餐。她像老大姐般的呵护，令人感动。
这门课从《诗经》到《红楼梦》，跨度大、选材内容多，要想在16周的时间内既理清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时期的概貌，又选取其中代表作家作品作重点讲解，颇费思量（如先秦文学，《诗经》选了《生民》、《七月》和几首爱情诗，《楚辞》选了《离骚》；两汉文学，选了司马迁《报任安书》及《史记·李将军列传》等）。根据美国学生的特点和要求，我在教学中尽可能把时代背景讲清楚，把作家介绍清楚，把作品内容作重点提示，讲细讲透些。学生对时代和作家作品理解了，也就有了兴趣。在备课上，除了将中文讲稿写好事先交给翻译准备外，费时最多的，还是对英译本教材的熟悉掌握，因为课堂提问、讨论、答疑、小结、包括板书等环节，以及随时纠正教材译文中的一些错误，评改paper等，虽有翻译协助，但还得自我掌控。如何让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这杯浓洌美酒不致因为几经转译变成淡而无味的半盅白水，如何让学生了解作家作品的杰出成就、人文内涵和美学价值，这是我在教学中考虑最多的问题。
早在上课前，我就从翻译和留学生中获悉，美国教学不能满堂灌，而是要采取教师讲授、课堂提问、师生讨论等方式。入乡就要随俗。为了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备课时诸多教学环节都要考虑周全。美国学生学习自觉，思想活跃，他们按照教学大纲的布置，事先阅读了有关材料，有备而来，总能提出很多问题，讨论热烈。如我在讲屈赋《湘君》、《湘夫人》时，点出两妃是女同性恋者（此系根据我的导师胡小石先生的观点），说明在2300多年前，中国文学中已有描写同性恋的作品。这引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他们以弗洛伊德的性爱学说解释同性恋是自古就有的现象。就希腊神话中乱伦的故事情节，询问中国上古神话中有无这些描述。在讲嵇康和陶渊明时，我介绍了魏晋的名士风度：服药（五石散），嗜酒，女性化，行为奇特，不满现实又逃避现实。学生以中美文学作比较，说这和美国五十年代“垮了的一代”的文学青年很相似，这些人吸食大麻，狂歌劲舞，行为古怪，反抗现实。他们认为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垮了一代”的代表。对陶渊明的归隐田园，他们说美国“垮了的一代”也有类似情况，其领袖人物施奈德如今就在洛杉矶郊区过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有的学生还想就这一现象写出文章，进行探讨比较。学生还就《霍小玉传》中李益形象、《红楼梦》中王熙凤形象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争论。有趣的是，旁听的菲律宾华裔女教授甚至以自己的恋爱经历，来说明小说对李益的谴责是对的。以上数例可以看到美国学生视野开阔，善于独立思考，即使对教师的讲课内容也不时提出不同观点。我深深感到，在美国课堂，教学相长，师生是平等的，教师既是老师，也是学生，从学生的提问和讨论中，真是获益多多。
另外，配合教学，我还运用了一些其他环节。如绘制图表，让学生对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有清晰了解。运用我的绘画技艺，画了国画“屈子行吟图”、“太史公抒孤愤图”、“嵇康图”、“李白图”、“梅竹图”，以及烫画“湘云眠芍”等；选取“贵妃醉酒图”、“三打白骨精”等图片；播放《牡丹亭·游园惊梦》昆曲、“聊斋俚曲”等，这些对学生理解中国古代诗文小说和戏曲音乐也起了辅助作用。美国学生还希望我用幻灯配合教学，只是受条件所限，未能做到。
由于我在课程开始时即指出英译本教材在编排和译文方面的一些错误，校系领导甚为重视。英语系主任跟我说，伯奇（Birch）教授的《中国文学选》上册从1965年到1980年已发行了十三版，下册从1972年到1981年已发行了四版，学术界一直反映很好，很多学校都以此书作为教材。你发现的问题很重要，希望写成文章，我们将推荐你参加今年3月在加州圣·巴巴拉举办的“全美比较文学学术年会”。时间尽管很紧，但能有这样一次以文会友的机会，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在写作过程中，我听取了一些教授的意见，他们说美国的评论文章，不是专揪辫子，而是以立为主，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再归纳问题进行纠错。美国教授的友情建议，体现了一种很好的学风。吸取了这些意见，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经过修改翻译打印后，于3月24日至26日参加了圣·巴巴拉的学术年会，并在会议首日上午宣读了论文（此论文中文稿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发表，题目为《评伯奇主编的英译本〈中国文学选〉》），作了一次中西文学学术交流的尝试，对美国学术会议有了粗浅的了解。
按照美国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学生要对任课教师进行背靠背的评议和评分（这是美国大学教师除科研成果外职称评定的主要依据之一），教师也要写出教学小结交给系里。我的“中国古代文学”课得到了好评与高分。大家写了很多热情、溢美的评语，有的学生在评议纸上写着，这是他们在内大英语系所上的最好的课程（这话只能看作是对我这位外籍教师的特殊鼓励）。一些学生表示要好好学习汉语，争取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学。英语系领导也对我在内大的工作作了总结鉴定，写信向中美学术交流负责人作了汇报，并将中英文汇报信件和学生的评议都复印了一份交我带回。抄录如下：
这封信是我们对1983年春季来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教学的访问教授吴翠芬共同渡过的一学期的小结。她通过研究生助教徐隆的翻译向英语系及现代语言系讲授中国文学课。
我已看过学生的评价及这一课程的材料，学生们一致称赞这一课程及授课教师。他们唯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预见到的，这些问题是由语言和译文的困难所引起的——他们感到不能充分掌握吴教授的知识。但他们举例说明了她的耐心及热情、她的知识和组织能力、她对学生的关心。他们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烈响往以及对教材的兴趣，有几个学生真希望自己把中文学好，能到中国去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学。显然，吴教授是一个很能打动这些学生的教师。
吴教授还就中国文学等专题向英语系及政治系学生作了公开演讲。我们还支持她和徐隆去参加“美国比较文学学术年会”，宣读了她的论文。她是一个使人感到可敬可亲的人，她对我系的学术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很难想象，一个这种方式的访问教授怎么能把工作干得这么出色。
该信的复写本给了吴教授一份。
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节课，我作了教学小结，重点总结了中国诗的特点。学生听说我即将离美回国，表达了惜别之情，纷纷为我饯行。对着碧眼黄发、闪烁着一双双好奇的渴求知识的学生们，眷恋之情流淌心间。想到能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的种子，感到无比的欣慰。
也许我是第一个来内大讲学的中国教授吧，我受到内大和当地的重视和关注。我飞林肯市时，内大副校长和秘书曾亲自去机场接机（因当日暴风雪，航班延误，未能接到）。到校不久，内大校长、副校长和主管中美学术交流的负责人亲自接见、宴请，我递上了我校郭令智校长给内大校长的亲笔信，双方都表达了进一步发展两校学术交流的愿望。三位领导还简要介绍了内大的情况，说在州政府的支持下，内大是最早和中国高校进行学术交流的大学之一。交谈中，校长特地向我校范存忠副校长致意，说他的英语极好。我也简单介绍了范老的情况。来内大伊始，《内大日报》的两位记者就来采访，并将采访内容和我的照片刊登于报纸头版，这下给我带来了很多社交活动，经常应邀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宴请，连奥马哈分校也有约请。不少教授，尤其是女教授，以及曾去中国访问或即将去中国讲学的教授，都热情相邀。如即将去我校地质系讲学的Fagerstrom教授，就两次设家宴，一次请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一些华裔教授更是不止一次地宴请或请我参加他们举办的Party，如校长中文顾问、天文系梁鉴澄教授，教育系樊星南教授，美术系张汉平（女）教授，我校校友、金陵大学化学系1939年毕业的阎振华教授及其夫人陆澹如女士等，都是盛情款待。此外，教会在州长官邸举办的大型Party和宣讲会、内大音乐系举办的音乐会，我也应邀参加。我还为政治系师生作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报告，为英语系教师介绍、座谈了“中国教育制度”。其间内大举办“国际艺术节”，我应邀作了三幅画（两幅国画、一幅烫画），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展出活动，受到欢迎和好评。我也抽空画了几十幅中国画，分送给校系领导和中外师生友人。这些活动虽然占去了很多时间，也很忙累，但彼此增进了了解，传播了友谊，增长了见识，内心是很愉快的。讲学期间，内大还破例资助我参加了圣·巴巴拉的“全美比较文学学术年会”，并先后去洛杉矶、华盛顿、纽约参观访学。学期结束后，我先后在公寓楼宴请了中美学术交流负责人，在湘川饭店宴请了校长、副校长，以表示我的谢意。他们赞许了我的工作，说接到Fagerstrom来信，他对南大的安排很满意，一切顺利。校长说，现在两校交流已有了好的开端，希望交流持续发展下去，请南大再派教授来内大讲学，社会科学的欢迎（特别提到中文、历史），自然科学的也欢迎（可来内大讲学、进修、合作搞科研）。返校后，我向学校领导及外办转达了内大校长的意见，交上了“我在美国的工作简况”报告，并将内大校系领导对我的工作评估信件及学生对我教学评议的复印件，交给学校。随后我又赴京，向教育部作了汇报。
离国才知道国的重要，才真切感受到同胞间的骨肉深情。在美半年，曾得到我驻美华盛顿使馆、旧金山总领馆、纽约总领馆的帮助，每次入住使领馆，都有“家”的感觉。在林肯讲学时，更受到我国留学人员多方面的关怀。翻译徐隆先生在我抵达林肯市前就为我租好了公寓，抵达林肯时，徐隆和魏薇女士，以及我校校友王光信先生去机场接机（魏薇，北京人，在内大英语系自费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王光信，南京人，南大化学系1961届毕业生，在青岛工作，来内大攻读博士学位），次日王光信又去机场为我领取大件行李。他们帮我办理有关手续，熟悉周边环境，介绍学校情况。生活上更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领我购物，指导使用各种电器，甚至我的衣着修饰也得到谋划指点。我们同一层楼的留学人员经常都是做好了饭菜在一起吃；每周二我下午去上课，返回时，总有人为我和翻译徐隆做好了饭菜，等我们共进晚餐；同样，徐隆中午12点半听课回来，我也做好了饭菜等着他。大家真是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我在教学上，由于徐隆的协助和精心翻译，取得了圆满成功，大家都很高兴。内大有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共30人，他们或公派，或自费，都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的留学人员，大家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学习、工作勤奋努力，快捷高效，受到美国教授们的好评。有位研究生仅用了一学期和一个暑假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得到了校长的赞扬，在内大传为美谈，连台湾留学生也很钦佩。我们和台湾留学生虽有些观点分歧，但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赞许的，希望祖国富强都是一致的。彼此求同存异，友好相处。当时王炳章、胡娜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我国留学人员团结一致，同声谴责这些丑类，向美国友人和台湾同胞揭露他们的丑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个别台湾留学生悄悄地跟我们说，他们也鄙视这种人。另外，我在美国其他城市访学时，也是吉星高照，得到同胞和校友的帮扶。在洛杉机，受到我校访问学者戴文麟、赵曙明先生和释照初校友（美籍斯里兰卡僧人，曾在南京大学进修，对南大很有感情）的热情接待，妥为安排食宿。在纽约，受到我校访问学者李庆余先生的照料。在圣·巴巴拉参加学术会议时，一次迷路，一位20岁的柬埔塞华裔姑娘刘婉嫦，得知我是祖国大陆来参会的学者，热情地把我领到她的家中，招待了点心饮料后，亲自将我送到住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令我铭记于心。所谓家国情怀，同胞情缘，不出国是不会体认如此深刻的。
他山之石，可以镜鉴。在美半年，最大的收获，是打开了一片天，开拓了眼界和心怀，磨荡了固有的一些理念和思维模式。美国师生的自信自在、热情友好的生活态度，美国教学方式和学术研究的求实求新、尊重包容的科学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耳目一新。《易传》说得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不正是美国人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吗。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接云帆济沧海。”乘着改革开放的云帆，凭着一股“痴”劲，“韧”劲和自信，我终于跨出了国门，圆了梦。
顺带记一笔。本来我还可以去美国北卡罗纳大学讲学，协议已签订，在即将成行时，89那场政治风波，交流戛然中断。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附记：
1983年我赴美国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大学讲学半年，回国后曾想把这一段美好的经历写下来。但当时怕有“露才扬己”之嫌，引起不必要的烦恼，写了个开头就搁下了。退休后，我和老伴多次去美探亲，访问了不少美国大学和美国友人，重游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地，这又燃起了我的写作冲动。我和老伴说：我已跳出三界外，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把那一段经历记录下来。藉此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我国教育部和母校，对内布拉斯加大学的领导和师生，以及华裔友人和我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的关爱和帮助，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吴翠芬 写于200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