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的人生
匡老去世快10年了，今年是他百岁诞辰。人活在世上终有一死，但有些人却长时间地还被人怀念和记忆着。这一切并不取决于他生前的地位高低、职权大小，更不取决于他是否曾经名噪一时，而在于他是否能少考虑自己，脚踏实地地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点有意义的事情。
五十年代中期，原华东局撤消时，曾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老明确向组织表示不再从政，希望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教育是根本，教育好下一代是国家兴旺的重要保证，有条件的党员应认真投入到这项革命工作中去。从此，他的后半生就置身于教育事业和潜心于学术活动和研究。基于在吉大、南大二校工作的思考、探索和实践，他对大学教育的职能、性质和规律有着清晰认识和明确阐述。他再三强调，我们做工作不能违反大学这个特定的规律，不能把机关工作的方法、工厂工作的方法甚而农村工作的方法搬到大学来，不能违反教学规律。很自然地，这里就提出一个在学校依靠谁的问题。他说依靠的问题很重要，学校的教学主要靠教师，正像刘备依靠诸葛亮不惜三顾茅庐那样，我们对教师要真心实意地依靠，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提高教师的地位要尊师重教。他说过，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水平。因之，学校就要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他本着对他们“相见以诚，相任以信，用其所长，是非分明”的精神与之交往，为他们分忧解难，发挥各人之所长，有的委以重任。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使学校的一切工作服务于教学和科研，服务于教师和学生。他说为教师和学生服务就是为教学服务的具体体现。要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为教学科研能不断开拓创新，为教师学生创造教与学良好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而尽心竭力。
长期革命斗争经历的锤炼，坚实的理论功底，使他具有敏锐洞察力，能高瞻远瞩。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提出：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培养人才做好教学工作本身就要坚持教学科研并重，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起着互为促进的作用。1962年在广州召开科学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科学计划的设想问题时，他参加了领导小组，他在会上谈到，高校教师队伍实际是一支相当强大的科研力量，提出高等学校必须设置一定研究机构的问题。聂荣臻元帅主持会议，基本同意他的观点，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把高校力量一定要组织起来”。后来事实证明高校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在科研方面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教学水平相应也得到很大提高。1983年，在全国高教会议上，他与另三位大学名誉校长建议将五十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同时他又给邓小平同志一封亲笔信函，进一步阐述他们的建议和设想，得到小平同志的重视，并在其信上批示：“请紫阳、依林同志考虑，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终促使211工程的形成与实施。这些也充分体现他对党和国家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文革前在政治系试点时，他提出了搞大文科的设想，文、史、哲打通，基础放宽（因文革未能实现）；针对文革后学生普遍存在语文水平低、文化素质差的情况，他提出为全校一年级学生开大学语文课；为加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创办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凡此种种，人们说他敢为天下先，实际只能说明他善于探索思考，勤于调查研究，敢于实践、敢于创新。他的爱才、惜才事例很多，人们多有知晓，不再赘述。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形势来看，有的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比如建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时，仅仅是文革后没几年，他自己也刚解放不久，人们的思想顾忌尚未全消。将程老这个有真才实学但当了18年右派的街道居民聘请至南大任教；五十年代在吉大聘请赋闲在家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于省吾执教并允其不参加政治学习，这些恐怕真是怎么一个“敢”字了得！他为什么敢，因为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是符合党的利益的，他不怕自己丢掉什么，不怕自己受到什么伤害。那时在南大校园里，经常听到他在礼堂做报告，与学生、教师开座谈会，去教室旁听老师讲课、参观实验室。他自己还给学生讲过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建校工地上、学生宿舍、食堂、操场都常有他的身影。他在做事随之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我知道他没有私心，他心里装的是“如何办好南京大学”，他为的是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
他自从南大繁忙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了以后，脑子里一直思索着的是自己断断续续酝酿了好多年的要对孔子进行系统研究、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作合理评价的计划付诸实施。他认为对这位古今中外留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和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应该也是学术界和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写了一篇《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虽有不同看法，但反响强烈。随后进行研究和写作《孔子评论》，整个过程得到了老、中、青三方面专家、教授、学者不同形式的帮助。他自知来日不多，而继承珍贵的历史遗产，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不可缺少的，从而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研究文献资料，撰写《孔子评传》。《孔子评传》出版后，他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原则问题从不妥协。对待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议则采取平和的心态，面对别人的批评，曾以“虚心请教，认真分析”八个字自律。他作为孔子基金会会长，曾致信聘请一位对他的学术观点持激烈反对意见的某知名学者担任孔子基金会副会长，该学者回信说“在孔子研究这个问题上，我和匡亚明先生观点不一致，我们不能坐到一条板凳上”。他则回函表明：“我们不是尊孔的，也不是反孔的，而是研孔的。正因为我们的观点不一致，才有必要坐到一条板凳上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意见都一致了，那就没有必要进行研究了。”这足以见其宽广的胸怀及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
在主持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上，他曾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什么？我认为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当前的实际，当前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直到近百年；另一个是中国三千年或五千年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长期历史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会形成灿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改革开放和加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满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遵照毛主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指示，《孔子评传》（齐鲁版）一出版，他就立即着手筹措以《中国思想家评传》的方式，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二百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撰写和组织，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在他生命最后数年，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想的、谈的、做的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二百部《评传丛书》。如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已经全部出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已逐渐为多数人所共识。
人们会记得曾为丛书呕心沥血、对之眷恋难舍而离去的那位执著老人，他不愧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
（丁莹如）
