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怀念我的老师陈恭禄
陈得芝/文
我上大学的1952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刚刚完成，原中央大学（1949年秋改名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合并。虽然原中大的一些名教授去了北京，但历史系的教师阵容仍然很强，中国史有韩儒林、陈恭禄、徐益棠、刘毓璜、王拭等先生，世界史有王绳祖、蒋孟引和不久就调来的赵理海等先生，都是解放前就很著名的教授。他们每位都为五十年代以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我为什么首先想到要写一篇追思陈恭禄先生的短文呢？一是我有幸在三年级选了由他指导的学年论文题《郑和评传》，得以比其他同学更多亲身受到教诲；二是陈先生文革初过早地寂寞辞世，现在我们的学生甚至学近代史的都很少知道他。
我们入学不久就知道，陈先生在1935年就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但他被安排教我们中国古代史中的元明清一段，并分担历史文选课，据说他的书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判，被指为“反动历史学家”，不知是否因此不让他教近代史课。他的授课风格很特别，把讲稿往讲台上一甩，不用翻看，肘靠讲台手撑腮帮，操着浓重的镇江口音一路讲下去，如数家珍，尽管按规定立有章节目，但他好象不大受拘束，历史材料像山泉一样顺势流淌，生动有趣。当时我们学生给各位老师的风格都有简括评语，称陈先生上课像“说书”。有时他要也插些评论，例如说要学有专攻，像梁启超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言者谆谆，听者昏昏渺渺欲睡”，是不行的。他一般是上完课就走，学生很少有机会课后请教。有位同学对上古史有兴趣，在图书馆遇到陈先生就向他请教，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懂，你去问其他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同学也如此这般碰过壁，反正多数是不大敢向他问问题。直到做学年论文，我这才大胆地找他指导。出乎意料，他竟让我到家里去谈。我发现，这位平时略显孤僻的老先生，其实十分随和亲切，从楼上搬了几部书到客厅，为我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历史文章，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当时他住鼓楼对面保泰街，离校园不远，我列出论文提纲和参考书后，不打招呼就找上门请教，以后又去了几次，越来越随便。他还喜欢聊天，聊到兴致高处，就到门口买几个烘山芋请我一起吃。只是我当时太稚嫩，没有写好论文，他还是给了一个客气的评语：“利用丰富的史料，说明郑和的时代背景，又系统的叙述其活动，但有时选择欠精。”于是及格通过。后来系资料室要处理一批旧材料，我乘机将这篇论文手稿留下来，陈先生的评语就写在底封里上，有时翻看，总会引起对那一段亲炙的回忆。
55-56年度之后，老教授们相继分别开设专门化课程，我修读的是韩儒林先生的元史，毕业后又接着当研究生，从韩先生专攻蒙元史，在专业方面就和陈先生很少接触了。但50年代后期研究生和教师是一起分编到各个教研室的，历史系教师加研究生不过30多人，虽然分古代史、近代史和世界史三个教研室，大家还是能经常见面的。陈先生和王绳祖先生都是金陵大学的教授，两位关系很好，互以“陈公”、“王公”相称。据说他们在50年代初“思想改造”中都受到冲击，对此颇不以为然，大概因此就有些不问“世事”，陈先生尤显超脱。幸好如此，“反右”中他们都躲过一劫。但对于党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陈先生是积极拥护并认真执行的。他开设了太平天国史专门化课程，写出详细讲义，这部油印书稿可以说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材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奠定了太平天国史专业的基础。其后又写成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专著，但仅在本校内部印刷。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也得到一本，虽然不搞近代史，在史料学方面多少还能看出一点门道。这部书很全面地论述了近代各种史料（档案和官、私著作）的源流、价值及利用方法，尤着重于史料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身份、立场的分析，强调不仅要广泛搜集，更要认真鉴别真伪。陈先生讲这些道理，都是用典型、生动的例证来说明，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启迪。“文革”后多年，权威的学术出版社中华书局和许多学者慧眼识珠，通过努力，终于将陈先生的这部著作正式出版。可见天下自有公理，优秀的传世之作终究是不会被埋没的。
十多年前，陈先生的哲嗣、南京农学院陈良栋教授为搜集其父的讲义和著作，曾四处奔走，也找到我了解情况。我翻出陈先生给我班上元明清史和历史文选的油印讲义交给他，但近代史方面的情况我不清楚，相信历史系总有其他同志知道，不知他后来找到什么线索没有。陈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是十年内战年代写的，在那种历史背景下，难免用了一些从当局文件中引述的错误政治话语，但不能仅凭夹杂其中的几句政治标签式文字，就抹杀此书的学术价值。晚近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近代卷（龚书铎主编），立专章叙述研究概况，首先就提到陈先生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认为和后于它出版的蒋廷黻、郭廷以的同名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对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应该持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想，按照一般学术规范，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是不能无视陈先生的著作的，而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概述》，无疑是最精当、最方便的入门必读书。
对我来说，记得最牢的则是陈先生的“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以及“要学有专攻”的教诲，所以无论教书写文章，没有史料依据从不敢随意发挥；遇到自己专攻领域以外的问题，也老老实实以“我不懂”应之。令我惊异的是，如今有不少史学文章或著作，洋洋洒洒的大段论述，竟看不见材料出处的注释或说明。看到如此漠视学术规范的所谓“学术论著”竟能大行其道，更令我对像陈恭禄先生这样的老前辈追怀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