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怀念我的老师陈恭禄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9-09-25浏览次数:329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怀念我的老师陈恭禄

陈得芝/文

    我上大学的1952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刚刚完成,原中央大学(1949年秋改名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合并。虽然原中大的一些名教授去了北京,但历史系的教师阵容仍然很强,中国史有韩儒林、陈恭禄、徐益棠、刘毓璜、王拭等先生,世界史有王绳祖、蒋孟引和不久就调来的赵理海等先生,都是解放前就很著名的教授。他们每位都为五十年代以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我为什么首先想到要写一篇追思陈恭禄先生的短文呢?一是我有幸在三年级选了由他指导的学年论文题《郑和评传》,得以比其他同学更多亲身受到教诲;二是陈先生文革初过早地寂寞辞世,现在我们的学生甚至学近代史的都很少知道他。
    我们入学不久就知道,陈先生在1935年就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但他被安排教我们中国古代史中的元明清一段,并分担历史文选课,据说他的书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判,被指为“反动历史学家”,不知是否因此不让他教近代史课。他的授课风格很特别,把讲稿往讲台上一甩,不用翻看,肘靠讲台手撑腮帮,操着浓重的镇江口音一路讲下去,如数家珍,尽管按规定立有章节目,但他好象不大受拘束,历史材料像山泉一样顺势流淌,生动有趣。当时我们学生给各位老师的风格都有简括评语,称陈先生上课像“说书”。有时他要也插些评论,例如说要学有专攻,像梁启超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言者谆谆,听者昏昏渺渺欲睡”,是不行的。他一般是上完课就走,学生很少有机会课后请教。有位同学对上古史有兴趣,在图书馆遇到陈先生就向他请教,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懂,你去问其他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同学也如此这般碰过壁,反正多数是不大敢向他问问题。直到做学年论文,我这才大胆地找他指导。出乎意料,他竟让我到家里去谈。我发现,这位平时略显孤僻的老先生,其实十分随和亲切,从楼上搬了几部书到客厅,为我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历史文章,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当时他住鼓楼对面保泰街,离校园不远,我列出论文提纲和参考书后,不打招呼就找上门请教,以后又去了几次,越来越随便。他还喜欢聊天,聊到兴致高处,就到门口买几个烘山芋请我一起吃。只是我当时太稚嫩,没有写好论文,他还是给了一个客气的评语:“利用丰富的史料,说明郑和的时代背景,又系统的叙述其活动,但有时选择欠精。”于是及格通过。后来系资料室要处理一批旧材料,我乘机将这篇论文手稿留下来,陈先生的评语就写在底封里上,有时翻看,总会引起对那一段亲炙的回忆。
    55-56年度之后,老教授们相继分别开设专门化课程,我修读的是韩儒林先生的元史,毕业后又接着当研究生,从韩先生专攻蒙元史,在专业方面就和陈先生很少接触了。但50年代后期研究生和教师是一起分编到各个教研室的,历史系教师加研究生不过30多人,虽然分古代史、近代史和世界史三个教研室,大家还是能经常见面的。陈先生和王绳祖先生都是金陵大学的教授,两位关系很好,互以“陈公”、“王公”相称。据说他们在50年代初“思想改造”中都受到冲击,对此颇不以为然,大概因此就有些不问“世事”,陈先生尤显超脱。幸好如此,“反右”中他们都躲过一劫。但对于党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陈先生是积极拥护并认真执行的。他开设了太平天国史专门化课程,写出详细讲义,这部油印书稿可以说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材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奠定了太平天国史专业的基础。其后又写成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专著,但仅在本校内部印刷。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也得到一本,虽然不搞近代史,在史料学方面多少还能看出一点门道。这部书很全面地论述了近代各种史料(档案和官、私著作)的源流、价值及利用方法,尤着重于史料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身份、立场的分析,强调不仅要广泛搜集,更要认真鉴别真伪。陈先生讲这些道理,都是用典型、生动的例证来说明,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启迪。“文革”后多年,权威的学术出版社中华书局和许多学者慧眼识珠,通过努力,终于将陈先生的这部著作正式出版。可见天下自有公理,优秀的传世之作终究是不会被埋没的。
    十多年前,陈先生的哲嗣、南京农学院陈良栋教授为搜集其父的讲义和著作,曾四处奔走,也找到我了解情况。我翻出陈先生给我班上元明清史和历史文选的油印讲义交给他,但近代史方面的情况我不清楚,相信历史系总有其他同志知道,不知他后来找到什么线索没有。陈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是十年内战年代写的,在那种历史背景下,难免用了一些从当局文件中引述的错误政治话语,但不能仅凭夹杂其中的几句政治标签式文字,就抹杀此书的学术价值。晚近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近代卷(龚书铎主编),立专章叙述研究概况,首先就提到陈先生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认为和后于它出版的蒋廷黻、郭廷以的同名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对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应该持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想,按照一般学术规范,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是不能无视陈先生的著作的,而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概述》,无疑是最精当、最方便的入门必读书。
    对我来说,记得最牢的则是陈先生的“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以及“要学有专攻”的教诲,所以无论教书写文章,没有史料依据从不敢随意发挥;遇到自己专攻领域以外的问题,也老老实实以“我不懂”应之。令我惊异的是,如今有不少史学文章或著作,洋洋洒洒的大段论述,竟看不见材料出处的注释或说明。看到如此漠视学术规范的所谓“学术论著”竟能大行其道,更令我对像陈恭禄先生这样的老前辈追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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