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施老的一面之缘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9-09-25浏览次数:2170


我与施老的一面之缘
徐有富/文

    “施老”是对南京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施廷镛先生(1893-1983)的尊称,一是因为他岁数大,二是因为他水平高。他是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并实实在在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文献学家,我曾有幸与他见过一面。
    记得我在1981年下半年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专门来了一位老先生旁听,后来我就被分配到了该系。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配方案,因为当时我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在湖北阳新县赤马山矿工作,省内调动当然要容易些。但是,由于我的姐姐、弟弟和两个妹妹都不在南京本地工作,当我考取研究生回家探望父母时,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喜出望外,说了句“冷锅里蹦出颗热豆子!”接着就下床为我做饭。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如果我毕业后再到外地工作,老母亲一定会非常失望。正在无计可施时,听说施老的一位研究生顾志华毕业后被分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而他的妻子是武汉人,在武汉工作,很希望他回武汉。我俩都有互换分配方案的愿望,于是一拍即合,事情居然办成了。
    顾志华离开南京前,特地领我去拜访施老。施老家住汉口路36号,就在学校大门口西边几十米的地方,是座旧式洋房,朝南有正房六间,施老住其中的两间,只见他房间里的书架上、书桌上、橱顶上,甚至床上都堆放着书和书稿,显得拥挤不堪。施老曾经骨折过,此时已年近九旬,一直躺在床上,所以我以后也就没敢再惊动过他。
    施老在《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的序言中指出:“书目之于图书,犹利济之舟航也,故欲图书馆克著其效,关于书目之纂辑,不可不求其周备。”施老不仅为清华大学编制了高质量的馆藏目录,也为南京大学编了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编》。据说这部目录送呈校领导审阅,得到了郭影秋校长的赏识。这话我相信,因为郭校长是明清史研究的专家,当然了解这部目录的价值。这部目录1958年8月以精装本的形式印了出来,碰巧又赶上了大跃进高潮,所以施老也因此光荣了好一阵子,先是被学校评为红旗手;1961年6月8日又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63年,位于新街口闹市区的长虹照相馆,特地各选一位工农商学兵的代表人物,为他们拍照,将他们的大照片放在橱窗里展览。施老被选为学界代表,显然这也是学校推荐的结果。施老很高兴,在一张四寸大照片的背后题了几首诗送给一位同事。最后一首写道:“白首雄心学少年,羡他蓬勃著先鞭。涓埃自效东风下,努力红专齐向前。”后来郭校长调到人民大学工作,施老到北京探亲时,还专门拜访过郭校长,可见他是将郭校长引为知音的。
    话说回来,这部目录对我帮助确实很大。我到图书馆报到后,被分在古籍部工作,当时领导上没布置给我什么具体任务,正好程千帆先生整理《汪辟疆文集》要我帮忙,于是我就利用上班时间,做一些寻觅、辨认、校勘、标点、抄写、编辑之类的工作。汪先生有些原稿没有标点;有些著作印在很差的纸上,正反两面的字迹相互影响,变得模糊不清;论著中又难免有一些文字讹误。解决这些问题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相关资料来核对。我虽然坐拥书城,但是要打开城门还得有把钥匙,而这把钥匙就是施老编的这部目录。有了这把钥匙,书库里的古籍就可以按图索骥,为我所用了。
    不过要查地方志,还得利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这部目录也是施老编的。据说郭影秋校长有次陪客人到图书馆参观,发现馆藏地方志很丰富,随口问了句有没有地方志目录。施老原来就打算专门编一部方志目录,郭校长这一问,促使他下决心立即动手编方志目录。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在进行这项浩大的工程时,无论炎夏或寒冬,他总是一上班就带着文具钻进书库,只有一位工人专门帮他从书库里取书还书。就这样耐着高温和严寒,日复一日地,终于在1963年完成了地方志的编目任务,并油印了出来。
  我们知道新书有版本记录页,编目相对容易一些。编古籍目录要困难得多,他在当年写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深有体会地说:“木版书籍则有书名不全、卷数残缺者,有佚姓缺名者,有无刻板时期及处所者,故每遇一问题之发生,辄费若干之时间。且同一书也,序之题名与正文题名不同;同一著者也,或用别号,或用本名;同一刻本也,或系原刻,或经修补”,这些问题,在编目时都要一一解决,而南大图书馆馆藏方志有3500多种,可见编目的工作量有多大。譬如南京大学藏有《新城县新志》十册,无纂修者姓名,我有幸在第一册末页发现施老写的一篇题识,那篇题识考出了该志的作者、写作时间、版本性质,帮助人们认清了它的本来面目。那篇题识所反映出来的施老工作中认真负责的态度与精神,真让人感动。
  顺便提一下,地方志是南大图书馆的特藏,施老为此也作出了贡献,当时购书经费很紧,他发现过去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编印过不少高质量的书刊,都是一些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但是当时就一直堆放在库房里,形同废纸,而且很占地方,于是建议将这批书刊整理出来,化无用为有用,与北京中国书店交换我馆所缺之地方志,他的合理化建议得到领导批准后,立即付诸实施,南大图书馆同北京中国书店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从而增加了不少馆藏地方志与其他紧缺图书。
  当然,要充分利用南京大学图书馆这座宝库,单靠这两部古籍目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而施老恰恰主编过一部《文史哲工具书简介》,557000字,在当时也算是相当厚重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了第1版,1981年9月又出了第2版,共印了28000册,可见这部书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同类著作中,出得既早,又很受欢迎。听说该出版社后来还想再版,可惜施老逝世后,无人主持其事,至今再也未见新版面世。早期出版的这类书,通常都是分类介绍各种工具书,如中华书局1947年出版的楼云林所编之《工具书使用法》就是这么做的。施老主编的这部书在写作方法上有了很大突破,除绪论外,以下各章的标题是查文字、查词语、查篇名、查书刊、查年代、查地名、查人物、查事物。显然,体例新颍、实用,符合读者检索工具书的习惯,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是先碰到问题,然后才去查书的。
  南京大学素有讲授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的传统,胡小石先生就开过这门课。记得我们当研究生时,程千帆先生还特地向南京师范学院赵国璋先生要了三本他编的《语文工具书使用法》给我们三位研究生每个人一本,要我们认真学习。施老也非常重视讲授中文工具书使用法,早在1958年,就为江苏省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开过“参考工作及工具书使用”课,1965年又为南京市鼓楼区业余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班开过“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还多次为南大文科师生开设过工具书讲座。这里有一个例子,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以后,读书风气差了些,但是当时历史系有位名叫王灿炽的同学每天都到图书馆同一个座位上看书,这引起了施廷镛副馆长的注意,有一天施先生特地将王灿炽同学请到馆长办公室,问他:“你是学历史的,你掌握历史学的工具书吗?”王灿炽一脸茫然,第二天,施馆长专门将该同学领到书库与文科教师阅览室参观,并为他介绍了常用的工具书,使他大开眼界。这位同学,后来成了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著名的北京史志专家。他在回首往事时,还深情地说:“施馆长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他对我的教诲至今还历历在目。”
  施老在丛书目录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编成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被国家图书馆的丁瑜研究馆员称为“是丛书目录编制方法的一个新里程碑”。
  施老还有个梦想就是以个人之力编一部丛书综合目录,并为此奋斗了数十年。1982年《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丛书977种。后来施老的哲嗣施锐又将施老在丛书方面的遗稿整理成《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丛书题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丛书知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施老丰富的版本学知识是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他在《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的《序言》中谈到了这一点:“版本有真有伪,有优有劣,怎样鉴别它?主要在于实践,每见一种版本,就应仔细查考,日积月累,经验随之丰富,即可判定其为何种版本。若仅靠谈论,不接触实际,当见到书籍,需要判定为何种版本时,就会茫茫然不知所措了。”早在1925年8月,施廷镛受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担任点查整理故宫图书的工作,并撰写了《故宫图书记》与《天禄琳琅查存书目》。这次整理故宫图书的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
  此后,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图书馆从事中文编目工作,当然要不断地做版本鉴定工作。施廷镛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注意积累版本学知识与各种文献学知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施老的《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打开书一看就会发现该书实际上就是将他平常的工作经验加以记录整理而成的,仅举一例:“曾有以秀水冯梦祯《快雪堂日记》来售,说是冯氏手稿本。察其纸张,是用墨水渍染,审其内容,文义间有不畅者,因无别本据以校之,未能断其非手稿本。但其中讹误之字,如‘相待于钱塘门’之‘于’字,写为‘千’字;‘偶日為雌’之‘為’字,末无四点;‘能呼茶留客’之‘茶’字,写为‘荼’字……诸如此类,比比皆是。果系冯氏手迹,岂有如此讹误之理,显然是不大识字,不通文义的抄手转录,并非冯氏手稿。以之作为转抄本,亦非佳者。”如此生动的例子,若非及时记录下来,就会稍纵即逝了。正因为施老的版本学知识主要来自实践,所以为我和程千帆先生合著的《校雠广义·版本编》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上课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事例。
    改革开放以后,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施老著作共有八种,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货币沿革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我们就不细加介绍了。对于一位自学成材的图书馆工作者来讲,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了。我想,一位图书馆工作者只要能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能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锲而不舍开展科学研究,那么就一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施老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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