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鲍明炜先生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9-01-27浏览次数:210


深切怀念鲍明炜先生
柳士镇

    鲍明炜先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语言学家。1919年7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鄄城县,2007年8月7日在南京因病逝世。194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南京大学语言与语言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学会、汉语方言研究会、汉语音韵学研究会会员等学术和社会职务。
    鲍明炜先生主要致力于汉语方言学、音韵学、现代汉语普通话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唐代诗文韵部研究》、《初唐诗文的韵系》、《南京方言中几个问题的调查》、《〈类字汇编〉与盐城方言》、《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六朝金陵吴语辩》、《江淮方言的特点》、《江苏省·方言志》(主编)等论著。
  鲍明炜先生于2007年8月不幸逝世,我感到分外悲痛。这不仅因为先生与我曾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与六十年代初期先后受业于张福崇(世禄)夫子,先生以隔代同门高谊,对我多方提携与奖掖;更因为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硕士学位期间,先生正是我“音韵学”课程的授业恩师,我留校任教后又长年受到先生的面诲与教益。值此鲍明炜先生一周年祭,谨记叙南京大学语言学科受惠于先生以及先生对师长至为敬重、对学生至为关爱的二三片断,以作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我是1978年秋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研究生学习的。其时老一辈的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黄粹伯教授等已经作古;年近古稀者仅有我的导师洪自明(诚)夫子。在认真、紧张地指导我们这届研究生之余,自明夫子又受命承担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训诂学讲习班的主讲重任,这使得他更加心力交瘁,在勉力完成主讲任务后,最终于1980年1月大病不治而辞世。因而在1981年国家决定实行学位制度时,作为长期以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又系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的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竟然连一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也未获取。而江苏省内兄弟院校南京师范学院则获得现代汉语、汉语史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徐州师范学院也获得汉语史硕士学位授权点。我们当时只是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尚不理解形势的严峻,而其时语言教研室负责人之一,年过花甲的鲍先生当仁不让,带领中年教学科研骨干鲁国尧、许惟贤、卞觉非诸位集体商议,统筹规划,决定先集中力量申报现代汉语硕士授权点,并于1984年获得成功,随后于1986年又获得汉语史硕士学位授权点。这两个硕士点的取得,为南京大学语言学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无疑是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此后,语言学科又在鲁国尧教授带领下,于1990年获得汉语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后转为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在2001年与2007年两次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顺利通过,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重返国内语言学研究的前列。在这再攀高峰的过程中,鲍先生积极参与筹划,热情鼓励支持,并在耄耋之年仍有获奖科研成果以壮学科声色,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每念及此,我们都铭感先生的承启之功,珍惜我们学科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同时也要居安思危,争取更大的进步。
  先生是1942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学习的,其时农家子弟考入中央大学殊为不易,先生由此扣开了修习与研究的学术之门。其后一段时间,先生有幸先后受到学术宗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诸位的亲切教诲;语言学方面又有方光焘、张世禄、吕叔湘等诸位大师的悉心指导;再加上先生天资聪颖,奋发努力,因而很快秀拔于群。高年级时,中央大学率先在全国中文系设立语言专门化建制,先生即投张福崇夫子门下,潜心研究音韵学,并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解放初期,先生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随吕淑湘先生进修,同时又定期往北京大学从袁家骅教授治方言学,这使得先生在音韵学外,又精通方言学,从而奠定了先生的研究方向。先生的科研成果是多方面的,但这两门学问构成了先生学术研究的主体。受到这么多的一时硕彦的教导,每向我们这些后辈忆及,先生的敬重之情发自内心而溢于言表。先生于胡、陈、汪三位十分景仰,言必尊称胡老、陈老、汪老,时时向我们赞颂三老的精湛学问;在中文系为三老编辑文集时,虽有其他众多年轻弟子各司其职,但先生仍然积极参与,多方协助,提供许多有益的意见与资料。先生于方、张、吕三位授业恩师同样十分敬崇,言必尊称方先生、张先生、吕先生,时时向我们说及受教益于三位大师的情景。在解放后的高校中教师之间长期互称“同志”、“老师”的情况下,“先生”这一称呼是对年高德劭者的敬称,兼可施于男性与女性,不像如今重又泛化为对一般男性的普遍性的客气称呼。方、张、吕三位大师解放后分别长期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编辑文集的工作也分别由南京、上海、北京方面进行。先生与卞觉非、陆学海、方华三位主管了方先生文集与书稿的编辑出版工作;又主持了张先生文集在南京地区收集与整理资料的工作。说起张先生文章的收集整理,还有件值得一提的事。张先生论文极多,发表刊物的面又很广,不少在抗日战争期间写就的文章,在上海、北京都无法寻觅。但鲍先生却依稀记得,南京龙蟠里图书馆或许藏有这类杂志,于是我们去了那里,终于找到了所要的文章。那些杂志纸质极差,犹如涂抹了一层不均匀蜡光的黄草纸,加上年代久远,页面既糙又脆,稍不留神就会碎裂。其时图书馆尚无复印设备,即便已有,这样的纸质也不堪承受复印;馆方又决不允许照相。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摆好杂志,工工整整地一字一句抄录。如此往返数次,才算完成任务。在为黄粹伯教授整理《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书稿时,先生正卧病在床,但仍坚持反复梳理,一再润色,直至最终出版。先生常说,对师辈最好的敬重与纪念就是为他们的文集尽心尽力,这样才能泽被学林,流芳后世。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师辈整理出版文集,这在学术界已成惯例,但先生为这么多的老师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与时间,仍然给我们后辈以极大的启示。在为自明夫子整理文集的过程中,许惟贤教授带领我们那届研究生滕志贤、薛正兴、万业馨与我,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因而有了《洪诚文集》等三部著作的出版,这使我们每每想起导师时,都能感到踏实与欣慰。
  先生对学生们的关爱是人人尽知的。这种关爱并不止是生活上的嘘寒问暖,先生老年以后,更多的应是学生们对他的请安问候,这种关爱更多的是对学生的为人与业务成长的督促与鞭策。记得我还是年轻教师时,先生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要我在既定的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中年以后每取得些微进步,都会受到先生的鼓励并要我继续争取更大的成绩。先生还亲自举荐我去教育部参加某项重要工作,并再三郑重嘱托要努力工作,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学校争取荣誉,我坚持承担这一任务二十余年,至今未辍。先生对其他学生也是关怀备至,他亲自指导的高足,如钱咏平、薛遴、卜玉平、顾黔、孙华先等人,目前正在各自岗位上担负着重任,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固然与他们在校时受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浓厚学术氛围的熏陶以及各位老师的教导有关,但更与他们读书时先生对他们的关爱培养,毕业后先生又对他们持续鼓励督促密不可分。有人甚至认为先生偏爱自己的学生,这其实是不了解实情而致的误会。先生出生农家,半生坎坷,是师辈的关心爱护让他增添了坚持的勇气。先生曾对我说过,解放初期,他家庭经济拮据,自己又罹肺疾,是福崇夫子解囊周济,才得以度过燃眉之急。先生要将师辈对自己的这种情分回报到对他们的敬重上,回报到对晚生后辈的关爱上。因而,先生并非仅是关心自己的弟子。记得先生在两届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任上,每届年会的会余时间,先生的房间里都挤满前来问学与请益的年轻人。先生总是有问必答,百问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平时家居,也常有慕名求教的陌生人登门拜访,我偶尔也遇上过一两次,先生总是以礼相待,客人满意而归时,先生总要送出家门与之道别。由此可见,先生不仅对于自己的学生,对于其他的所有求教者也都是关心爱护,尽力指导的。
  如今先生已经驾鹤西去,我们再也无法亲聆教诲,唯有把我们的语言学科建设好,把先生敬师爱生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开去,才是对先生的最好的怀念与最大的安慰。


(作者简介:柳士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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