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暑期我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那年南京大学共招生900余人，当时全国的大学每年招生总数为十几万人，大约占同龄人的1.5%，比现在全国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多不了多少，进大学机会之珍贵可见一斑。
南京大学有个传统，就是刚刚获得“老生”身份的二年级学生负责接待一年级新同学。一位物理系二年级的同学非常热情，带领我在设在南园入口处的新生接待处缴验录取通知书，转户口，转油粮关系，转共青团组织关系，办理学生证和饭票，最后把我送到十四舍五楼的一间宿舍里。这幢宿舍楼是在大跃进时期建成的，所以特别差。不仅房间小，层高也低一些。每间宿舍里巧妙地放进了五张双层床，我分得一张靠门的上铺。房间中间的空间完全被写字桌占据，每人可以分到一个抽屉，人坐在床边正好可以伏案读书。如果十个学生都到齐坐下，那么大多数人便不能移动，里面的人要上厕所，必须由靠近门口的同学开始逐个撤出，腾出一条可供人横着移动的路来。
开学后不久，全年级被召集起来开会，当时的副系主任，后来为“两弹一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程开甲教授讲了话。我们还见到了政治辅导员范德培老师和年级导师邱树业老师，前者已在数年前去世，后者在多年前调往他故乡的福州大学。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由于没有足够大的礼堂，我们坐在教室里听了校长的广播讲话。当时的校长是级别很高的郭影秋先生，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刚刚离开了云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职位来到南京。郭校长极其克己奉公，他曾为了不打扰别人而在夜间自己背着老伴上医务所。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帮助国家渡过困难，他拒绝了国家给南京大学的基建投资，这件事引起了争议，因为这造成学校校舍严重不足。我们五年寒窗苦读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南京大学的建筑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北园的主要建筑只包括老金陵大学的主要建筑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礼堂、老图书馆，再加上五十年代初建成的东南大楼、西南大楼，和大跃进时建成的声学楼。此外就是一些零散的小楼和平房。教室和学生自习用房非常紧张。
我们的主要基础课听课的学生众多，不但有物理系的学生，还包括天文系和气象系大气物理专业的学生，近二百人济济一堂。上课的教室主要是“西平四”，那是位于现在文科楼一带的一处平房教室，没有课桌，只是密密的排列着扶手椅，如果坐在后排，近视的同学伸直了脖子也看不清老师的板书。碰上声音小的老师则在后排就听不清楚了。偏偏那时的学生又特别用功，抢座位是普遍现象。早晨醒来，来不及洗脸，便带上四五位同学的书包，一路小跑到“西平四”，抢占前排的座位，这四五位同学已经自发地成了一组，轮番上阵。同样需要抢座位的是图书馆，那时图书馆二楼东西各有一间阅览室，东边的一间是教师专用，可让学生用的只有西阅览室的百来个座位，搞到一个座位就更加困难。夏天还有一处读书的好地方，就是东北边门外不远处的鼓楼。登楼之后顿觉凉风习习，又很安静，唯一的问题是要买门票，每人每次三分，所以舍不得经常光顾。
那时我们使用的教材多数是油印的讲义，因为缺乏纸张，很多讲义是用黄色的草纸印制的，老师开讲新的章节第一件事是修改讲义上的错误。现在翻看那些尘封的老讲义，上面留着许多自己的注释和体会，那份认真，那些心血，记录着我们的花样年华。
回忆起那时上课的经历，特别是上一些主干课程的经历至今都还感觉到是一种享受。一年级最难的一门课是梁昆淼先生主讲的力学。梁先生操着浓重的南京口音把一个个难题讲得入木三分。他总结出来的解力学问题的十六字口诀我至今记忆犹新：“隔离物体，具体分析，建立坐标，运动方程”。他在讲授深奥的“柯里奥利惯性力”时有一套颇为得意的独创教学方法，我至今记得这节课上他要徒手画一个大圆，但是画了几次都画不圆，他搓搓手，摇摇头，无奈的说“唉！我画的不好，像个言宝”。作为南京人我听得明白，他要表达的是画的像个“元宝”，由于南京口音，把元宝说成了“言宝”，使得非南京人如堕五里雾中。
蔡建华先生主讲的理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两门课是最难忘的。他是那时唯一穿西装打领带上课的老师，上课从不带书或讲稿，只是左手轻摇一把很有特色的折扇，右手拿一支粉笔，谈笑间把氢原子的波函数从头推演到尾，绝无任何差错，令人叫绝。有一年量子力学大考，设在南草七考场里的一个学生作弊被他抓到，他先把那学生的考卷撕得粉碎，然后揪着那个可怜的家伙的衣领将他扔到考场门外。我们全场的学生都受到震慑，满座皆惊，鸦雀无声。他的高调和特立独行使他付出了代价，在文化大革命中尝尽了苦头，险些丢了性命。
龚昌德先生讲授热力学统计十分精彩，他的每一节课都像是一场表演。讲到粒子跃迁的精彩之处，他会一个箭步由讲台的一端跃向另一端，而在讲解液氦II会爬这一宏观量子效应时他的肢体语言更是惟妙惟肖，上他的课时想要“思想开小差”也是不可能的。
姚希贤先生编著有《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被各重要大学相关系科选为教材。此书语言非常精炼，有些公式推导中一句“容易看出”或“显然”往往让我们大伤脑筋。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某个数学问题如果姚希贤解决不了，那么在南京就解决不了了”。姚先生多才多艺，围棋、桥牌、乒乓都是高手。
那时南京大学的仪器设备仍然相当缺乏，我们在实验课中接触的最先进的仪器也就是光学显微镜和示波器。我还记得，我做的第一个实验是在北大楼地下室用单摆法测重力加速度，指导实验的是冯璧华老师。直到1965年，我在闵乃本、葛传珍两位先生指导下做本科毕业论文，才算是接触到一些可以用作研究的仪器。我的论文题目是观察钼单晶中的位错并测量位错的运动速度。我把钼单晶沿特定晶体学方向小心地磨成截面为矩形的长棒，退火，用四点法弯曲使其有微量变形，然后抛光腐蚀，在显微镜下观察位错蚀斑，如此反复。某日，我终于得到了一些结果。大喜过望之中我冲进闵乃本老师的办公室，大喊道“闵乃本，我做出来了！”闵乃本老师也很高兴，这时我忽然悟出直呼其名是对老师的不敬，即使他年纪不大也不行，于是向他道歉。记得当时他说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写一个简报投到“物理学报”，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使我热血沸腾。但是我很快就下乡搞四清去了，接着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些实验结果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1964年郭影秋校长调往北京担任人民大学校长，后来还担任过北京市委副书记。原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接替郭校长出任南京大学校长。匡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有强烈的儒家思想。他到任伊始便宣布，“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所以办大学必须有物质条件”。不久，他搞来了经费，开始建设教学大楼，但是楼还没有建成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匡校长被打倒，还被游街示众一路到长春。教学大楼在建成后被叫做“文革楼”，经常被用来召开批斗会，直到四人帮垮台。真是世事难料。
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与现在相比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恍如隔世”。当时经济十分落后，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交通不便，各地交流很少，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方式差别很大，人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不足。不过那时最可宝贵的是中国社会尚未遭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还在校园里顽强地存活，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有更多的人情味。对于那时校园里的一些趣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特记录下来以免日久湮灭。
开学之初我忙着结识来自各地的同学，那时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华东，特别是江苏和上海。同学们操着各地的方言，生活习惯迥异。上海人洋气十足，见多识广；苏州人的吴侬软语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常引起误解；南通人的话则是除了他们自己谁也听不懂，南通人用南通话交谈在外人听来就是一种保密通讯；福建人习惯于光着脚，冬天也只穿凉鞋；宿迁同学则带来了大捆的煎饼。中国的文化和传统确有地域特征，我们这些同学中平均看来出自江南的同学更长于读书，而来自江北的同学更善于当领导。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南京大学的造反派或保守派领袖以苏北人居多，而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就有四个出自苏北，这绝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早就有这样的故事：江南人骄傲地对江北人说，“你看我们江南人多了不起，出了多少才子和状元！”。江北人微笑着反驳道，“你们的才子和状元有什么了不起，你看我们江北出了多少皇帝！”
我们与臭虫的斗争令人难忘。当时宿舍里臭虫极多，它们白天藏身于木床和墙壁的缝隙之中，夜间爬出来吸血，宿舍里十条汉子愣是拿它们没有办法。晚间九点半熄灯，只有走廊和厕所里尚存微弱的灯光。昏暗中常见的一道风景就是赤膊却戴着眼镜的人一面咒骂一面提着被子在灯下捉臭虫。我们那间宿舍的同学终于决定向臭虫开战，按照一位聪明同学设计的方案，我们打来大量开水先把木床烫一遍，估计里面的臭虫全烫死了。再把床与墙隔离，断绝墙缝中臭虫的来路。同时把四条床腿各放在一个从食堂偷来的搪瓷碗里，再向碗里注满水。依照这一设计思路，臭虫上床的唯一路径是从地面爬上搪瓷碗，从水中游过，再沿着床腿往上爬。大家相信臭虫不可能具备这种现代五项运动的能力。然而事与愿违，半个月后臭虫肆虐如故，大家感到非常的不解和灰心。终于有一天，一位同学报告，说他亲眼看到臭虫是从天花板空降到床上的。大家都说他疯了，然而后来又有了新的报告，空降的事被证实。美国鬼子有一种“响尾蛇”导弹，其原理是感知和追踪飞机发动机射出的红外线。研究动物学特别是研究昆虫的教授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了，是否臭虫也有这种功能，感知睡觉的人发出的红外线，然后实施空降。好在1964年左右出现了一种杀虫剂叫做敌敌畏，所到之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恶的臭虫才被彻底消灭了。
说起那时的伙食，当时的食堂就在现存食堂这块地方，但是老建筑已在几年前失火烧毁，现在的建筑进行了改建和拔高。那时粮票非常紧张，每餐吃多少要一周一次提前预定，操办此事的生活委员非常辛苦。粮食计量为十六两制，许多人订的计划是早晨四两，中午六两，晚上四两，每餐的定量中还要区分干饭和稀饭。多出的一些备用粮票用于机动，以便偶尔大吃一顿。吃饭实行八人一桌，人到齐了才能开饭。由于平均每张桌子只有一条板凳，所以大部分人站着吃饭。由各班的值日生按定量取来装在木桶里的干饭、稀饭和盛在面盆里的菜，再按照定量分到各人。有的同学月初吃得很多，到第四周就难以为继，只能早晨不吃饭，中午吃三两，晚上吃三两。弄到最后整天躺在床上不能上课。每到出现这种情况，生活委员就要把这少数自控能力较差的同学的饭票控制起来，定时定量发放，以维持生存必须的最低能量。
那时南京大学的体育运动是我们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读一年级时正是经济最困难的1961年，不少同学患上了浮肿病。“减少体育活动”成为因应这一问题的对策之一。在体育课上田径运动和大型球类运动基本上被取消了，改为打太极拳和散步。这弄得我们这些喜欢运动的人非常扫兴。但是情况在二年级时有所好转，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又恢复了。南京大学的体育老师中黄姓的老师特别多，包括黄大元老师，黄达恭老师，黄贤忠老师等。其中黄贤忠老师从二年级开始带我们班的体育课。这位黄老师是福建人，身体矫健，原来是八一篮球队的运动员，在带我们体育课的同时还兼任南京大学校篮球队的主教练。黄老师注意到我的身高，把我选进了校篮球队。由于粮食紧张，我们往往是饿着肚子训练，只有正式比赛时才会有少量伙食费补贴。记得这一年我们获得了江苏省高校篮球赛的亚军。说起来很惭愧，由于我那时很瘦，力量不大，所以在重大比赛中往往坐在板凳上，地位有点像在小牛队里的易建联。我记得每年新生入学时黄老师便派我们当“球探”在新生上体育课时寻找新队员。“特别注意那些光脚的学生！”，黄老师不断地叮嘱。“光脚的”就是福建同学，他们的弹跳力特好，人也灵活。我们篮球队里的一位福建同学就保持着南京大学跳高的校记录，虽然他个子不高。黄贤忠老师后来也调走了，好像是回了福建，也许在那里他可以找到更多的光脚运动员吧！
那时在南京大学南园大门口的一处屋檐下每到中午时分总是坐着一个卖报老头，戴着一副装着圆形玻璃片的黑框眼镜，膝盖上放着一些报纸。偶尔有一些老教师在他前面驻足，花四分钱买一份报纸，甚至聊上几句。这个老头年事已经很高，住在南园一个什么角落里。每当卖完了报纸他便将装报纸的布袋挂在脖子上，拄着拐杖颤巍巍的穿过南园，那步伐简直就是一步三寸的艰难挪移，令观者紧张和动容。听老职员说这个老头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在金陵大学门口卖报，那是他数十年来唯一的生计。学校照顾他，这个报摊才得以保持到六十年代。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看来老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某一天，这个老人居然出现在我们宿舍的门口，有热心的同学问其来意，据他说是有个这里的学生打破了他的眼镜，使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活命的营生难以为继。后来是同学们帮助他解决了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这个老人便再也没有出现。健全人尚且承受不了这个风暴，老人更何以堪，他应该是像秋风中的黄叶一样凋零了，消失了，不知魂归何处。
我们也到了告别的时候，五年寒窗实在是转瞬之间，大学生活虽然贫寒却也充实甚至不乏快乐，最宝贵的是结识了一批朋友。算来我们这届大学生于1949年进小学，是第一届“解放牌”的大学生。然而我们并未受到命运的眷顾，正当大家对人生的舞台满怀憧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把热血青年的希望砸得粉碎，我们尚未登上舞台，大幕已经关上，台上台下打了个天昏地暗。拖到1968年末我们才被军代表分配了工作，大都去了一些小工厂。离校前夕三五知己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在宿舍里几杯浊酒下肚终于引来了愤怒与不平的总爆发，盛酒的碗也被砸得粉碎。“我们这一群，当年哪一个不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而今一个个被搞得‘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这是什么世道！”，一个同学借着酒力大声呼号，借以排遣淤积在胸中的愤懑。“他喝醉了！”怕事的同学替他打着圆场。又到了“天天读”的时间，南园的高音喇叭里照例传出了左派作曲家李劫夫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我们就这样毕业了！
（刘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