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田:南大,终于圆了我的梦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1-05-18浏览次数:209


我是从“村”里走出来的,原本是“纯乡下人”,可我却早早有了大学梦。说来这在那个年代,好像是从小胸怀远大理想似的,而实际上,这个梦缘自父母的期望。

我的父母就是地地道道的苏北农民,大字不识几个,而从我上小学开始,他们就幻想着将来我能够上大学。他们几近文盲,却有如此高大的梦想,并且也让这一梦想渐渐成为了我的人生目标——从小立下了上大学的志向。当然,父母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完全属于异想天开,因为我们村里,此前确实出了一位大学生,而且上的是北京大学。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位前辈姓杭,比我大十多岁,当时家境也和我家差不多,而他通过刻苦学习,最终考上了北大东方语言系,再后来成为我军的一位大校。我小时候在当地也还算是比较聪明的,因此父母就把杭前辈当作了我前进的标杆。


我5岁就上小学了,倒不是因为自己早熟,而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恰好老师是邻居,就请他带我到学校去,权当学校为幼儿园,省得放在家中不放心,这样却让我早早成了小学生。小学叫“红旗耕读小学”,顾名思义,就是“半耕半读”。这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成立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说白了其实只是农村带有扫盲性质的学校,根本不能指望在那儿获得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学校设在我们大队的一户农民家中,学生半天上学,半天回家劳动。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大的已经十五六岁了,而我是学校里最小的。学校的条件相当差,我们自带板凳,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由老师交替着给不同年级授课。这也是一幅独特的景观,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房间里上课,却互不干扰。不过,这样子没上两年,学校撤掉了,我这才转入正规的小学——“十里小学”就读。四年级后小学改名为“红哨学校”,并且有了初中班和高中班。那时公社搞下放办学试点,我们红旗大队和邻近的前哨大队就是试点之一,联合办了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我成为这个学校第二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才15岁。所以,我的整个中小学学习生涯,都没有走出过我们村的地盘。

如此闭塞,却依然向往飞出去。可是“文革”后有几年大学不招生,我也几乎淡漠了父母曾赋予的远大理想——上大学。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才又让我继续做起了那个大学梦。那时大学生从工农兵中选拔,称为“工农兵大学生”。虽然那几年好多同学都不怎么好好读书了,但我因为心中有那个梦,学习依然刻苦,因此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加之我们村里的这所学校有一位名叫崔益山的好校长,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在那特殊年代,他敢于招募一批别的学校不敢要的“有问题”的老师来我们学校,这些老师都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后来他们中有的老师被调到盐城师范学院和盐城工学院任教,成为这两所大学的骨干教师。足见当年我所在的那个中学,教学水平是不低的,这也让我有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学业没怎么荒废。而且高中期间又赶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更是强化了一下文化知识的学习。

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大队当农民,开始挣工分养活自己。我当时的劳动表现是很积极的,因为这也是实现大学梦的必经之道——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条件,一是必须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二是劳动表现要特别好,这样才有被贫下中农推荐的资格。当然最重要的是,大队书记要认可你。而我作为高中毕业生,怎么说也算是村里的“知识青年”,所以两年间大队里的写写画画的事都由我做。那两年公社、大队开会特别多,我经常要帮书记、大队长写发言稿,那时仗着年轻,时常为写稿而通宵达旦。我还是大队的“土记者”,每月要为公社报道组至少写三篇稿子,报道我们大队“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在各个大队中我们大队当时被公社广播站采用的稿子特别多,书记也因此而受到过公社领导的表扬。因此,在书记面前,我还算得上是个“香饽饽”。1976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我被大队推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时也要经过“考试”。主要是“面试”:考一些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形式是自由解答。由于我在大队还当过农业技术员,懂一些“土技术”,所以,那天的面试表现比较突出,抢答了多个题目。

考试通过了。去县里体检也没什么问题,就等着录取,等着实现我的、以及实现父母期待我的大学梦。然而,达到了录取的各方面条件,你以为就能上大学了?做梦去吧!——后来我才知,在那时的招生方式下,我的大学梦,也许永远只能是个梦。

那一年招生,我最后落选了。我一直很纳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才打听到,是当时招生办的一位同志从中捣了鬼。当时闻听此言,我心中愤愤难当,却又无可奈何。谁让我家无权无势无关系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倘若当时真录取了我,我作为一个“工农兵学员”,与后来自己的人生和事业相比,恐怕将有天壤之别。于是我后来又庆幸:幸亏当时那位同志做了手脚,让我没有在1976年圆我那个大学梦。

不过,当时对我的打击则是沉重的,我彻底灰心了,因为自己感觉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贫下中农总不能年年推荐你吧!只好认命,一辈子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作为”去吧。说实在的,我生长在农村,一般的农活我都能干,但就是有一项——害怕“上河工”。“上河工”就是去大兴农田水利,冬天去挖河,夏天到海边去修堤。因为自己块头较小,力气不大,实在吃不消那种劳动强度。于是当时又想,我即使在这乡村里,也应谋求相对好一点的出路啊。我心想自己在当地还算有点文化,如能去学校当个“代课”老师,那也是一条不错的人生道路。这种“代课”情况当时比较普遍,但同样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为此我家拐了许多弯子,找了一个关系,得到拍胸脯承诺,说等到寒假过后可以到临近大队的小学当一个小学四年级的“代课”老师。于是1977年春节过后,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兴致勃勃地期待着去代课。学校开学了,我左等右等,却没有接到去“代课”的通知。抱着一个热火罐子,空高兴了一场,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原来,这事又“黄”了,是又被一个关系较硬的人顶替了。

真可谓走投无路,眼看着一条条人生通途,自己却无法迈步踏上去,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实在没招,只好退而求其次,再求大队书记,看看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个什么活,只要可以不“上河工”。书记还算给了面子,最后安排我去我们县台南公社兴圩大队办的一个玻璃厂,去学习,说学成回来后,我们大队也准备办一个这样的厂子。这也不错,学好一门技术,回来开厂做个厂里的技术工,也是一条还算“理想”的出路吧。

这时已经是1977年的暮秋了。而历史正在悄悄起变化,也将带给我新的人生希望。

一天,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恢复高考了。我心里的死灰又复燃了,跃跃欲试,对于玻璃厂的学习也没了兴趣。回到家里和父母商量说,我想参加高考,而且自我感觉很有把握——当时也难免有些盲目自信。父亲就去找书记给我请假。书记说了,我已经给你儿子安排工作了,他要考试我不阻拦,如果考不上,回来可就不能再给安排工厂的工作了。这对我而言,也是人生一大难关。但我当时就有那么足的自信心,在家已经商定,这次背水一战,拿到手的工作作赌注,放手一博!如果实在考不上,那只能怪自己能力不够,那就只好“上河工”了,接受另一种人生“判决”。

由于决定匆忙,第一次高考没有多少时间准备,只能临阵磨枪了。为了把握更大点,当时报的是中技。靠的是有点老底子,考试顺利通过。只是一个中专,而在老家农民看来,上中技也叫上大学,上了它就可以有了国家户口,粮食也吃“定量”了,所以中专与大学,概念上没有分别。本来我以为可以高高兴兴地去上“大学”(中技)了,又不料在体检时翻了车。明明自己身体挺好的,却由于当时太想上学,心情过于紧张,结果血压顿时升高。量了三次,最低的一次还是142/92。竟然弄了个体检不合格!“大学梦”,再次梦碎。

不过,有了这次考试,心里更有底了,知道高考是怎么一回事了。

1978年,我决心报考大学文科,我觉得自己记忆力好,在这方面有优势,同时也开始认真复习。我们红哨学校每天晚上专门办了补习班,我白天劳动,晚上去学校跟班补习。学校的崔益山校长对我特别好,他认为我肯定能考上,对我百般鼓励与关照。他从盐城领回了两份政治复习大纲,专门给了我个人一份,另一份他给复习班辅导。他使我有了更大的信心。由于有梦想,有动力,有支持,整个复习准备还是充分的,可以说在学校复习的文科班上无以出其右者。

高考的时候到了,我记得第一天上午是考政治,由于准备比较充分,我感觉考得不错。当然,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认为题目不难,都做出来了。不过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我的这种感觉更踏实,因为那份复习大纲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我感觉我是深刻领会了的。走出考场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妈妈正在考场外焦急地等候着!我亲爱的妈妈,她心里有太多的期待,渴望着迭经挫折的儿子,这一次能够顺利考上。那天她正在公社医院住院,而心中放不下就这件事,于是拖着病体,在考场外等待。那两个多小时,作为考生的我当然是紧张的,全力以赴的;而妈妈,她在考卷上无法助一臂之力,可是她的心,却是与我紧紧相连的,紧张、急迫、不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想起那一幕,仍会潸然泪下。妈妈见我出来,第一句话就急切地问:考得怎么样?我说,应该在90分以上吧,那一刻,我从妈妈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欣慰,有一种久违的微笑浮现在她的眼角和嘴边。我何止是仅为自己的命运做了一次拼搏呢?我也为妈妈争了一口气!那份自豪,也是我奉献给妈妈的最好礼物。那一场政治考试,我最终得了91分。这对于我后面几门的考试,增添了更多信心。

下午考历史,大家拿到卷子后气氛和上午截然不同,觉得比较难。30分钟后许多人都交卷走了,不是考好了,而是考不出来。我的感觉则是这些内容都是我掌握的,所以下笔如飞,监考老师不时站在我的身边看我答题,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他是赞赏我的。一个小时后我反复核对了各道题,觉得无误后交了卷。出考场后,我又告诉妈妈:起码90分!(最后实际是95分)还有一道3分的题目我自认为也知道做,但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担心万一写错了会有政治问题,所以没有写。我想反正也不差这3分。

第二天考语文、地理,我都发挥正常,考得都不错。第三天上午考数学,因为我出校门好几年了,加之复习时数学是基本上被放弃的,我当时想只要能考到30分就行,实际上后来分数比我预期的高了。

考试分数出来后,我很高兴,觉得录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体检还是心有余悸,害怕血压再次升高,而我平常总是正常的。因此询问了许多医生,他们都说你不要紧张,要相信自己血压不高。可我控制不住紧张啊,一位医生就让我测量时嘴里含块糖,暗示自己没有问题,一定要放松,这样就没事的。后来体检时我就按这种方法做了,还是多少有点紧张,测量的结果是136/86,刚好过关,惊出一身冷汗。从此我就落下了一个毛病,一到体检量血压时就紧张,平常都正常,都是这个“大学梦”留下的后遗症。

等候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可以说是度日如年。特别是对我这个大学梦一波几折的人。我每天都有事无事地往公社去,总是在邮局门口晃悠着。邮局人都认识我,要是有我的录取通知书他们一定会叫我的。就这样等啊,等啊,我们大队已经有人接到了通知书,还有一些一起复习的人也纷纷接到了录取通知。这时的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不过我一个劲安慰自己:事不过三,一定会接到的,也许后接到的是更好的学校呢!

最后结果不出所料。一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又去公社,虽然没有什么事,但又怕别人笑话,总是找到个理由去。其实别人都知道我是去打听消息的。快到公社边上时,碰到我的一位朋友,他告诉我已在邮局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顿时来了精神,顾不上和他再搭话,急忙飞车奔往邮局,我想当时是我这一生中骑车速度最快的一次。一路上没有理会任何人和我打招呼。可是来到邮局时,人家告诉我已经被我的一位在唐洋小学教书的朋友替我取走了,我那个着急啊,又赶紧折返,奔向唐小。待从朋友手里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南京大学,我简直高兴得疯了,也觉得自己快赶上小说中的范进中举了。回家时,看着父母正在地里干活,隔着足有一里路呢,我就扯开嗓门大喊:我考上南京大学啦!我手里高高举起了录取通知书,晃着,晃着。相信,那一刻,父母也是热泪盈眶的吧!

无论经过了多少坎坷,终于,我圆了大学梦。


    (文/刘金田,历史系1978级,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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