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120周年诞辰，本刊转载陈校长的遗作，作为对陈校长的缅怀和追思，同时回顾金大办学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期，转载自《金陵大学成都校友会简讯》摘编文章。
动乱中接任校长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一举攻克南京，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金大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局势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校长已经不合时宜，认为校长还是中国人出任好。他多次找我谈话（时任代理文理科长），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渊源较深，对教会情况也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但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以后包文又多次对我提及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
不久，金大所有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了。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校务委员会初设委员5人，由过探先、陈裕光、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以后又增加到11人。
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正式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当上了金陵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前后共24年。
向教育部注册立案
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我认为在我国办学，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都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民主精神。成立校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1~2次聚会，讨论研究校务，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民主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校董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2/3，美国人只占1/3；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成立文、理、农学院
金陵大学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
文学院下设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8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
理学院除原有科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又增设化学研究所及汽车专修科。
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较早，从1922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战时还办过两年制电教专修科和3次电教训练班。电教摄制人员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市100多个点巡回放映。1943~1945年金大迁成都后，在华西坝每周一次露天电影从未中断。
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1914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的先河。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育、科研、推广“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推广尤为重要，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金大校誉鹊起，闻名国内外，农科是一重要因素。
农林科成立后，在南京、安徽等地购买土地，开辟农场，开办农事实验园，培育新品种，并接受各省报送的官费生就学。1922年，应各地要求，开办农业专修科。农业推广部并在各地设立实验农场。曾先后培育被称为“百万棉”和稻、麦等良种在农村推广，对提高产量和农民收益，收效显著。
金大立案后，农林科改为农学院，下设8个系和1个部：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植物学系、森林系、蚕桑系、园艺系、乡村教育系及农业推广部。另外，还开设了农场及农业试验场多处。
1930年，美国农业部出资，在金大美籍教授卜凯（J.L.Back）大力支持下，农学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动员师生广泛参加，写出数千页调查报告（《中国农业经济调查》）。卜凯是美国中国农业问题专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农业顾问，二战后任联合国远东救济总署署长。
西迁与复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长驱直入，淞沪很快弃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单位一样，积极作内迁打算。经与另一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教育部表示无法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出借车辆船只，运行行李、家具及人员。最后分了3批从下关出发，经汉口抵达成都。前后历时3个月，备尝艰辛；但全体教职员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十分团结。
当时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同时内迁的，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5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显得十分热闹融洽。
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但麻烦与困难也不少，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虽然处境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1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我于年底赴南京，接洽复校事项。1946年1月返回成都，由复校委员会研究决定：4月15日提前放假，4月底开始复校。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校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1946年9月在南京开学。
经过8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职工作。在复校后第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科系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进步学生一道，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虽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学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情绪，加强对学生的管教；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少问外事，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活动。从1947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多由校方设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去蒋介石住处，蒋当面提出，学生频频闹事，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我们二人回答说：我们已经劝告，但要过于管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解放前夕，我彷徨于十字路口，是走是留，一时拿不定主意。在美国的众多同学和亲友，希望我去大洋彼岸。但最后我经过深思熟虑，还是把到手的出国护照撕了，因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千疮百孔的中国治理好。解放后的事实充分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目前，几经曲折，祖国已如旭日东升，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气象日新，我以耄耋之年，深深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
（陈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