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看杨苡先生，先生送了两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著，一本是她自己的。一本是新出版的赵瑞蕻先生译的弥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弥尔顿先后两度“为英国人民辩护”，为英国自由与共和事业的代表克伦威尔辩护，由此奠定了宪章运动的精神基石，并对一个世纪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产生重大影响，他既是哲学家、诗人，更是豪杰、斗士，他的《欢乐颂》和《沉思颂》正是他这些精神品质的升华与结晶。书印得精美绝伦，是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礼品书。捧在手里，不禁就会想起赵先生，想起那个春天。
四十一年前，春光明媚，我们在晓庄林场半工半读。林场是个大果园，樱花开了桃花放，赵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来给我们上课的。进校半年多，陆续听学长和老师们讲过一些有关赵先生带有传奇色彩的趣事，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我们早早地坐在樱桃园旁边的简易教室里静候先生的到来，猜测着他会给我们讲什么：他是外国文学教授，又是《红与黑》中文版的首译者，这第一堂课也许会讲法国文学吧；先生是诗人，在莱比锡大学当过客座教授，会不会给我们讲歌德和海涅……
赵先生进来了，微笑着昂起头，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一笔一笔地涂抹起来，我们凝神摒气看先生挥臂狂书。他在写什么呢？少倾，我们才看明白，先生是在作画，画的是松树，一棵一棵又一棵，我们渐渐随他进入松的意境。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松树在黑板上傲然挺立，密密层层，繁盛茂密。先生转身亮相，问道：这是什么？树！我们齐声答。什么树？松树！什么松？大家都哑了。先生眼镜后的双眸闪着孩童般的慧光，笑逐颜开，“黄山松，这是黄山上的松，你们谁见过？”我们谁也没有上过黄山。先生刚从黄山下来，带着黄山的诗情画意，激情澎湃地给我们讲黄山、黄山松、黄山日出，由此切入诗。他把诗分为阳光下的诗、月光下的诗。也许是课前有同学把自己写的诗拿给先生看过，向他讨教。我没有读过那些诗，胡乱猜想也许是因为劳作的简单平实，也许是因为生活的枯燥乏味，它们多少有些牢骚，是用来宣泄的。先生评价那诗是月光下的低吟浅唱，哀惋有余，昂奋不足，年轻人最好不要过多地沉溺其中。先生崇尚阳光下的诗，还给我们朗读了几首，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已想不起来，具体的内容也记不清了，但赵先生充满激情的身影却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偶尔有老同学相聚，还会提起这难忘的一课。
我们在“文革”的凄风苦雨中离开学校，回想起离校前的日子，有时耳边会响起赵先生的声音：“我的心脏和你们一起跳动，我的热血和你们一起沸腾。”想到停课后和先生一起下乡劳动的日日夜夜，一些令人回味的往事又会涌现眼前。一次先生要给女儿发生日贺电，我们几个女生觉得挺好玩的，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的亲情几乎都泯灭了，难得有人这么温情脉脉，这么儿女情长！我们七嘴八舌地瞎掺和，让先生加上这一句，添上那段话，先生连连说对对对，一封祝贺生日的电报洋洋洒洒足足写了一大张纸，先生心满意足地去邮局发电报。我们都开怀大笑了，笑了几声，大家都不响了，赵先生的绵绵情意勾起了我们心中压抑已久的思亲之情。上山下乡运动、五·七干校、战备疏散，几乎每个家庭都四分五裂，亲人们全都天各一方。我们一个个默默地遥念起远方的亲人。这之后我们就喜欢听赵先生谈他的普通话讲得很好诗也写得很棒的爱人、他那弹琵琶的大女儿、画画的小女儿、拉手风琴的独生子，赵先生提起他们时陶醉的样子，把我们也陶醉了。赵先生对生活就是那么认真，任何时候都激情洋溢，童心不泯。和他在一起，人是不会老的。
再见到先生已是十多年以后，先生更加充满激情，更加诗意盎然。他总是鼓励我多学习、勤动笔，并对我参加编辑的刊物及时提出中肯的意见。对文坛、对时局，先生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总是直言不讳。他和杨先生有时也会发生争执，为一个词的汉译，为一句话的理解，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碰巧遇到这种场合，先生会考我们一考，我是最不经考的，一问三不知，怕老人上火，就想息事宁人，打马虎眼，蒙混过关。但先生不，他一定要把每个细节都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常让我感到非常惭愧。对一些得意门生，他是关爱有加，一旦提起，喜形于色，就像当年和我们谈起他的三个孩子。
退休后，赵先生还每天伏案不止，写出了一篇篇美文和新诗。他有宏大的计划，要写的东西很多。每次去他家，他都在工作，一有新作品问世，就要拿来给我们读，让我们和他分享创作的快乐。在他那爽朗的笑声里，我们也和他一起年轻着。现在我们失掉了这种分享，但我仍可从他的著作中得到教益和升华，仍旧感到先生还在激励鞭策着我。
2006年11月28日
（文/中文系1964级 邓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