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钟灵老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9-09-25浏览次数:263


怀念周钟灵老师
王希杰/文

    我读大学时,南京大学学生如数家珍地说出自己的老师,他们是化学系高济宇、戴安邦;外语系范存忠、陈嘉;历史系韩儒林;中文系胡小石、陈钟凡、汪辟疆、方光焘、罗根泽……他们是中文系乃至南京大学的骄傲。周钟灵等老师,是排不上号的。但是,周钟灵教授其实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里独树一帜的人物。
    周先生是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那是在重庆。他告诉我,每天下午,到郊外的茶馆里喝茶。晚上,拖着影子回学校,拿着一根棍子。他是语言教研室的教授,讲授的是语言学课程,也是从哲学转向语言学的。方光焘老师眼界特高,瞧得起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方先生很看重周先生。原因是,周先生知识面广,懂多种外语,英语特好。他有哲学头脑,思路严密。不过,方老师不满于周先生的不求上进,有点儿懒散。中文系的人普遍认为,如果周先生努力刻苦多做学问,不得了的哎。
    周钟灵老师是江苏溧阳县人。谈起溧阳来,眉飞色舞,他告诉我,溧阳有三大特产:黄雀、青鱼、白虾。其实,溧阳的竹海是更令人赞叹不已的,身处溧阳竹海中,明镜子何处染尘埃?

    大二时,周先生给我们班讲形式逻辑。好玩的是,上课的那天早上,我们宿舍的一个同学,找不到周先生编写的讲义了。忽然醒悟:哇,前几天卖旧书旧讲义,卖了。
    周先生的形式逻辑课,不能吸引人。原因是不生动活泼,枯燥无味。总是那几个例子:“我是中国人。花是红的。人是要死的。”甚至,我们看到周先生就想起“我是中国人。花是红的。人是要死的”。
    大四时,周先生给我们班上《马氏文通》研究课,效果很一般。引不起学生的听课情绪。但是,有一个好处,不但没有一个不及格的,分数普遍都很高。“文革”之后,我担任语言教研室主任,我对周先生说:“你上形式逻辑,讲《马氏文通》研究,开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效果都不好。你是我的老师,学生不爱听,领导不高兴,我也为难。我看,这些课,你都不要上了。你讲授老庄研究与佛学研究,我包你成功。现在,很热。而且只有你能开这种课程。你第一学期讲老庄,第二学期讲佛学。”
    于是大获成功。
    周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我上课从没有这样成功过,走廊上也是学员,总支书记坐在第一排,大家那么认真地听讲,真高兴。”
   他告诉我,学生只要把《道德经》认真抄写一遍,他就给一个好的成绩,我同意了。他对我说,这么多学生的作业,虽然不少是东抄西抄抄来的,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他保留着,慢慢思索。可惜的是,那时候我自己的课程多,家务事多,周先生讲授佛学与老庄,没有时间去听讲。

    周先生是学哲学的。他最感兴趣的是希腊哲学,唯心主义哲学。他随时都带一本小本子的希腊哲学书,他英语非常好,他懂德文、拉丁文、希腊文。许多时候,他独自旁若无人的自顾自地看他的唯心主义书籍,当然全是外文本的。那个时代,中国是基本不出版唯心主义者的著作的。而且是袖珍本的,方便携带。
    他对我说过,唯心主义哲学真的是鸦片,能上瘾的。吃晚饭时,孩子淘气,饭后,抓起唯心主义哲学书,一看,全都忘记了,沉浸在唯心主义哲学之中了。许多大小会议,他显然是沉浸在唯心主义哲学书籍之中了。
    但是,需要他讲话时,他也能够讲到点子上,反而认真听的人还没有说到点子上。这是因为他是哲学头脑,善于抓住概念。他对我说过,人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他没有注意人家的面孔和衣着,只是注意关键的概念。现在看来,周先生的头脑里,最重要的是关键词。
   “文革”期间,他告诉我,在红卫兵到来之前,他主动烧了《肉蒲团》,害怕惹事儿。但是唯心主义哲学书是一本没有烧。他说,红卫兵反正看不懂的。

    中文系的人都说,周先生学问上是法家,生活上是道家。
  周先生研究的是《韩非子》。他的专著《韩非子的逻辑》,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逻辑严密,文笔简练。他的《韩非子》新注本,中华书局准备出版了,但是“文革”快到了。中文系杨咏祈副主任到北京,从中华书局拿回了书稿。回来之后,人们认为他不应当拿回来。
    “文革”期间,大搞评法批儒,江苏省组织一个很大的《韩非子》评注组。中文系贡献出周先生的注释本,作为参考材料。江苏省的评法批儒成果是吸收了周先生的多年的研究成果的。我以为,周先生的《韩非子》注释本还是有出版的价值的,那是他多年的心血。
    生活上是道家,说的是周先生生活上要求很低,很随便,马马虎虎。抽的是一角钱、甚至几分钱的香烟,气味很不好闻。但是一天两三包,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为了安排课程等事,我到过他的青岛路的家,也到过他的渊声巷的家,不但简陋,而且很乱,或者说是脏。因为没有了师母——年轻时参加过三青团,“文革”初期自杀了。
    在溧阳农场,他的帐子拖了下来,只能钻进去。我们多次建议他挂高些。他回答说:“不用的,钻进去,就行的,反正一样睡觉。”现在我后悔,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挂挂好的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的负责人陈章太,请我介绍一个作者写纪念马建忠的文章,我推荐了周先生。陈先生收到文章之后,对我说,文章不行,怎么办?我说,问题出在周先生不当一回事,他一定能写好,我再去找他。我对周先生说:《中国语文》约稿,你不能这样马虎!重写。认真,也为南京大学!他没生我的气,重写了。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周先生后来对他的研究生李开说:“我的文章都是老王逼出来的。”
    周先生,不求名,不求利,随遇而安。对上不吹拍,对下和颜悦色,他总是喊我这个学生为“老王”。如果说,对方光焘、胡小石等,我是仰视;对周先生,我是平视。周先生很随和,同他在一起,双方都很随便,无话不可谈。
    周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他的物质要求欲望很小很小。从不患得患失,从不同人争执。他毫不在乎他人对他的评价。世界上的一切仿佛全都不在他的心上。
    我觉得周先生是我所见到的人中,生活得最快乐的一个人。
    他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唯一的一个“八风不动”的人。
    周先生是一个杂家,融中外古今为一体,集儒、道、佛、法在一身。

    记得周先生曾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女儿在山西路百货公司,是一个什么长了。所以每次到山西路百货公司,我就想起我们的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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